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上，阿基米德用智慧捍卫的叙拉古终于被罗马大军攻破后，他也死于罗马士兵的剑下。在为阿基米德哀悼的人群里，罗马统帅马赛拉斯竟是哭得最为伤心的一个。
在舆论钳制盛行，文字冤狱广兴，甚至不惜以埋汰手段污蔑前朝士人的清朝，乾隆皇帝却命馆臣为一个秉持家国道义，坚不降清，慨然以身殉国的明朝文人编纂文集，甚至还亲自搦管作序，满怀崇敬地写道：“当明政不纲，权移阉宦，独能守正不阿，多所弹劾，至今想见其风节凛然。而且心殷救败，凡有指陈悉中时弊。假令当日能用其言，覆亡未必如彼之速。卒之致命遂志以身殉国，允为一代完人。”
在有清一代，除了康熙，爱新觉罗家族之人的心胸都并不阔大，乾隆却公然将“一代完人”的至高称号，赠给了一个大清国的敌人。这中间的原因，除了如乾隆所说，“使天下后世知余大公至正之心，维持名教而不苟小节”的自我标榜，以及“且为千古之君若臣垂戒示劝”的作用之外，就是这个将一腔热血搏抟于纷扰乱世的人，其勃郁坚韧的精神力度，高蹈四溢的人格光芒，交相辉映，炫目夺神，最终使乾隆深深折服。
疾风劲草，板荡忠臣；大天大地，载育英雄！
他姓刘，名宗周。
一.
与传统认识层面上的英雄完全不同，刘宗周不曾喑呜叱咤于疆场，也没有督师迎敌于城下，更没有身陷囹圄，慷慨死于敌手的壮烈之举，但后人却将他与史可法、黄道周一并称为“明末三忠”。清人程仪洛在梅花岭上哀挽史可法时，都不忘提到他：“一死报朝廷，求高帝列皇，鉴亡国孤臣恨事；三忠扶天纪，与蕺山漳浦，为有明结局完人。”
他只是一介文臣，而且是位仕途上相当不走运的人。
刘宗周一生，历仕神宗、熹宗、思宗、福王四朝，通籍为官四十五年之久，实际立朝却仅为四年，而先后被革职为民就达四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刘蕺山集提要》这样概括他：“立朝之日虽少，所陈奏如《除诏狱》、《汰新饷》、《招无罪之流亡》、《恩义拊循以收天下泮涣之人心》、《还内廷埽除之职》、《正懦帅失律之诛》诸疏，皆切中当时利弊。一厄于魏忠贤，再厄于温体仁，终厄于马士英。而姜桂之性，介然不改。卒以首阳一饿，日月争光。在有明末叶，可称皦皦完人，非依草附木之流所可同日语矣。”
介然不改的姜桂之性，使得他心怀黎元，胸牵苍生，始终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保持廉洁的节操，以慎独理念来激励自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蔑视权贵，抱道自守，立朝则犯颜直谏，临难则仗节死义。
他做官多年，家中始终赤贫如洗，甚至到了“闻召就道，尝不能具冠裳”的地步，而且“饕飨不给，岁贷米于大善寺僧”，后来还是靠夫人“以纺绩之余，置田二十亩，得免贷米事”。
在南京任职期间，他“日给不过四分，每日买菜腐一二十文”，因常吃豆腐，被人称为“刘豆腐”。不管官至二品朝中大员，还是为地方府尹，刘宗周几十年如一日，“出入都门，行李一肩”，故又被人称为“刘一担”。
敝衣恶食、生活清贫、待己甚简的刘宗周，却“居官淡素自持，动必勅法，视权贵若浼焉”。
天启初年，他因大胆弹劾魏忠贤、客氏被革职；崇祯年间又力排众议，以论救姜采、熊开元被削职；福王监国，他弹劾马士英、刘孔昭、刘泽清、高杰，而且还据理力争向福王说阮大铖必不可用，因而再次归家。
在东林党人遭受灭绝性打击的血雨腥风中，他又以崇高的气节和无畏的精神，屡屡前往吊唁被阉党残害的东林忠烈，颂扬他们“尽道而死”，讴歌他们“与其默默而死，毋宁烈烈而死”。正是这样一位不容于当朝的大明官场异类，在操戈抗清不成，于清兵占领杭州后，怀着一腔义愤，义不食清粟，绝食而死。
属于他的真正精神肖像，则是一介书生，一位力道绵软，却铁骨铮铮的书生。
作为宋明理学的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他将程朱性理之学发展至极致，并搬出王阳明原旨，对王学末流予以矫偏匡正，使僻邪狂肆、深染蹈空之弊的学术，重新回到王阳明原来的轨道之上。梁启超说：“王学在万历、天启间，几已与禅宗打成一片。东林领袖顾泾阳、高景逸提倡格物，以救空谈之弊，算是第一次修正。刘蕺山晚出，提倡慎独，以救放纵之弊，算是第二次修正。明清嬗代之际，王门下惟蕺山一派独盛，学风已渐趋健实。”
黄宗羲是刘宗周的学生，他对乃师之学客观评价道：“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逮及先师蕺山，学术流弊，救正殆尽。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渐之所衣被也。”
刘宗周所开创的蕺山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尤其是对明清易代之时的中国学人影响十分巨大。他门下走出了许多著名学者和气节之士，其中就有执锥刺奸、结寨抗清的黄宗羲，一门英烈的祁彪佳等人。
桃李灼灼，大贤累累。
“蕺山风高”这四个字，从此成为一种兼涉学术与气节的双重精神标高，巍然矗立在鉴湖之畔，高扬在刘宗周的家乡绍兴。
二.
