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到使馆后，即同美国大使卡伯特联系，约定会面时间。在见面的前一天，国内又来指示，让他称病推迟正式见面的时间，他只好连续几天待在使馆里不出大门。事后他才知道让他推迟见面的原因，是国内正紧张地向福建前线调动部队、集结兵力，但因南方大雨，一些重要桥梁被大水冲断，火车停运，部队受阻。待铁路修复、前线兵力部署完毕以后，王炳南又根据国内的指示，重约与卡伯特会见时间。为便于交谈，更好摸清美方的情况，他采用了非正式会谈的方式，请卡伯特到他的官邸来品茗聊天。
6月23日，卡伯特应约前来，仍是不拘礼节、毫不在乎地在客厅入座，品着龙井茶，尝着中国小点心，两人神态轻松地聊起天来。王炳南采用迂回办法，先从东南亚局势的发展谈起，说中国政府对东南亚局势的发展感到担心。今年以来，美国增兵越南，出兵泰国，加紧干涉老挝，东南亚局势已经发展到随时可能引起大规模国际冲突的边缘。中国的态度一向是克制的，尽管蒋介石残部参加了老挝内战，中国的安全正遭受到严重的威胁，中国仍然没有放弃争取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努力，也没有放弃争取在不干涉有关国家内政的基础上使印度支那和整个东南亚局势缓和下来。但是，局势缓和下来的关键并不掌握在中国手中。
接着，王炳南缓缓地将话题一转，提出：中国政府还要提请美国政府注意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据王炳南回忆，卡伯特听到这个话，连刚刚端起的茶杯都放下了，神情突然严肃起来，目不转睛地望着王炳南。
王炳南郑重地说：美国政府完全清楚蒋介石集团准备窜犯大陆沿海地区的情况，这种准备工作正是在美国的支持、鼓励和配合下进行的。……美国的如意算盘显然是，支持和鼓励蒋介石进行军事冒险，不管冒险的情况如何，美国都可以收到进一步控制台湾的实力。在美国的支持和鼓励下，蒋介石集团正跃跃欲试。
在王炳南反复强调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支持时，卡伯特显得有些紧张了。
王炳南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民同蒋介石打过几十年的交道，完全懂得怎么对付他。中国政府必须指出，美国政府是在玩火，蒋介石集团一旦向大陆挑起战争，其结果绝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好处，美国政府必须对蒋介石集团的冒险行动和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王炳南最后说：鉴于形势的严重性，请卡伯特立即把上述情况报告美国政府。
卡伯特听完这段话，稍作思考后说：很欣赏大使先生的坦率精神，他将尽快地把中方所说的情况电告美国政府。他还很爽快地说：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决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卡伯特还说：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中美华沙会谈第一任美方代表：美国驻波兰大使雅各布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
当天，卡伯特一回到自己的使馆，立即给华盛顿发去了有关王炳南谈话的紧急报告。
据说，马歇尔国务卿走进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之前，是沿着走廊一边走着，一边不断地说着话，不是跟所遇着的人打招呼就是给对方下指示，这是因为这位五星上将国务卿在战争年代里养成了不断下达命令的习惯；而腊斯克国务卿却正好相反，他在走廊里走路时总是沉默寡言，几乎不说一句话，就是遇到熟人也不爱打招呼。
此时，腊斯克拿着卡伯特刚从华沙发来的紧急报告去面见肯尼迪。因为时差的关系，驻波兰大使卡伯特发给国务卿腊斯克的报告是6月23日发至国务院的。他一看，报告中称中方代表反复强调说美国要对蒋介石即将发动的反攻大陆的一切严重后果负责，就不能不使他立即联想起去年（1961年）刚刚发生在古巴的登陆行动。
那是一次使肯尼迪政府十分丢脸的外交败绩。
1961年1月，美国宣布与古巴断绝关系。4月14日，由中央情报局组织、训练、武装和运送的1400多名雇佣军，在美国飞机、军舰的掩护下，在古巴吉隆滩突袭登陆，企图颠覆卡斯特罗政权。但是，这次秘密的登陆行动不到两天就被古巴人民挫败。消息传出，美国内外纷纷谴责美国当局策划的这次侵略行径，令肯尼迪政府威信扫地。对于这次秘密行动，腊斯克是国务院中唯一知道详情的人。腊斯克最初不赞成这个计划，但肯尼迪在外交决策上赋予总统特别助理、国防部长、司法部长、中央情报局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更大的权限，因而腊斯克无力阻止这个秘密行动。中央情报局给总统的报告称采取这个行动“有百利而无一弊”，才酿成了这次失败。
华盛顿方面已经得到了有关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情报，腊斯克对此计划也持反对态度。这除了他担心重蹈去年吉隆滩登陆失败的覆辙外，还因为他一贯对蒋介石没有好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因勤奋工作而青云直上；1943年间，他刚30来岁就被调往中缅印战区，担任该战区盟军总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副参谋长，对蒋介石有相当的了解。他与史迪威一样，不喜欢甚至厌恶蒋介石。在朝鲜战争期间，他担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虽然极力主张美国出兵朝鲜，但也极力反对蒋介石派兵入朝参战。
