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窗外是伸手不见五指的一片黑暗，唯一能够说明列车前进速度的便是那似乎永不停歇地从车厢地板下发出的“咯噔咯噔”的节奏感。
说起来这还是我第一次乘坐软卧车厢，虽然是软卧可却没有暖气，这在Sibirya简直是让人遭罪的事情。与野外不同，在那里还可以生火，而在冰窖一般列车车厢里，只能死死地裹在一层又一层的毯子下面抵御着寒冷的侵袭。
莉萨早已受不了这种煎熬，她在半小时前就离开了这儿，前往人更多的硬卧车厢，那里应该稍微暖和一点。
现在独自一人躺在床铺上，感觉到有些寂寞，车厢内阴瑟地空气令我无法入睡。心烦意乱之际我从衣兜里取出了烟斗，又摸了摸口袋里的烟丝，可一想到喉咙因为感冒而肿痛着，便打消了抽烟的念头。
手里握着空烟斗，脑海中追忆起在乌拉尔的童年岁月，那时家里的生活虽然清贫而且单调，但是有父亲和母亲、还有哥哥在身边，自己从来不要为生活而操心，如今想来那是多么无忧无虑的日子啊？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自己面对着艰巨的生活，只有一往无前地走下去。
想及此，一首儿时熟悉的露西亚歌谣慢慢地压上了胸膛，我不禁独自吟唱起来：
“从山冈到大海，
从大海到山冈
那辽阔地大地富饶又美丽
从夏天到冬天
从冬天到夏天
万物在这儿繁衍生息
从天晴到天阴
从天阴到天晴
雨露和阳光滋润着独尾草”
一曲唱毕，忍不住强烈地咳嗽起来，看来这感冒的确闹得不轻，我开始担心自己是否染上了可怕的流感？毕竟这是从乌拉尔过来开往东部的最后一列客运班车，而欧洲爆发的流感随着军队的调动可能已经蔓延到了乌拉尔地区。
“该死的，我可不能在这里病倒了。”由于非常担心自己的病况，我开始心神不宁，在这种密闭的车厢里一旦传染流感必定会引发一场灾难。
是否要告诉其他人以寻求帮助呢？可如果真的是流感，肯定会被赶下列车，那样就只剩下等死一途了。我心中焦虑地斗争着，试图说服自己接受某种解决的方法。
就在我左思右想之际，从隔壁铺位上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这首歌真好听，能否请您再唱一遍？”说话的声音并不响，却很清晰。
“抱歉先生！”我有意咳了几声，“我的喉咙不大舒服。”
“您感冒了？”隔壁的问道。
“是有点，不过不严重。”虽然说了实话，可仍然担心引起对方的误会。
“注意保暖，多喝点热茶，这样过几天就会好起来的。”那人到显得挺热心。
“谢谢。”
“祝你早日康复。”
“对了小姐，能否告诉我您的目的地？”看来隔壁那人想与我聊天。这也不错，至少能够打发无聊的旅程。
“我和朋友去京城。”我说道：“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去一趟上海。”
“做生意的么？这年头兵荒马乱的也不容易。”对方像是在随口猜测。
“不……去参加会议。”我告诉那人。
“真巧，我也是去京城参加会议的。”他说道。
在进一步闲聊之前，我揣摩着那个家伙究竟是去参加什么会议呢？也许对方也抱着同样的想法，于是我们之间形成了片刻的沉寂。
“第二国际那样的会议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能是浪费时间。”对方先开了口，却似在自言自语。
“我们不需要那种不解决问题的会议。”我顺口说道，而后又意识到了他刚才提了“第二国际”，于是心情激动地问那人：“您是社会民主党员么？”
“是的。”那人回道，接着又问我：“您也是么？”
真料想不到隔壁铺位上的竟然是位同志，我没有疑虑便直接报出了自己的党内职务：“我是乌拉尔边疆州执行委员会书记。”希望以此取得对方信任。
“原来是我们坚强的****娅同志，我早就听说您那出色的工作能力了。”对方马上说出了我的化名，显然是位了解我们工作的人。
“那么您是？”对于隔壁铺位我产生了好奇心。
“您过来就知道了。”那人故作神秘地说道。
在激动和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忙着起床披上大衣，打算去会一会那位同志。可转念又想到了自己正患感冒，若是流感便会传染给别人，所以立刻打消了过去的念头。
“既然您不肯告诉我，那就算了。”我这样回道：“我们就这样聊下去也不错。”
“也是，您现在不宜起床。”他说完似乎在考虑什么，而后说道“就叫我德声吧。”
“哦，德声同志。”我点了点头。
“****娅同志，我早先在瑞士的时候就读过您在《工人之路》上发表的文章，写得很好，其中对民族问题的一些见解很独到！”德声同志提起这个话题显然是希望就此展开讨论。
“您过奖了，那时过分拘泥于民族自决权，而没有更深入地分析阶级的问题，现在看来那样的认识是不足的。”我并不是有意表示谦虚，而是要说出内心实在的感受：“如果不提阶级矛盾，而只谈********，那各民族自决就成了一句空话，如果民族自决权意味着各民族的上层分子代替原先的皇帝和各级官吏来统治人民，那么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罢了，假如是这样的‘民族自决权’人民就仍然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就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族自决权’，比如威尔逊最近提出的‘民族自决权’。”说到这里我不得不停下来，考虑接下来该些说什么？
“说得不错，不过在边疆地区我们也不能忽视民族问题，忽视它是要犯错误的。”隔壁响起了德声同志的声音。