刘宗周，绍兴山阴人。初名宪章，字起东（一作启东），自号秦望中山人、还山主人、读易小子、山阴废主，晚年更号克念子、别号念台，又因迁居蕺山之麓，自称蕺山长、蕺山长者、蕺山长病夫宗周。人称念台先生、蕺山先生。生于公元一五七八年，明万历六年，卒于公元一六四五年，清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
较之幼年丧父的何晏、韩愈、孙复、范仲淹、周敦颐等大儒，刘宗周更为不幸，他尚在母腹之中时，父亲即撒手人寰。他是以遗腹子的孤苦身份降临到这个世界的。
如同幼孤的周敦颐跟随母亲到舅舅郑向家里寻求生活保障，并深受舅氏教育、影响一样，孤苦失依的刘宗周母子，也依养于外祖父章颖家中。
章颖，上虞道墟人，明末颇有学问而屡试不举之儒者，是“易学”名家。章颖传授“易学”数十年，从学者千余人。明代著名学者陶望龄、周应中等，皆出其名下。而且，他还有个特点，“喜与门士激扬风节”。正是在这样一位姥爷的抚养与教育下，刘宗周才在不断完善学业的同时，养成了尚气节、重操守的精神禀赋。
一条既寻常又特别的成长之路，就此在刘宗周脚下展开——七岁入塾，十八岁应童子试，名列第二。二十岁乡试中举，公元一六〇一年，万历二十九年参加会试，进士及第。因母丧没有任职，回家守制。
丁忧期间，刘宗周拜许孚远为师，继续深造。
许孚远，是与王阳明共倡心学的湛若水弟子唐枢的得意门生，为一代大儒。他秉承甘泉学派的随处体任良知，其学以克己为要，功夫第次严格不懈，认为功夫做到实处，使方寸之地洒落洁净，不挂一尘，这就是濯之江汉，暴之秋阳，也是格物之义。
所以，他的学术理念虽然倡导笃信良知，但更注重个人功夫，反对援良知以入佛。他曾直率地规劝将王阳明之学引向末流，只倡顿悟，公开与禅表里，并导致了心性空谈主义的龙溪先生王畿，告诫他“为后生标准”，不要因自己偏离正轨的学说，导致“二三轻浮之徒，恣为荒唐无忌惮之说，以惑乱人听闻，使守正好修之士摇首闭目，拒此学而不知信”。
许孚远在建昌任知府时，与罗汝芳讲学不合。罗汝芳师从阳明弟子王艮，其学以赤子良心、不学不虑为标的，以天地万物同体、彻形骸、忘我物为大，纯任自然，当下现成，解缆放船，顺风张棹，无之是非。这让许孚远深恶痛绝，认为他们将阳明之学引向了另一向度的末流。
后来，在南京为官时，他与罗汝芳的门人礼部侍郎杨起元、尚宝司卿周汝登并主讲席，最后因激烈抨击二人学之虚枉被解官，但许孚远若无其事，从容如常。他耿直、真率到了甚至让人忍俊不禁的地步。许孚远与李见罗友情甚笃。万历年间，李见罗遭人陷害，被谮下狱，明神宗一心想置其于死地，“言者强诤，上持愈坚，法吏皆震怖”。许孚远奔走呼号，救之甚勤，拯之无所不至。后来，李见罗平反出狱，戍守福建，出门甚是招摇，作为巡抚的许孚远见到老友后，先是“劳苦涕泣”，哭完后马上正色说：“公蒙恩得出，犹是罪人，当贬损思过，而鼓吹喧耀，此岂待罪之体？”李见罗半气半恼地回答了两个字：“迂阔！”
而抱拙自处、守正不移的许孚远，却让刘宗周推崇备至，认为老师的教导于他而言“颇有朝闻之说”，因此“平生服膺许师”。刘宗周在五十岁时仍说：“见师端凝敦大，言动兢兢，俨然儒矩。其密缮身心，纤悉不肯放过，于天理人欲之辨三致意焉。尝深夜与门人弟子辈窅然静坐，辄追数平生酒色财气、分数消长以自证，其所学笃实如此。”
跟着这样一位不谙世理、持正不移的老师走，刘宗周的后天脚步会是一副什么模样，应该能够想见了。
刘宗周一生秉持的“从严毅清苦之中发为光风霁月”的人格精神，就是在师门影响下形成的。
公元一六〇四年，万历三十二年，刘宗周北上京师，担任行人司行人。
