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着名理学家张载及对他执弟子礼的吕大钧、程颢及洛党干将朱光庭皆于是科进士及第，而张载、程颢二人更是宋代理学的奠基者。
第一节 宋代理学
汉儒解经重名物训诂，宋儒解经重义理性命之说，故宋代儒学被称为理学或道学。《宋史》在卷四三一至四三八《儒林传》外，还在卷四二七至四三○设《道学传》四卷，列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刘绚、李吁、谢良佐、游酢、张绎、苏昞、尹焞、杨时、杨戬、罗从彦、李侗、朱熹、张栻、黄干、李燔、张洽、陈淳、李方子、黄灏等。这说明道学是新儒学，与此前的儒学有较大的区别。程颐说：“今之学者岐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也。”他所说的“文士”即各正史列入《文苑传》的文学家，“谈经者”即各正史列入《儒林传》的儒士，“知道者”即宋代的道学。宋初陈抟的《先天图》、《太极图》已开宋代理学的先河，其后胡瑗、孙复、石介有“宋初理学三先生”之称。孙复着《春秋尊王发微》以尊朝廷，适应了宋代加强中央集权、加强对士子思想控制的需要。但理学的真正创始人是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直至南宋朱熹始集其大成，形成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
宋代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宋初的理学家并不反对文学，重道轻文发展到否定文学主要是北宋中期的道学家，而以程颐最为突出。南宋理学家只要求文学为其理学服务，但并不否定文学，认为“出乎学问以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诗亦然。”“如欧公、曾南丰、韩昌黎之文，岂可不看？”因此，南宋理学家多能诗文。
周敦颐（１０１７-１０７３）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
少孤，养于外家，景佑中，以舅父郑向荫，奏补试将作监主簿，授洪州分宁县主簿。为南安军司理参军，移郴州桂阳令。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县。改虞部员外郎，通判合、虔二州。熙宁元年，知郴州，为广南东路转运判官。三年，提点本路刑狱。以疾乞知南康军，分司南京。家于庐山莲花峰下，门前有溪名濂溪，学者称为濂溪先生。六年卒，年五十七。南宋嘉定时赐谥元公。
淳佑元年，封汝南伯，从祀孔子庙庭。着有《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十卷。今存《周元公集》八卷，遣书、杂着、图谱、诸儒议论及志传、祭文皆收于中，并非尽为周之诗文。事迹见潘兴嗣《濂溪先生墓志铭》、朱熹《濂溪先生行实》（《濂溪集》附），《宋史》卷四二七本传。
敦颐博学，善谈名理，尤精于《易》，为宋代理学创始人，程颢、程颐皆从之学。在宋代理学家中，他最早提出“文以载道”说，谓“文辞，艺也；道德，实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通书·陋》又云：“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此开道学家重道轻文之先声。
但其诗文实精粹深密，黄庭坚《濂溪诗并序》（卷一二）云：
“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好读书，雅意林壑，初不为人窘束世故。权舆仕籍，不卑小官，职思其忧。论法常欲与民，决讼得情而不喜。其为小吏，在江湖郡县盖十五年，所至辄可传。”
其《拙赋》（卷二）是一篇骚体赋：“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贼，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呜呼！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何平仲《题周茂叔〈拙赋〉》（同上附）点明了此赋主旨：“伪者劳其心，关机有时阙。诚者任其真，安知拙为拙。舍伪以存诚，何须俟词说。”
