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笔，我国素来有“恬笔伦纸”之说。就是指“蒙恬造笔”的故事。其实毛笔并不是蒙恬创制的。大量文献资料和考古遗物都证明，早在蒙恬之前，笔就已经存在了。1954年，在湖南长沙古家公山一座战国时期的木椁基中，发掘出一支毛笔，是用上好的兔箭毛制成的，用细小的丝线缠住笔头与笔杆，外面涂漆加以固定。这可以说是我国存世最古的笔了。至于蒙恬所造的秦笔，从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实物来看，只是在战国毛笔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后的结果。
中国人何时用砚台，至今恐怕还是一个谜。作为研墨工具，砚台是伴随着墨的发展而发展的，从大量的考古遗存看，无论是西安半坡，还是宝鸡北首岭等处，都曾发现仰韶文化时期的研磨器，由于制作粗糙，造型简单，很难称得上后世意义上的砚台。1930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今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发现了一套古代绘画工具。考古专家在一个原始人的骨架旁，发现了一块石砚，上面还盖有石盖，掀开石盖，砚台凹处有一支石质磨棒，砚台旁有黑色颜料（氧化锰）数块，以及灰色陶质水盂共五件，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彩绘陶器工具。姜寨遗址，是属于仰韶文化初期的一处比较完整的母系氏族村落。这一发现，把砚台的历史上推到五千年前。
纸、墨、笔、砚、在明代以后，由于它们已日趋完善，成为文人学子们从事文化创造的需要工具，被称为“文房四宝”，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倘若没有它们，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的传播就是不可想像的事了。
中国的石砚
我国的石砚，历史悠久，种类繁多。1980年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了一套绘画工具，其中有一块石砚，上面还盖着盖，掀开石砚，石砚凹处有一支石质磨棒。过去出土发现的石砚，以西汉时期为最早。虽然在西安半坡村曾经出土仰韶文化时期研磨颜色的工具，但造型不规整，制作粗糙，不能称为石砚。陕西临潼姜寨的出土石砚，证实我国制作和使用石砚的历史又提前了三千多年。
石砚一直是我国传统书画艺术必需的重要工具，成为“文房四宝”之一，既可实用，又可欣赏，历来为文人墨客所喜爱。许多书画家都自己动手选石、制砚、刻砚，使石砚的制作成为独特的刻砚艺术，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精美的名砚。于是，不少人争相收藏、赏砚，记录和整理了许多砚史、砚谱，清代著名书画家金农、高凤翰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国的石砚种类繁多，南北各地都有出产，历史上称为“四大名砚”的是端砚、歙砚、洮砚和澄泥砚。端砚产于广东肇庆市的端溪，这里古代叫端州，端砚是端州砚的简称。端砚又分为若干品类，受历代文人赞赏，誉为群砚之首。歙砚产于安徽歙县，与江西婺源县所产的龙尾砚属同类砚石。古时的歙州包括了现今的歙县和婺源县的地域，砚石蕴藏在龙尾山。洮砚产于甘肃南部的洮河，这里山陡水急，采石不易，产量并不大。澄泥砚是人工用河泥制成的，不是天然石料。古时山西绛州所产澄泥砚最好，山东石沟也有制作。
此外，各地还有多种砚石出产。仅山东境内，就有益都产的红丝砚，淄博产的淄砚，蓬莱产的驼矶砚，临沂产的徐公石砚等若干种。其他省区内也有石砚作为地方名产，如河南产盘砚，河北产易水砚，吉林产松花石砚等等。
古代的印章