刚刚踏上仕途的他，面对的却是这样一幅不堪的局面：此时的明神宗，深居内宫，郊庙不亲，朝讲不御，章奏不发，一幅颓唐潦倒模样，而且神宗“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其治下的大明朝，也如他周身散发的污浊酒气一样，朝政混乱，国库空虚，兵连祸结，百姓遭难。明朝已经从张居正为首辅时的生气勃勃，彻底走向了末路。就连明神宗自己都无奈地说：“近年以来，人各有心，众思为政。以致国是纷纷，朝纲陵替，大臣解体，争欲乞身，国无其人，谁与共理。内治不举，外患渐生，四夷交侵。”但已然堕落变质的他，却越走越远，造成了很多大臣纷纷封印，拜疏自去，政府机构陷于瘫痪之中。
在这种背景下，刘宗周于公元一六〇五年，就以侍亲为由，卸任还乡。公元一六一二年，在家赋闲已经七年的刘宗周，被沉睡在酒色氤氲之气中的神宗忽然想起，被恢复旧职。北上赴任途中，刘宗周专程绕道无锡，怀着无比敬仰的心情来到东林书院，与东林领袖高攀龙晤面，结为道交。
要知道，此时的东林书院，顾宪成刚刚死去，东林君子正被朝中邪恶势力狂乱撕咬，处于黑云压城、山雨欲来之时。朝中的宣、昆党徒正在“声势相倚，并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他们黑白颠倒，污蔑造谣，众口铄金，使得东林书院霜冷冰寒，四面楚歌，处境维艰。
别人避之唯恐不及，就连原先讲会于东林书院的众人，也纷纷离去，只留下极个别“二三真正如苍然隆冬之松柏”的君子，而刚刚被朝廷恢复职务的刘宗周，却在上任前不辞辛苦地专程跑到这里，而且还与处于众矢之的的高攀龙结为道交，岂非自找苦吃？
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三.
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党人，“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他们因鉴于王学炽行，到隆庆、万历年间，发展到倡导“三教合一”之说，猖狂恣肆，无所忌惮，遂自觉进行学术的救弊挽颓工作，“远宗孔圣，不参二氏；近契元公，属遵洛闽”，重揭朱学徽帜，兴起由王返朱的学术思潮。
同时，他们又有感于士习日下，奔竞成风，仕路秽浊，贪官污吏布满郡邑的种种丑陋社会现状，愤然而起，在揭露现实政治的昏暗、痛斥腐败的同时，力倡道德重振运动，要求学者严守程朱学训，专以道义相切磋，使人们诚意正心修身，试图兴儒学以救衰世。
而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痼疾涌发，积疴甚深。土地兼并及开矿榷税，使得百姓流离失所，不堪重负，转而为流寇，暴乱四起；而朝廷之内，廷臣分门立户，结党相争，经过万历三十九年京察后，邪佞之徒将正直的东林党人排斥殆尽，《明史》中说：“当斯时也，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
无疑，东林党人对时政的看法，所坚持的情操和政治立场，以及对流入空虚的王学扶偏匡正等等主张与作为，都和刘宗周所持完全契合，息息相通。
因此，虽非东林中人的刘宗周，在东林“日被构陷，锋镝纷起”，在朝野一片讨伐东林的声浪，以朋党之罪罗织东林，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激烈、复杂政争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勇敢站出来，屡屡对遭受打击的东林人慷慨声援。
公元一六一三年，万历四十一年，针对“廷臣日趋争竞，党同伐异之风行，而人心日下，士习日险，公车之章至有以东林为语柄者”，他大义凛然地上疏说：
