白宫为黄镇饯行，黄镇在宴会中完成使美的最后一项重要使命
1977年11月3日中午，白宫一楼西端的宴会厅里热闹非常。正中云石大壁炉上方的林肯总统坐像，标志着这是美国的国宴厅。金色的灯饰、四壁的英国橡木镶板、精美典雅的餐具使宴会厅很显豪华，遗憾的是它只能容纳一百四十名宾客进餐，使得好些很有身份的人都没能出席欢送黄镇的宴会。
黄镇在奉调离开华盛顿前参加这个难得的宴会时，还接受了离任前最后一个重要使命。
这是美国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设宴为即将回国的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饯行。在宴会即将结束的时候，卡特总统也赶来了。卡特向黄镇同时也是向在场的记者们说：“中国派了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作为联络处第一任主任，使美国深感荣幸！由白宫出面为一位即将离任的外交使节饯行，在美国外交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宴会刚开始，黄镇就在纷至沓来的赴宴者中寻找一个人。
黄镇要找的这个人就是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是美国政府中的“鹰派”领袖，力主对苏持强硬政策，因而还获得了一个“北极熊克星”的绰号。他在卡特政府中是力主联华反苏的一个，在万斯对美中关系正常化采取拖延战略的时候，他却在积极推动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尽快发展。他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他认为“美中关系本身就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因此他极力主张在批准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之前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近年来他所采取的一种措施就是建立同中国领导人的一种对话关系，并认为或许这种对话关系就是某种战略关系的基础。他常与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定期会晤，在一起喝咖啡或是饮茅台，进行外交政策的探讨。这些讨论及时地被传送至北京的最高层，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布热津斯基还游说美国国务院支持美中关系正常化。他同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及霍尔布鲁克多次举行了对华政策评估会。
在万斯访华碰钉子回来不久，面对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的美中关系，布热津斯基想：时机来了，该轮到我了！
他觉得自己需要对北京进行一次私人访问，觉得访华将使他在制定对华政策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并在实现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发挥作用。布热津斯基授意奥克森伯格向韩叙提出：他希望中国领导人邀请他去北京访问。与卡特关系密切的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也主张让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与中国关系亲近的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也曾向北京方面建议邀请布热津斯基访华。北京了解了布热津斯基的情况和想法，意识到奥克森伯格等人转达这一信息或建议的重要，立即作了回应。
黄镇就是接到北京的指示，要在这次饯别的宴会上当面向布热津斯基发出访华的口头邀请。当时还有新闻记者在场，宴会后有关的新闻很快就传播出去了。
黄镇后来回忆说，邀请布热津斯基访华是自己在担任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五年半期间完成的最后一个重要使命。布热津斯基在与黄镇碰杯时，高兴地说：
“祝你卓越地完成了在美国的任务，祝你回程一路平安，很高兴将在北京与你再卡特总统夫妇为黄镇归国饯行。
次见面。”
布热津斯基愉快地接受了访问中国的邀请，却受到了国务卿万斯的强烈反对。万斯一直在美苏缓和的复杂背景下制定对华政策，如今对苏强硬的布热津斯基访华将会干扰其对华政策。万斯最担心布热津斯基可能利用这次访问，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夺取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权，削弱国务院对美中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影响，并有可能不顾损害美苏缓和的危险，加速推动美中关系正常化。
于是，万斯就极力阻止布热津斯基访华。
欢送黄镇的宴会刚结束，万斯和布热津斯基就爆发了激烈争吵
欢送黄镇的午宴刚结束，万斯就打电话给布热津斯基，明确反对其访华。
两人在电话里就展开了一番舌战，为此引发了激烈的争吵。万斯提出的是：是否任何一个政府官员都可以到中国去，如果可以去，应该由谁去。万斯偏爱的去中国的人选是副总统蒙代尔。与布热津斯基不同，蒙代尔没有对外政策制定权，不会对万斯控制的对华政策构成挑战。
两人只好吵到了卡特总统面前。当时，卡特对应当派谁去中国以及对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一时还不能作出决定，就将这个问题搁置起来。
其实，万斯与布热津斯基之间的这种矛盾，追溯原因，应该说是卡特自己定的决策结构造成的。卡特以万斯为外交家，以布热津斯基为智囊，以自己为最终的决策者，但卡特却从没有明确过这两位顾问各自的职责。因此，双方都想争夺外交政策的控制权，使自己手下的组织成为引导和管理决策程序的中心。