他的《爱莲说》（卷六），以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比喻君子的高风亮节，尤为脍炙人口：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朱熹甚喜此文，其《爱莲》诗云：“闻道移根玉井傍，开花十丈是寻常。月明露冷无人见，独为先生引兴长。”并为之刻石，并撰《书濂溪先生爱莲说后》（卷八一）：“右《爱莲说》一篇，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尝以“爱莲”名其居之堂，而为是说以刻焉，熹得窃闻而伏读之有年矣。属来守南康郡，实先生故治，然寇乱之余，访其遗迹，虽壁记文书一无在者。熹窃惧焉，既与博士弟子立祠于学，又刻先生像、《太极图》于石，《通书》遗文于版。会先生曾孙直卿来自九江，以此说之墨本为赠。
乃复寓其名于后圃临池之馆，而刻其说置壁间，庶几先生之心之德，来者有以考焉。”史绳组《学斋占毕》卷二云：“濂溪周子作《爱莲说》，谓莲为花之君子，亦以自况，与屈原（《橘颂》）千古合辙。不宁惟是，而二篇之文皆不满二百字，咏橘咏莲，皆能尽物之性，格物之妙，无复余蕴。盖心诚之所发，万物皆备于我之所着形，是可敬也，读者宜精体之。”《蔡氏古文评注补正全集》卷八过珙云：“濂溪先生写《爱莲》，而寓意在莲之外：
曰“不染”者，贫贱不移也；“不妖”者，富贵不淫也；“中通”者，静虚也；“外直”者，达顺也；“不蔓不枝”者，主一也；“香远益清”者，永终誉也；“远观（而）不可亵玩”者，可大受不可小知也。学者读此，可为明德洗心之助。”这未免有点道学先生解经的味道。周氏《爱莲说》对后世影响颇大，南宋陈宓曾撰《续爱莲说》，言莲有六美：“周子为《爱莲说》尽矣，某又推广之。开以子，阖以午，喜阳而恶阴，一也。暑不能浊，雨不能濡，寄迹泥途之中，超然造化之表，二也。一年种之，百年不绝，亶出天工，不假人力，三也。华实既称，根叶能香，四也。材为时用，无一可弃，五也。一花一叶，对待不孤，六也。备此六美，百卉岂可同时语哉！意者，化工三春之余，收拾余巧，一施之大夏，不然何其奇也。咏叹不足，作《续爱莲说》。”
周能诗，其《游大林》（卷二）云：“三月山房暖，林花互照明。路盘层顶上，人在半空行。水色含云白，禽声谷应清。天风拂襟袂，缥缈觉身轻。”宋陈郁《藏一话腴》内编卷上：“濂溪周先生《倦吟集·游庐山大林寺》一律云：“水色含云白，禽声应谷清。”余味其词意，则前一句明后一句，诚道在是矣。”明杨慎《濂溪诗》云：“《濂溪集·和费令山游》诗云：“是处尘劳皆可息，时清终未忍辞官。”此乃由衷之语，有道之言，所以不可及也。今之人口为怀山之言，暗行媚灶之计，良可恶也。唐僧昙秀云“住山人少说山多”，杜牧云“尽道青山归去好，青山曾有几人归？”杨所引诗原题为《游山上一道观三佛寺》，是一首七绝：“琳宫金刹接林峦，一径潜通竹树寒。是处尘埃皆可息，时清终未忍辞官。”杨慎所说《和费令山游》，原题为《和费君乐游山之什》：“云树岩泉景尽奇，登临深恨访寻迟。长楼未得于何记，犹有君能雅和诗。”有的本子题作《和前韵》，故杨慎作《和费令山游》也不错。杨称周诗为“由衷之语，有道之言”，讥“今之人”言行不一，尤为痛快淋漓。《游大林》及《春晚》（卷二）的“花落柴门掩夕晖，昏鸦数点傍林飞”，皆意象生动，富于情韵，亦无道学家气。
邵雍（１０１１-１０７７）字尧夫，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州），早年随父移居共城（今河南辉县）。读书苏门山百源上，学者称百源先生。李之才摄共城令，闻其好学，尝至其家，授以图书先天象数之学，妙悟神会，多有所得。皇佑初，定居洛阳，西京留守王拱辰为买天津桥西旧地，建屋三十间。雍自耕以供衣食，名其居曰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仁宗嘉佑中，诏求天下遗逸，授将作监主簿。复举逸士，补颍州团练推官，称疾不赴，隐居洛阳几三十年。
时富弼、司马光、吕公着退居洛中，常与之交游。熙宁十年卒，年六十七。元佑中，赐谥康节。着有《皇极经世》六十二卷，古风、律诗二千篇，题曰《击壤集》。事迹见程颢《邵康节先生墓志铭》、范祖禹《康节先生传》、《宋史》卷四二七本传。
邵雍为宋代理学象数体系开创者，也是理学诗派创始人。