夫东林云，先臣顾宪成倡道于其乡，以淑四方之学者也。从之游者，多不乏气节耿介之士。而真切学问如高攀龙、刘永澄，其最贤者。宪成之学，不苟自恕，扶危显微，屏玄黜硕，得朱子之正传；亦喜别白君子小人，身任名教之重，拘天下于披靡。一时士大夫从之，不啻东汉龙门。惟是清议太明，流俗之士苦于束湿。属有救淮抚李三才一书，谤议纷起，卒罹谗困以死，识者恨之。宪成死而有申宪成之说者，其人未必皆宪成。于是东林之风概益微，而言者益得以乘之。天下无论识不识，无不攻东林，且合朝野而攻之，以为门户门户云。嗟嗟，东林果何罪哉？
在严峻而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能持一己之正，袖手噤口，不见风使舵向受打击者落井下石已属不易，而他却在朝野上下对东林的剪除荡涤中，只身而出，不惧引火烧身，慨然声援东林，其间所展示出的凛然正气，令人仰视。
他又指出，“以东林为语柄者，臣窃痛之”，认为对东林之士“摘流品可也，争意见不可也，攻东林可也，党昆、宣不可也”。此话一出，引发昆、宣两党大哗，他们飞章攻之，诬陷刘宗周颠倒是非，并将他比作春秋时的少正卯，请求皇帝诛杀刘宗周，“以为惑世诬民之戒”。刘宗周以“群小在位，党祸将兴”，愤然申文吏部，请假告归。
一蚁寄大磨，不救风轮左！面对无可动摇更无可奈何的时局，两次短暂的出仕经历之后，他感慨万端。那是在坚硬的现实面前，发自肺腑的深感无能为力。
在《与周生书》中，他援笔抒发胸中的块垒：“不佞少而读书，即耻为凡夫，既通籍，每抱耿耿，思一报君父，毕致身之义。偶会时艰，不恤以身试之。风波荆棘之场，卒以取困。愚则愚矣，其志可哀也。然而苦心熟虑，不讳调停，外不知群小，内不见有诸君子，抑又愚矣，其志亦可哀也。嗟乎，时事日非，斯道阻丧，亟争之则败，缓调之而亦败。虽有子房，无从借今日之著，直眼见铜驼荆棘而已！”
西晋时朝政昏暗，有着先识远量的索靖，曾对着洛阳宫门外的铜驼叹息：“会见汝在荆棘中耳！”后来“八王之乱”爆发，西晋终于山河残破。刘宗周用此典，可见他对现实的绝望之深。
他在这封信中还写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万物一体，亦会为此曹著忙。若夫一身之升沉宠辱，则已度外置之矣。惟是学不进，德不修，快取容足之地，而亡其所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之血脉，于世道人心又何当焉？此不佞之所倦倦而不容自已也。”进而，他联想到韩愈，在不能救时补弊的情况下退而自励，潜心学术，终成大儒。
于是，他确立下自己的未来人生走向——远离庙堂，安坐书斋，用学术和思想为世道人心做一番打理。
四.
书房，永远是文人的灵魂栖息之所，也是思想盛开之地。
疲惫不堪的身躯可以在这里得到休憩、复原，迷乱惶惑的神志可以在这里得到肃清、归正，伤痕累累的心灵可以在这里得到疗伤、滋养。
带着对现实世界的无限绝望，也带着对时学空疏虚枉的深深厌恶，他将身后的门扉关上，也将纷乱扰攘的世界关在门外，从此，刘宗周徜徉在了他的精神后花园。
深感时学之乱，静读求学的他，于此时集同志会讲于蕺山“解吟轩”，“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于是，就有了他著名的“甲寅悟心”。
此前，他不喜象山、阳明之学，认为陆王心学存在学术缺陷，“皆直信本心以证圣，不喜言克己功夫，则更不用学问思辨之事矣”，但三十七岁时的他，鉴于社会与学界的种种现状，对心学又有了新的认识。