近年来，大陆出现经济困难，中苏两国交恶，美国国会、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军方都认为，如果蒋介石进攻大陆，苏联将坐视不救。不久前，中央情报局驻台湾负责人甚至赶回华盛顿，提出美国掩护蒋军大规模“隐秘”登陆的方案，他得悉后就极力反对，认为这将是一次更大规模的“吉隆滩事件”。中央情报局与军方情报机构的日前报告称，中共从全国各地向福建沿海大量调运集结军队，还说前线地区有几天停止了客运。军方的高级专家认为大陆在目前的实力与环境下尚不至于发动攻占台湾的战役，最大可能是防御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顶多也可能再一次炮轰金门、马祖。他觉得美国方面既要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也要避免让中共误以为美国要放弃台湾。
于是，他就拿着华沙急电走向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要向总统表示他的反对意见。刚刚经历了吉隆滩惨痛失败的肯尼迪，当然不会再轻易听从中央情报局的主张。前不久，当中央情报局和军方主张支持蒋介石集团对中国大陆有所行动时，肯尼迪还特别同意腊斯克派出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和情报研究司司长希尔斯曼专程飞去台北访问，同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俩分别进行了长谈。蒋氏父子反攻大陆的论据没能说服美方。
经肯尼迪总统批准，腊斯克国务卿于6月26日复电华沙，指示卡伯特大使通报中共王炳南大使：美国决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另一方面肯尼迪指示军方，加强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以避免中共误以为美国要放弃台湾。
美方还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反对任何一方在台湾海峡动武，对沿海岛屿保持1955年以来的政策不变。
卡伯特接到了华盛顿的明确指示后，在会谈中对王炳南说：“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在以后的会谈中，他又好几次重复了这个保证。据王炳南在回忆录里记述说：
……在分手时，卡伯特甚至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
听了卡伯特这个明确的表态，我的目的达到了。我不禁松了一口气。美国的态度已经很清楚，这正是我们急于要知道的。这个重要情况将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对福建前线战略部署的制定。我一刻也不迟缓地把卡伯特谈话内容报告了国内。
事后，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我及时摸来了情报、了解了美国的态度十分满意，这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作用。
1963年9月，蒋经国访美回台后就改变了调门，不再鼓吹“反攻大陆”了。
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又缓和下来了。
1963年11月，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由约翰逊接任总统。中美大使级会谈仍然没有进展。
1964年4月5日，双方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时，王炳南告诉卡伯特，自己将奉调回国，这是中美大使级第120次会谈，也是他最后一次作为中方代表参加会谈；以后的会谈中方代表由新任中国驻波兰大使王国权继任。会谈结束后，双方还吃了一顿饭。当卡伯特获悉王炳南将升任外交部副部长时，还向其表示了祝贺。
中美双方在华沙的大使级会谈之所以没有中断，是因为中美两国之间都需要在相互不承认的情况下，保持着这个唯一而独特的接触渠道。此后的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中断，但几乎千篇一律，你谈你的，我谈我的，且时断时续，难有进展。正如1968年11月26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就第135次会谈的会期问题发表谈话时所说的：“中国政府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一贯坚持两项原则，第一，美国政府保证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拆除它在台湾省的一切军事设施；第二，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但是，13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就这两项原则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而是本末倒置，老在一些枝节上做文章。中国政府已经明确告诉美国方面，中国政府是绝不以原则做交易的。如果美国方面继续采取这种做法，不管美国是哪个政府上台，中美大使级会谈决不会有什么结果。”
这时，美国在侵越战争中越陷越深，败局已定，华盛顿当局需要通过改善对华关系来摆脱它在越南的困境和对付苏联的扩张。美国副总统汉弗莱就曾于1968年7月表示要积极地与中国“搭桥”，并主张“谋求同大陆（中国）建立正常关系”，“取消对非战略物资贸易的限制”。因此，当中方11月25日建议于1969年2月20日重开华沙会谈时，美方即表示欢迎。但是，由于深陷越战泥潭的约翰逊政治声望日益低落，且卸任在即，其政府已不可能对改善中美关系采取重大措施。这样，中美会谈只好暂时中断。
于是，改善中美两国关系的历史责任就落到了新当选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