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立太子之后，享国长久，为汉太宗，是则何害其为明主也？后唐明宗储嗣不早定，而秦王从荣后以举兵窥觊陷于大祸，后唐遂乱，此前世之事也。况闻臣寮所请，但欲择宗室为皇子尔，未即以为储贰也。……陛下何疑而不从乎？”后经群臣努力，仁宗立赵宗实为皇太子。嘉佑八年（１０６３）仁宗去世，太子继位，是为英宗。但英宗多病，曹太后听政，与帝不睦，有废立之议。
因英宗生父濮安懿王的称号问题，群臣发生激烈争吵。治平四年（１０６７）英宗病逝，神宗继位。在短短四年中换了三个皇帝。
一朝天子一朝臣，在封建社会中，随着皇位的更迭，往往惩治前朝大臣，《诗笔》（卷五七）集中表达了欧阳修当时的心情：“黄犬可为戒，白云当自由。无将一抔土，欲塞九河流！”一抔土是无法塞九河的，“牵黄犬”、“逐狡兔”而不可得的秦相李斯的教训，更促使他不断上表乞外任。神宗一即位，六十一岁的欧阳修就出知亳州，改青州、蔡州。在青州因拒绝执行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受朝廷诘责，他于是连章告老，于熙宁四年（１０７１）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退休于颍水之上”，“更号六一居士”，并撰《六一居士传》（卷四四），决心以藏书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伴他这一位老翁，以摆脱“轩裳珪组”、“忧患思虑”之累。可惜，这种“乐且适”的生活很短，次年（１０７２）他即卒于颍州，享年六十六岁，赠太子太师，谥文忠。其《寄答王仲仪太尉素》（卷五七）云：“平生自持心无愧，直道诚知世不容。”
这就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事迹见韩琦《欧阳公墓志铭》（《安阳集》卷五○）、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栾城后集》卷二三）、《宋史》卷三一九本传。
宋代多文学世家。欧阳修之子欧阳发、欧阳棐均能文。发字伯和，少好学，师事胡瑗。不治科举，文词独探古始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无不悉究。以父恩补将作监主簿，赐进士出身，累迁殿中丞。卒年四十六。
欧阳棐（１０４７-１１１３）字叔弼，初以父荫守秘书省正字。治平四年，中进士乙科（《隆庆临江府志》卷一○），调陈州节度推官，未赴任。及欧阳修卒，始以大理寺丞为审官东院主簿，为官制局检详官，同知大宗正丞事。迁朝奉郎，改尚书主客员外郎，摄领吏部左选。哲宗即位，为实录院检讨。出知襄州，徙潞州。
元符三年，召为吏部郎中，迁右司郎中，复出知蔡州。入元佑党籍，坐废十余年。政和三年卒，年六十七。棐亦博览强记，通贯经史，尝代其父欧阳修撰文，人不能辨。着述甚丰，有《尧历》三卷、《合朔图》一卷、《历代年表》十卷、《三十国年纪》七卷、《九朝史略》三卷、《食货策》五卷、《集古录总目》二十卷、《襄录》二卷，文集二十卷，均已佚。事迹见毕仲游《西台集》卷六《欧阳叔弼传》、《宋史》卷三一九本传。
第二节 “纡余委备，往复百折”
欧阳修的文学创作成就卓着，可谓诸体皆佳，苏轼《六一居士集叙》（卷一○）曾评论说：“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唐末五代文学，骈俪之风占据主流。宋初以杨亿为代表的西昆体又风靡一时，在欧阳修之前，柳开、王禹偁等古文家都奋起反对五代文弊，而成效甚微。直至欧阳修出，大力倡导古文，才使古文蔚然兴盛。
欧阳修的文学创作成就首推其文，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卷一二）中说：
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镵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愈）之文，如长江大河，浑然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陆贽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当，有执事之实。而执事之才又自有过人者，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
这里苏洵把欧文与唐文（韩愈、陆贽、李翱）作比较，归纳准确，评价公允，概括了各家的独特风格，强调“自为一家之文”，认为欧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他完全就文论文，很少有北宋道学家论文的迂腐气。
欧阳修着名的《秋声赋》（卷一五），设为作者与童子的问答，首写秋声：“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秋声有如淅沥的细雨，奔腾的波涛，金铁相撞之声，衔枚疾走的行军之声，这就使抽象的声音具有了质感。再通过“余”与“童子”的对话写秋之为状：“余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余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