他认为，本心自足，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学。在此时所著的《心论》中，他明确指出：“只此一心，自然能方能圆，能平能真。”他的“心一而已”论调，将朱陆各自的“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圆融一处，合于一心，故而提出“德性、闻见本无二知”，将尊德性、道问学看作学者需同时着力的一件事。“夫道一而已矣，学亦一而已矣。一，故无内外、无精粗。与其是内而非外，终不若两忘而化于道之为得也。”
这个“心一”，其实就是顾宪成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思想翻版。他解释道：“一心也，统而言之，则曰心；析而言之，则曰天下、国、家、身、心、意、知、物。惟心精之合意、知、物，粗之合天下、国、家与身，而后成其为心。若单言心，则心亦一物而已。”
他在《论语学案·；君子儒》中明确指出：“学以持世教之谓儒，盖素王之业也。”甚至提出：“既为儒者，若定要弃去举业为圣学，便是异端。”如此，便将学术与经世合理地会同为学者的同一使命。将“事功”与“心性”之间的存在的理论藩篱打开，共栽一圃之中。
进而他提出：“居官者当以学问为第一义，而不可不日加之意者也。夫心非一膜之心，而宇宙皆足之心也。故善事其心者，无有乎内外、显微、动静之间，而求其所谓本心者，亦曰仁义而已矣。”
他倡导学者不能空谈心性，而应专注于事功，提出经世致用。“簿书、钱谷之皆心者，为其有以寄吾之生心也。君子生其心以生人、生百姓，一簿书焉而生生，一钱谷焉而生生，则学问之道又孰有大于此者乎？簿书、钱谷系求达社会安定和发展的致用之学。”
刘宗周的学术以“慎独”为宗。他认为：“言慎独而心、意知、家国、天下一齐俱到。故在《大学》为格物下手处，在《中庸》为上达天德统宗、彻上彻下之道也。”“慎独”虽然讲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但实在具有本体论和人性论的意义，是学问的第一要义。
因而，他的学术兼容并包，各有取舍。而其巨大的学术创树意义是，将流于虚枉的王学末流拽回到朱学的固有轨道之上，同时也解决了朱学自身刻板的格物穷理的局限，注以王学心性上的学理疏通。
对于朱熹之学，他并不像东林学派那样笃信程朱，反对陆王。他认为，学术永远呈现为一种不断发展的状态。不管朱学还是王学，均是学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存在，合乎历史规律，各有其理，“斯文未丧，圣贤代兴，朱、陆、杨、王递相承，亦递相胜，而犹不互无得失，递留不尽之见以俟后之人，我知其未有涘也”。
对于王阳明之学，刘宗周有一个“始而疑、中而信、终而辩”的思想演变历程。姚名达在《刘宗周年谱》中阐述了蕺山学派的学术渊源：“刘宗周之学，推本于周敦颐及二程，而与朱、陆皆有龃龉。得源于王守仁，而为说又异。受教于许孚远，而其学非许氏所能范围。”
这其实是说，刘宗周之学体系庞大，已经不是一门一派所能限囿。刘宗周对朱、王之学有着若干厘定、修正。他辩证地说：“合而观之，朱子惑于禅而辟，故其的也支。陆子出于禅而避禅，故其失也粗。文成（王阳明）似禅非禅，故不妨用禅，其失也玄。至《朱子晚年定论》，文成谓未必尽出于晚年，而得之晚年者居多，亦确论也。若朱子可谓善变矣，由支离而易简，庶几孔门闻道之地，其为卓立天下万世之儒矩奚疑？”
蕺山再传弟子邵廷采说：“伏见郡城蕺山刘先生者，性成忠孝，学述孔曾。立朝则犯颜直谏，临难则仗节死义，真清真介，乃狷乃狂。洎乎晚年，诣力精邃，揭慎独之旨，养未发之中，刷理不爽秋毫，论事必根于诚意。固晦庵之嫡嗣，亦新建之功臣。”
不拘门户，博采众长，疏通千圣，取长补短，刘宗周“上承濂洛，下贯朱王”，以朱学救王学末流，又由王学会通程朱，完成了宋明道学史上最后也是最为严整的思想体系。
从而，也奠定了他作为宋明理学的最后一位儒学大师的地位。
五.