“确实是这样的。”对于他的提醒我表示赞同，并且接着说道：“去年的时候我在乌拉尔斯克组织当地工人罢工，有一个汉族工人这样对我说：‘虽然无法忍受现今窘迫的生活，但是我同样不希望国家遭受战败，如果可能的话，只要稍许改善我的生活，我会回厂里干活，并继续支持这场战争。’还有一个同志给州委员会来信，在信中提到：‘如何向工人解释资本家同这场战争之间的利益关系？因为资产阶级的舆论把战争目的描绘成从西方殖民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南洋和南亚人民，同时打破英、法资本对那些地区资源和市场的掠夺，就国内而言它为资本家争取新市场的同时也为我国工人争取到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福利，似乎这场战争成了无比正义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不得不花时间重新审视民族主义，认真地阅读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
“这些观点将长时间的存在，但是不用过于担心，我的同志。”听了我的阐述后，他又说：“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使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觉悟，那些认为通过战争将会获取民族利益的观点正日益地突显苍白。为什么呢？因为人们终归是要生活、要吃饭，这就需要和平的劳动，而战争是不会带来人民所需要的东西的，几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点，旷日持久的战争打碎了一切无知的迷梦。现在需要向人们解释的不再是我们为什么不要战争，而是说应该如何实现和平？我曾经与一位德国社会民主党员讨论过对战争的看法，我对他说如果德国的资本家告诉德国的工人，战争是为了全体德意志民族从英法手中夺取海外利益，那么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告诉德国工人，革命是为了从资本家手中夺回他们的劳动果实。在我们的国家里、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里，资本家和贵族们即使得不到什么海外利益也能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无产阶级和农民则饥寒交迫衣不蔽体，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国家发动一场战争是为了改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生活呢？这简直是荒谬绝伦的谎言！”
“说得对极了，那种谎言正在破产，应该说已经破产了。”对于他的话我由衷地表示赞同。
“目前，我们应该做的不仅是宣传，还要鼓动，小心谨慎，但信心十足。”德声的声音开始显得有些激昂，“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要夺取政权，只有夺取政权才能够获得和平。”他说道。
“您能够这样认为真是太好了，我们完全想到一块去了。”既然对方阐明了自己的观点，那么我也把压在心里的话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很快就会证明，靠临时政府和那些虚伪的革命家根本不可能取得和平。一方面资产阶级把持着的临时政府会千方百计地排挤阻饶工农和士兵代表参加立宪会议，工农无法通过这样一个会议获得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这个临时政府是软弱无力的，它随时会把权利拱手交给保皇派和那些打扮成保皇派的野心家。我做了这些年的工作，总算明白了一点道理，革命不是细嚼慢咽，而应该是急风暴雨，对付武装的反革命只有用武装的革命来针锋相对。”
“****娅同志，要是我们党内能够多一些你这样的人就好啦！”不知何故，听完我的话，德声同志的言语中透出了些许沧桑与无奈的味道。
我猜想着他话中的意思，联想到以前与同志们就一些决定展开的争论时，无论最终结果是否如愿，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去执行所谓的“共识”，于是觉得有必要就此讲一些自己的感悟：“即使一个人的观点完全正确，要让别人毫无保留地接受也是不现实的。就拿我自己来说，以前在教会学校的时候，被灌输了那种渎罪思想，什么‘上帝爱我们所有人’、‘使人遭受苦难是为了救渎人们的灵魂’，开始对这些也深信不已，可是一旦想到自己的家庭，想到母亲为了养育我们所遭受的艰辛，又看到了更多穷苦人的处境，我就不禁自问‘难道大多数人的灵魂都是有罪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制造这个世界的所谓‘上帝’岂不是最大的罪孽源头？所以我很自然地不再相信那种东西，并且一再告诉自己，活着并不是为了渎那些莫须有的罪，而是要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一直到最近，由于一些经历，我开始反省那种过度的自信，提醒自己要认识过错，生活不是为了渎罪，但也不能缺少反省，光靠自己一个人终将一事无成。”
在我说完之后隔壁沉默了很长时间，就在我以为二人之间的聊天已经结束的时候，透过隔板再一次听见他的声音。
“您的想法是对的……我想革命需要的是实践，不是先知，不能依赖‘掌握真理的少数人’。”他只回了这一句。
我下意识地深吸了一口阴冷的空气，在气流的刺激下，气管难受得要命，不一会儿车厢里便回荡起了一阵阵剧烈地咳嗽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