提起印章，每个人都很熟悉，因为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都使用它。印章最初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象征，古时候任免官吏都要用印章作凭证；官府发布文告，往来公文，也要加盖印章。后来，文人、士大夫又把它作为一种身份凭证。在我国各个历史年代，印章都有着不同的叫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规定了皇帝专用的印章叫玺，一般私人用的印章只能叫印。到了汉代，人们又把将军们用的印分离出来，单独叫章。从这时候起，人们把官家和私人的印、武官们的章总称为印章。印章一词就是这样来的。宋代，有人专门刻了一种印章，用来盖在自己收藏的图画、书籍上，人们把这种印章称为图书，现在我们叫的图章，就是这样转化来的。
印章的最初使用和我们现在使用的火漆印很相像。在没有发明纸的时候，人们只能把字写在竹简上。平时官府公文和私人书信往来，为了不致泄露，就用绳子把竹简捆扎起来，在打结的地方凿一个方形的槽，在槽内填入带有粘性的泥丸，最后把印章捺在泥丸上，泥丸干燥后，成为坚硬的土块，叫做“封泥”。《史记》上记载的“青泥封书”，就是这个意思。
至于从什么时候开始才不使用封泥，没有确切的说法。不过在考古工作中，一直没有发现晋代的封泥，因此认为，可能从这个时期起，纸张和绢帛逐渐取代了竹简木片，印章开始打印在绢帛和纸上了。
现在我国收藏的古代印章，数量相当丰富，从战国到明清，都有印章流传于世。印章有雕琢、浇铸和陶土烧制三种制作方法，金、银、铜、铁、玉、石、骨、木、瓷、玻璃、水晶等不同质地的印章，在我国各个博物馆都有收藏。如果按照印章的特征细分，更是名目繁多，不胜枚举。三千多年来，随着汉字的发展演变，印章上的字体也在不断演变，表现出来各个时代的不同特征。传说，元代大画家王冕曾经用花乳石来刻印章。他每画完一件作品，都把印章盖在上面，很受当时人们的欣赏。后来，许多篆刻家都仿效他。这样，在一件名贵的绘画作品上，就把绘画、书法、篆刻三种艺术融合成一体，使人们得到美好的艺术享受。
印章的大小也值得一提。战国的印章中有一厘米见方的，甚至有比黄豆粒还要小的。东晋的印章比较大，有一颗道教徒雕刻符咒的印章，在四寸见方的枣木上，刻了一百二十个字，这已经是一篇短短的文章了。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更大的木印，木印长一尺二寸，宽二寸五分，简直是一块相当大的木板雕刻。由于印章的大小和质地不同，所以它们的轻重也不一样。例如战国的一种特殊的印章只有几克重，而故宫博物馆珍宝馆陈列的三方清代金印，每方却重四十多斤，相差真是悬殊。
古代的藏书章
打开一册善本古书，我们可以看见历代藏书家印的各式各样的图章，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藏书章”。这些图章篆刻精美，用的印泥也十分讲究，时隔几百年，依然鲜红夺目，这是我国传世古书的一大特色。
藏书章的起源，见于著录的，最早要算唐朝李泌的“端居室”一章，其次是南宋辛弃疾的“六十一上人”章和贾似道的“贤而后乐此”章。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实物，大都是明清人的。
藏书章的文字，短的仅有一字，而长的多达百字以上。
从文字的内容来划分，大致有这么几种：姓名、别名、室名的“名章”、“天下太平”、“大吉祥”之类的吉语章、“开卷有益”之类的“箴言章”。此外还有谆谆告诫子孙后代永保藏书的章，称为“告诫章”。最常见的是“名章”和“告诫章”。
“名章”印在书上，主要是表明所有权，犹如今天人们买了书署上名字一样。但是过去也有人在书籍字画上打很多的章，以此来表达强烈的占有欲。明末的大收藏家项元汴是最有代表性的。他每次得到名迹，满幅盖上印章。古书上的名章，可以作鉴定版本的一种依据，因此识别藏书家的名章，便成了研究古旧书工作的一门学问。
书是传播文化知识的工具，是供人阅读的。可是有些藏书家却象守财奴把元宝埋在地下一般，把许多很好的书束之高阁。他们藏书似乎只有一个目的：占有它，子子孙孙永远占有它！某些“告诫章”比较充分暴露了这种心理。清朝的杨继振藏书几十万卷，每本书都打上嘱咐子孙“勿以鬻卖钱，勿以借人”的印章。
当然也有开明的藏书家。他们的藏书只是告诫人们爱护书籍，虽同属藏书章，但是精神境界大有高下之分。南北朝时期，颜之推把《颜氏家训》上的一段话刻成一个大图章：
“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一士代夫百行之一也。”这种开明态度，是令人赞同的，就是在今天，也是值得提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