公元一六二一年，天启元年，明熹宗即位。长期笼罩在雾霾中的大明政体似乎拨云见日，透出了难得一见的晴朗。
此时，被打击的东林党人纷纷重新走回京师，以东林书院“群贤蔚起，朝野蒸蒸”为标志，学术界也迎来了明媚春光。在此背景下，刘宗周被起用为礼部仪制司主事。
然而，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假象。
明王朝朱家子孙向来有着崇信奸阉、重用宦官的传统。比如明英宗宠王振，明宪宗宠汪直，明武宗宠刘瑾，明神宗宠张忠，明熹宗也不例外。
他不光信任并重用太监魏忠贤，而且又额外加上了保姆客氏，封乳母客氏为奉圣夫人，任魏忠贤、客氏狼狈为奸，大肆干预朝政。他们专横跋扈，为害程度更为此前太监所未有。此时，内忧外患，迭起交乘，明朝国事迅速演变为不可收拾之局。
刘宗周很快就上疏劾奏魏忠贤，愤然指责他“导皇上驰射戏剧，奉圣夫人出入自由。一举逐谏臣三人，罚一人，皆出中旨，势将指鹿为马，生杀予夺，制国家大命。今东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阉竖乎？”请熹宗行明太祖铁榜之制，杜绝宦官任政，以防止重演王振、刘瑾宦官擅权误国之祸。疏上，魏忠贤大怒，明熹宗也生气地指责刘宗周：“出位妄言，好生可恶。”因首辅叶向高施以援手力救，嘴大无忌、不知天高地厚的刘宗周最终被廷杖六十，罚俸半年。
臀部还伤痕累累，肿得老高，刘宗周就又接着上疏：“以国法未伸，请戮崔文升以正弑君之罪；戮卢受以正交私之罪；戮杨镐、李如桢、李维翰、郑之范以正丧师失地之罪；戮高出、胡嘉栋、康应乾、牛维曜、刘国缙、傅国以正弃城逃溃之罪；急起李三才为兵部尚书，录用清议名贤丁元荐、李朴等，诤臣杨涟、刘重庆等，以作仗节徇义之气。”熹宗得疏后，再次对他大加训责，但可能是被刘宗周这种既迂且忠的憨直行为逗乐了，所以只批评两句“语言无忌，姑不究”。而且一边切责刘宗周，一边又不断提升他的官职。于是，刘宗周从礼部主事、光禄丞、尚宝司少卿一直做到太仆少卿。另外，明熹宗还下令表彰他。“千秋间气，一代完人。世曰麒麟凤凰，学者泰山北斗。”但刘宗周并不买账，他以“一岁三迁，义难拜命”为辞加以拒绝，连告三疏，获准后回籍调理。
公元一六二四年，吏部题缺官事，刘宗周再被任命为通政司右通政。此时，大权独揽，受命提督东厂的魏忠贤与其党羽正擅作威福，剪除异己，荼毒内外，将朝中正直之士都认为是东林党，而对之大行驱除。
刘宗周看到正直君子们被放逐而愤懑异常，他不顾吏部促其赴任的行文，拜疏固辞。他上疏说：“世道之衰也，士大夫不知礼义为何物，往往知进而不知退。及其变也，或以退为进。至于以退为进，而下之藏身愈巧，上之持世愈无权，举天下贸贸然奔走于声利之场。”他要用自己坚不赴任的行为，来矫正颓败的士风，砥砺沉沦的气节。他还再次上疏弹劾魏忠贤误国。
这一次，明熹宗勃然大怒，痛斥刘宗周：“藐视朝廷，矫情厌世，好生恣放！”然后，将他削籍为民。
刘宗周长长叹息了一声：“天地晦冥，人心灭息，吾辈惟有讲学明伦，庶几留民彝于一线乎！”于是，他回到山阴，讲学于“解吟轩”，也就是后来的证人书院。
他向弟子们说：“世道之祸，酿于人心，而人心之恶，以不学而进。今日理会此事，正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他日不至凶于尔国、害于尔家。”“此心绝夫凑泊处。从前是过去、向后是未来，逐外是人分、搜里是鬼窟，四路把截，就其中不容发处，恰是此心真凑泊处。此心理会得分明，则大本达道皆从此出。”从此有了“慎独”之说。
蕺山之麓，又响起了刘宗周授课训徒的娓娓之声。
而他倾听外部动荡世界的耳朵，一刻也不曾关闭。他时刻在关注着朝廷的斗争，国家的走向，正直之士的命运。
噩耗频传，灾难消息屡屡叩窗，接踵而至。先是公元一六二五年东林遭掠，天下书院被毁，继之是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被魏忠贤残杀。刘宗周悲愤难抑，写下了《吊六君子赋》，为死去的烈士歌哭。公元一六二六年，义不受辱的挚友高攀龙，以庄严的自杀方式结束生命，接着是好友黄尊素被杀害，而他自己也被阉党列入了黑名单。
刘宗周对此淡然一笑。他将儿子托付给学生，又把自己的文稿转存到友人那里，他似乎已经听到了锦衣卫缇骑的急促马蹄声正由远及近，渐行渐至，而他已经做好了最后的打算，安静以待。
可是就在这时，解放了！
天启七年，公元一六二七年八月，熹宗死，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