一方面，国务卿万斯认为“外交不能只取决于某一个人的才能，要想站得住脚，我们的政策应由执行机关加以制定”，也就是说由国务院的专家们来考虑。在他看来，国家安全委员会只要做好决策系统的管理工作就行了。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并不认为自己的任务仅仅是在决策机制中充当一名中立的管理者。布热津斯基说：“总统和我一致认为，国务卿并不负责制定白宫的外交政策，他只应当负责国务院的政策制定工作。”与尼克松和福特相反，卡特从不明确到底是万斯还是布热津斯基实际负责处理对外事务。总统不愿意在其班子内部进行明确的分工，这就使万斯和布热津斯基之间的矛盾竞争也愈演愈烈。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只是他们竞争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1978年2月初，卡特在同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的一次谈话中，重申他有兴趣建立与中国的关系，但他表示合适的时机是在1978年11月国会选举或是1979年底总统竞选时期开始的某个阶段。至于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卡特认为可以并行不悖地前进。由此看来，在万斯与布热津斯基的争论中，在1978年初的时候，卡特事实上是支持了万斯。卡特既不对关系正常化进程采取行动，也不派使者前往中国。可以说，在卡特执政的第一年，布热津斯基在与万斯的争论中败下阵来了。
尽管如此，布热津斯基仍然不懈地作出努力，来谋求卡特总统允许他去中国。因为他相信，如果他到北京，不仅可以帮助重新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势头，更可以在制定对华政策上享有更大的权力。1978年2月间的一天，布热津斯基利用他为总统简报国家安全问题的机会，建议说：“为了弥补我们在外交政策上对远东重视不够，不如选一个时间，让我去亚洲走一趟，把日本、韩国和中国列入行程。目的不是去谈判，而是进行协商。我一直在考虑，当前在战略方面同中国保持较好关系乃是上策。”
卡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的，你应该去的。”
万斯获悉后，赞同布热津斯基访问日本、韩国等国家，但仍然极力反对布热津斯基去中国，其内心的小算盘是担心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通过访华把国务院对华政策的制定权夺走。这是有前车之鉴的。
在尼克松总统时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就通过秘密访华，将罗杰斯国务卿的这个权力给夺走了。万斯在给卡特总统的一份备忘录里写道：“任何与中国人的谈判被誉为卡特的“基辛格”的布热津斯基都必须经过我。”
万斯还担心正在进行的美苏战略武器会谈会因此受到冲击。万斯明确地告诉布热津斯基说：“像你这样接近总统的人，现在不宜到中国去，以免给人以美中关系即将正常化的错觉。会使美苏正在进行的第二阶段‘限武’谈判变得更加复杂。如果真需要人去中国，依我看，蒙代尔副总统去北京更为适合。”
布热津斯基明白万斯赞同让蒙代尔访华，是因为副总统并不制定外交政策，而且对万斯的对华政策并不构成威胁。为了克服国务院的阻力，布热津斯基就在政府里寻找同盟者，幸好他得到了蒙代尔副总统和布朗国防部长这两个关键人物的支持。
到了1978年春天，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苏联在世界各地进行咄咄逼人的扩张攻势，并不断部署战略性核导弹，促使卡特总统重新评估他原来青睐的美苏缓和，重新认识苏联的威胁，相应地也降低了对作为其首席外交顾问的国务卿万斯的信赖。这个转变的标志是1978年3月17日卡特在威克·弗里斯特大学发表的演讲，强调美国现在是对苏联采取强硬路线的时候了！
这时，中国在1978年间解决了坚强睿智的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的问题，并决定加速发展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西欧、日本等国家在进入中国这个广阔市场的方面已经抢在美国的前面。卡特这才逐渐感到早日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不仅是美国安全的需要，也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这样，布热津斯基所主张的政策就逐渐获得了白宫的重视。卡特经过反复考虑，权衡再三，最后，于邓小平复出，中国开始改革开放！
1978年3月间拍板支持布热津斯基，批准了他在适当的时机应邀访问北京。访问的时间，将上报总统最后确定。为此，布热津斯基为访华召开了专门会议做准备，与会的有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部门主管中国事务的高级官员。
万斯眼见无法限制布热津斯基访华，就转而给卡特提出了一个备忘录，其内容是对美中关系正常化在程序上加以限定的框架。万斯想使布热津斯基在北京与中国官员的会谈只局限于战略对话的范畴内，而不讨论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实质问题。万斯希望布热津斯基同其一起签字后，呈递给总统，用作布热津斯基访华的指导原则。布热津斯基婉言拒绝了。
卡特精心挑选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难得的“机会窗口”
1978年4月的这天，他来到办公室的时间比往日要早，布热津斯基尚未送当日的国家安全简报来。他觉得早上头脑清醒，就再将案头的那份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实施战略报告又翻了一遍。
他的思绪在报告建议的建交时间“1979年1月1日”上停留了好一会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