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这里写到秋色、秋容、秋气、秋意，钟惺评云：“秋声，无形者也，却写得形色宛然。读之使人悄然而悲，肃然而恐，真可谓绘风手矣。”
接着又以刑官、兵象、音乐写秋以肃杀为心：“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用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而写秋声、秋形、秋心都是为了烘托自己“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
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最后以“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余之叹息”结，进一步烘托自己的悲凉心情。孙琮论此赋结构云：“作赋本意只是自伤衰老，故有动于中，不觉闻声感叹。一起先作一番虚写，第二段方作一番实写，一虚一实已写尽秋声。第三段止说秋之为义专以肃杀，引起第四段自伤衰老为一篇主意。
结尾“虫声唧唧”亦是从声上发挥，绝妙点缀。读前幅，写秋声之大，真如狂风怒涛，令人怖恐；读末幅，写虫声之小，真如嫠妇夜泣，令人惨伤：一个“声”字写作两番笔墨，便是两番神境。”（同上）此赋运用各种比喻，把无形的秋声描绘得生动形象，行文转折跌宕，气象悲壮，成为传颂千古的名篇。楼昉云：“模写之工，转折之妙，悲壮顿挫，无一字尘涴。”这是文赋的代表作。骈偶作为一种修辞形式，即使不是每篇文章都有骈句，但至少是每种文章体裁都有骈句，这篇文赋也有不少骈句，如“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之类。
欧阳修的议论文逻辑周密，说理透彻，义正词严，而无剑拔弩张之态，如《朋党论》（卷一七）。谢枋得论此文背景云：“仁宗时，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位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为谏官，欲尽革弊政，欧阳公忧之，既上疏论杜、富、韩、范皆公忠爱国，又上《朋党论》，以破邪说，仁宗感悟。”可见此文是为扞卫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而作。全文劈头第一句就点明了主旨：“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这是一般流行的观点，接着就提出令人“意外”的观点，这就是君子有朋、小人无朋：“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储欣评云：“小人无朋”一语，开凿鸿蒙，自公而前，未之闻也。”接着举史以证其说，先举尧：“尧之时，小人共工、欢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凯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次举舜：“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再举殷、周、汉、唐的兴亡为证：“《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
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余诚论此文结构云：“前半极言人主宜辨君子小人，后半历引治乱兴亡之迹作证，以人君之不能辨君子小人，多由于未明治乱兴亡之迹也。前后本属一意贯注，而篇首以“自古”句伏后半篇，篇末以“其能辨”句抱前半篇，起伏照应，尤见紧密。”《山晓阁选宋大家欧阳庐陵全集》卷二孙琮评末段云：“不说君子无朋，反说君子有朋；不说朋党不可用，反说朋党有可用。不是欧阳公故为翻新之论，只要归到人主能辨一句上去，见得人主能辨，有党亦可，无党亦可，只要问其君子与小人，不要问其党与不党。得此主意，横说竖说，无所不可。大意前幅已尽，后幅不过历引作证。后幅历引凡六段，不嫌其零杂者，全在末幅倒卷有力，故不散漫，此文之善于审势者。徐扬贡评：文忠在谏院进此论，明白洞达，意在破君之疑。援古事以证辨，反复曲畅，文格方严，而复婉切近人。”
欧阳修的《纵囚论》（卷一八）揭露唐太宗的纵囚只不过是干誉求名的行为，先是总论：“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孙奕对开头一段特别是第一句评价甚高，认为“第一句便道尽题意而尽善尽美”：“为文有三难：命意，上也；破题，次也；遣辞，又其次也。不善遣辞，则莫能敷畅其意；不善涵蓄题意，破题何自而道尽哉！则是破题尤难者也。尝即是而观古文，第一句便道尽题意而尽善尽美者，我国朝得三人焉。欧阳文忠公《纵囚论》曰：“信义行于君子，刑戮施于小人。”则一句道尽太宗求名之意矣。”
接着论唐太宗纵囚为不近情理：“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张伯行认为：“只“求名”两字，勘破太宗之心，便将一段佳话尽情抹倒。行文老辣，不肯放松一字，真酷吏断狱手。”吕葆中亦认为：“从不近人情意说人，而以“求此名”一语为破的。篇中穷人情，究事理，几于只字不可移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