大明朝这趟已然极端疲惫、破败异常的列车，迎来了它的最后一任司机。奋发有为、励精图治的崇祯帝一反神宗怠政、熹宗昏聩的做法，他上任后即大赦天下，解除党禁，斥逐阉党，为冤死者平反昭雪，让削籍君子还朝。
劫后余生，刘宗周春风满面地走下蕺山，怀着无限美好的憧憬，做起了顺天府尹。他向崇祯上《面恩预矢责难之义以致君尧舜疏》，希望新朝领袖能“超然远览，以尧舜之学，行尧舜之道”。崇祯看完后，只说了两个字：“迂阔。”
崇祯比谁都清楚，他登台亮相在大明政治舞台的时间，的确太晚太晚了。
此时，内忧外患、积弊已深、病入膏肓的大明王朝，在内，党争已经愈演愈烈，官僚集团严重腐化堕落，国家财政行将崩溃；在外，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各地暴动四起，东北边陲的后金政权日渐强大，这些都像一道道绳索，紧紧扼制着明王朝的咽喉。
边患、军需、财政、粮饷……这些燃眉之急，急火攻心地困扰着崇祯。崇祯饥肠辘辘的肚子现在需要的是面包，而刘宗周给他的却是小麦高产指南。让他大倡仁义，行尧舜之道，崇祯自然会认为太迂阔不实。这不是崇祯的错，当然更不是刘宗周的错。
对崇祯失望，同时也令崇祯失望的刘宗周，再次辞官归家。回到绍兴，他与陶奭龄讲学于王守仁祠，以证人名堂，成立“证人社”，仿东林书院会集同志讲学。
刘宗周的学术思想越来越宏富了，而大明朝的江山却越来越摇摇欲坠了。
国家动荡不安，时局每况愈下，公元一六三六年，清兵又一次南下，抵达居庸关。于焦躁与忧惧中度日如年的崇祯帝，困于时艰，再次想起赋闲在家的刘宗周，于是拟以刘宗周入阁，结果遭到首辅温体仁的“借端以沮”，最后，他只成为工部左侍郎。
面对一副烂摊子，无计可施且气急败坏的崇祯，此时得出一条结论：“外廷皆不足恃”，他“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内臣监视”，全部启用太监监军。刘宗周上疏，请罢内臣督兵，崇祯帝置若罔闻。
对大明王朝痼疾有着深切了解的刘宗周再次上疏，他在《痛切时艰直陈转乱为治之机以仰纾宵旰疏》中言辞恳切地提请崇祯“更调化瑟”，以图“转乱为治”。
崇祯帝奖其清直，再次准备重用刘宗周。温体仁闻而惧甚，这位既忌且妒的首辅，暗中唆使人上疏皇帝，诋毁刘宗周“才谞不足而道学有余，主治未获经纶之益，甄士殊多砥砺之功”，崇祯遂决定不再起用。
义不受辱的刘宗周连上三章，恳请回乡。临行时，他给温体仁留下一封信，痛责其罔上诬下、阴挤同官，“借皇上之宠灵，为驱逐异己之地”。
走到德州时，他再次上疏皇帝道：“今日之祸，己巳以来酿成之也；后日之祸，今日又酿之矣。”接到上疏后，恼羞成怒的崇祯将刘宗周革职为民。但，后来的崇祯还是时时会想起这位嘴硬口直的绍兴人，每每临朝而叹：“大臣如刘某，清执敢言，廷臣莫及也。”
重新回归书斋的刘宗周，息绝仕念，闭门著书。
此间，他删定《阳明传信录》，驳王畿《天泉证道记》中所记录的“四句教”，以明朱、王学术之同归，先后著《原旨》、《证学杂解》、《良知说》。为了纠王学末流所带来的危害，刘宗周继“慎独”之后，又提出“诚意”开示学者，希望人们以至诚的精神进行内心省察，以求得道德上的自我完善。
至此，他对阳明之学，经历了由疑而信、而批评修正的三个过程，逐渐形成自己以“慎独”为宗旨的心学思想体系。他本人也因此成为合综朱王之说、独具个性的明末儒学宗师。
崇祯十四年，公元一六四一年，陷入极度困境的朱由检再次想起刘宗周，授其为吏部左侍郎。刘宗周上疏请辞，不允。
次年二月，清兵攻克松山，洪承畴投降，祖大寿以锦州降于清；四月，李自成再次围开封；八月，安庆兵变；九月，开封城陷；十一月，清兵入关，攻陷蓟州，深入畿南，破城八十余座。
闻听此讯后，刘宗周扔掉此前对崇祯帝和大明朝的绝望，收起自己“无意再仕”的思想，抱病而起，奋然曰：“际此时艰，岂臣子言病日乎？一日未死，一日为君父之身。”
再次走回朝廷，并担任左都御史的刘宗周，仍不改其一贯的作风，面折庭争，无所顾忌。他不但大胆指责崇祯，“十五年来，皇上处分未当，致有今日败局”，而且批评崇祯将两位正直进谏的言官下狱，“甚伤国体”。结果，崇祯再次将刘宗周削职为民。
第三次被革职的六十五岁的刘宗周，在《与祁世培书》中这样痛心疾首地写道：“抱头南下，便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他因绝望而羞愧，又因羞愧而绝望。
一个让正直君子“无面目见江东父老”的时代，一定是个乌烟瘴气的扭曲时代；一个容不下端直学人的王朝，一定是个混蛋透顶，且无法收拾的王朝。
而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讲，这样的王朝，基本上已经没有苟延残喘的任何可能了。
六.