魏了翁《邵氏击壤集序》（卷五二）说：“邵子平生之书，其心术之精微在《皇极经世》，其宣寄情意，在《击壤集》。”也就是说，他的理学成就集中于《皇极经世》一书，而诗歌成就则为《伊川击壤集》，他首先是一位理学家，其次才是诗人。在邵雍生活的时代，是北宋理学形成的时代，他的《皇极经世》一书，是北宋理学的奠基石之一；也是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北宋诗文革新完成的时代，而他的《伊川击壤集》又在欧、苏之外形成一种特殊的理学家的诗论和诗风。这种诗论和诗风不仅对同时及其后的理学家诗产生过深远影响，而且对整个宋诗都产生过巨大影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击壤集提要》云：“北宋鄙唐人之不知道，于是以论理为本，以修词为末，而诗格于是乎大变，此集其尤者也。”王丹墀《偶成六绝句》云：“才子文章讽谕工，那堪哀怨逐秋鸿。直从《击壤》寻流派，盛世何曾有变风。”洪亮吉《道中无事偶作论诗截句二十首》云：“美人香草都删却，长短皆摩《击壤》篇。”总之，邵雍在哀怨秋鸿、美人香草的才子诗之外，形成了一种“以论理为本”的理学家诗。
邵雍的诗歌理论，集中表现在他的《伊川击壤集序》中。
序一开始就阐明了他作诗的目的：“《击壤集》，伊川翁自乐之诗也。非唯自乐，又能乐时，与万物之自得也。”这是道学家的诗论，着重阐明儒家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诗教，认为孔子删诗以善恶垂训：“子夏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声成其文而谓之音。是知怀其时则谓之志，感其物则谓之情，发其志则谓之言，扬其情则谓之声。言成章则谓之诗，声成文则谓之音。然后闻其诗，听其音，则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谓身也、时也。谓身则一身之休戚也，谓时则一时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戚，则不过贫富贵贱而已；一时之否泰，则在夫兴废治乱者焉。是以仲尼删《诗》，十去其九。诸侯千有余国，《风》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
盖垂训之道，善恶明着者存焉耳。”他指责近世诗人溺于情好：
“近世诗人，穷戚则职于怨憝，荣达则专于淫泆。身之休戚，发于喜怒；时之否泰，出于爱恶。殊不以天下大义而为言者，故其诗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他说他自己以名教为乐，虽生死荣辱转战于前，未尝入于胸中。他所作诗异乎他人所作，不限声律，不沿爱恶，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吟咏性情而不累于性情。道学家重道轻文，提倡义理，轻视艺术规律，本文已见端倪。其道学气远比周敦颐浓，但并不像其他一些理学家那样认为作诗害道。
其诗作在南宋被称为“邵康节体”，成为理学诗派的代表。
他主张作诗不必苦吟，随口成章，故在治学之余积有大量诗篇，现存诗一千五百余首。其《无苦吟》（卷一七）云：“平生无苦吟，书翰不求深”；《闲吟》（卷四）云：“句会飘然得，诗因偶尔成。”这正是其创作情状的写照。诗风以通俗明畅为特色，语言务求浅近，有的诗甚至如同白话。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六谓其诗“辞极卑，道理却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亦云：“邵子之诗，其源亦出白居易”，“意所欲言，自抒胸臆，原脱然于诗法之外。”其流弊是大谈性理，率尔成章，缺乏文采。其诗好用虚词，《履斋示儿编》卷一○《康节诗无施不可》：“康节先生六言《四贤吟》云：
“彦国之言铺陈，晦叔之言简当。君实之言优游，伯淳之言条畅。
四贤洛阳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宁之间，大为一时之壮。”
今尽去其“之”字，为五言亦可，乃见有不为剩，无不为欠。至如“前日之事今日不行，今日之事后来必更”，是此又有韵散文也。
施之文卷中，人将罔觉。”这类“有韵散文”诗在邵诗中很令人注目，如“见风而靡者草也，见霜而靡者亦草也。见风而鸣者松也，见霜而凌者亦松也。见风而靡，见霜而伤，焉能为有，焉能为亡”（卷一六《风霜吟》）；“君子知人出于知，小人知人出于私。出于知，则同乎理者谓之是，异于理者谓之非；出于私，则同乎己者谓之是，异乎己者谓之非”（卷一七《知人吟》）；“时难得而易失，心虽悔而莫追。不知老之将至，不知志与愿违。”（卷一九《得失吟》）这些所谓诗，纯粹是散文，“施之文卷中”，确实“人将罔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