崇祯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
山穷水尽的崇祯，在亲手杀掉皇妃与公主之后，神情恍惚地来到煤山。他以发覆面，自缢而亡。留在他衣襟上的是这样几句痛彻骨髓的话：“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这个一心有所作为，却又无能为力的明朝末代皇帝，用一己心力交瘁之体，顶着“亡国之君”的帽子，来为此前他那些胡作非为的朱姓前辈最后结账。
他用长发遮面的方式，来表达永远不能释怀的愤懑和耻辱。而他散发覆面，将绳圈套向白皙的脖颈时，可曾想到，他真正无颜见的其实是刘宗周？
这年四月，多尔衮的清军在吴三桂的配合下，进入山海关。五月初一，在北京刚兴高采烈吃了几天饺子的李自成旋即撤出，将北京留给了满清。福王朱由崧在马士英的拥戴下即位，改年号弘光，建立南明政权，诏起复刘宗周左都御史原官。刘宗周却以讨清大仇未报，不敢受职，自称“草莽孤臣”。
与苟且偷安的南宋政权形同一辙，懦弱、自保的南明政权让刘宗周大失所望。
他向福王上疏说：“今日大计，舍讨贼复仇，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决策亲征，无以作天下忠义之气。”他建议福王据形胜以规进取，重藩屏以资弹压，慎爵赏以肃军情，核旧官以立臣纪。又请诛杀内外不称职诸臣，对马士英、高傑、刘泽清等人大加挞伐。马士英因此衔恨在心，诬告刘宗周“负海内重名，自称草莽孤臣，不书新命”，是“明示不臣天子”；劝皇帝亲征，则是“谋危君父”。
此时，刘宗周客居于丹阳僧庙。“高傑、刘泽清遣刺客数辈迹之，先生危坐终日，无惮容，客亦心折而去。”
入朝之后，他弹劾马士英专权跋扈，重用亲信阮大铖。然而，很快阮大铖就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刘宗周再次警示朱由崧：“大铖之进退，江左之兴衰系焉。”福王不听。
见忌于马士英的他，在南明朝廷中已无立锥之地，不足一月，驰驿归家。
返乡之后，他作《中兴金鉴录》，希望通过自己对历代中兴帝王治国方略的总结，给弘光政权以治国之道的借鉴，能够迁延明祚。
此外，他还专心修订了《人谱》。在他看来，中国传统儒学讲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但如若个体的人没有成熟的道德理念，那么就不能在修齐治平的外王事业中有所成就。《人谱》的写作，不但是要构建一种新型的道德价值体系来匡王学末流之弊，而且要培养一种至上的道德精神，重建以道德品性为准绳的个体道德标高。
他说：“今日开口第一义，须信我辈人人是个人。人便是圣人之人，圣人却人人可做。”如何成圣，这是《人谱》一书的根本目的。
他为大家所画就的理想人格，是能“济大事”。他说：“古人济大事，全靠脚定，只是不从身家名位起念，便是。凡可夺处，皆是此等作祟也。诚极则精，精极则变，一切作用，皆从此出。诚中之识见，是大识见，诚中之担当，是大担当，故君子非有才之难，而诚之难。”
这更是他为自己标定的人格高度。在这种人格标定下，他最后的凛然一死，便成为一种必然。
公元一六四五年五月，南京城陷，福王朱由崧被俘遇害，潞王监国。六月，杭州再落清军之手，潞王降清。消息传来，刘宗周恸哭之后，慨然说：“此予正命时也。”
他决定要用一己之躯为已然躺倒的大明王朝殉葬。
他向这个世界最后陈词：“北都之变，可以死，可以无死，以身在削籍也。南都之变，主上自弃其社稷，仆在悬车，尚曰可以死，可以无死。今吾越又降，区区老臣，尚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当与城为存亡，独不当与土为存亡乎？故相江万里所以死也。世无逃死之宰相，亦岂有逃死之御史大夫乎？君臣之义，本以情决，舍情而言义，非义也。父子之亲，固不可解于心，君臣之义，亦不可解于心。今谓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死为近名，则随地出脱，终成一贪生畏死之徒而已矣。”
一代宗师绝食二十天后，溘然长逝。
那天的绍兴，与同年四月史可法就义时的扬州一样，残阳滴血，天地动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