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星璀璨、交相辉映的乾嘉学术天空中，有一个人最为耀眼。
他以中国十八世纪百科全书的形象，广泛涉猎于经、史、子、集、算、校勘、金石、考据、音韵等等学术领域，学究天人，博综群籍。
他治学之广、建树之高、创见之深，闻名遐迩，饮誉海内，被同时代众多著名学者，如王昶、段玉裁、王引之、凌廷堪、阮元、江藩等公推为“一代儒宗”。
他“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其学识精深，学术渊博，一生著述宏富，确立了其在学术界的至尊地位，如同孔子所说，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焉。
他就是钱大昕。
作为乾嘉学派中坚的段玉裁，对钱大昕推崇备至地夸赞道：“凡文字、音韵、训诂之精微，地理之沿革，历代官制之体例，氏族之流派，古人姓氏、里居、官爵、事实、年龄之纷繁，古今石刻画，篆隶可订六书，故实可稗史传者，以及古《九章算术》，自汉迄今中西历法，无不了如指掌。”进而深为服膺地说：“夫自古儒林，能以一艺成名者罕，合众艺而精之，殆未之有也。若先生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
王国维认为开创清代学术的巨匠有三人，国初之学创于顾炎武，乾嘉之学则创于戴震、钱大昕：“亭林之学，经世之学也，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东原、竹汀之学，经史之学也，以经史为体，而其所得，往往裨于经世。盖一为开国时之学，一为全盛时之学，其涂术不同，亦时势使之然也。”
在治学上深受钱大昕影响的陈垣，深获陈寅恪赞许，认为陈垣是接承钱大昕的第一人，他的论调是：“吾国学者，自钱晓征以来，未之有也。”而陈垣本人对钱大昕更为推崇备至：“《日知录》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但还不是第一，第一应推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
面对如此大师，我们自然不能绕他而过。打量他，其实就是在瞻仰乾嘉学术的珠穆朗玛。
一.
钱大昕，字晓征、及之，号辛楣、竹汀，江苏嘉定人。生于雍正六年，公元一七二八年，卒于嘉庆九年，公元一八〇四年。
他出生在一个累世寒士的塾师世家，父祖皆以教书为业。其祖父钱王炯，精通小学，著有《字学海珠》、《星命琐言》。其父钱桂发，“好读先正举业文，耻流俗腐滥之习”，著有《方壶吟稿》。
钱大昕为学，就发蒙自祖父与父亲。
刚满周岁时，望孙成龙的祖父便教他识字；五岁时，亲授他以经书；稍暇，即开始向钱大昕讲论前代故事，如是者十年。十岁后，钱王炯被延请至他人之家设馆授徒，钱大昕则牵着爷爷的衣襟一同前往受业。
初学八股文章，他便因在训诂、音韵方面的才能，已经颇能通其大意。据说，钱大昕三岁能诵堂上联语，五岁接触经书后，过目成诵，十岁就能写出一手漂亮的八股文，十五岁时即开始研究并考论马瑞临的《文献通考》，乡里称之为神童。爷爷钱王炯为此喜出望外地说：“此子所造，必远过于我，虽入许、郑之室，无难也！”
其实，爷爷还是低估了孙子，因为小钱所抵达的学术高度，远非老钱一句“必远过于我”可以限量。
面对少年聪慧、颖悟特达的钱大昕，欣喜莫名的爷爷，明显感觉以自己的鸽子之能已经不配再充任这只雏鹰的教练。此后三年，同样在他人之家担任私塾先生的父亲钱桂发，则将儿子带在自己身边，晨夕督课，亲自教授。
其时，举国盛行着一种学风，习举业者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圭臬，摈弃习诗，认为作诗不仅妨碍制义，而且有害于“道”。原因是二程早就提出过“作文害道”，认为文辞之艺“有之无所补，无之靡所缺”，认定文学为无用赘言，搞诗词文学者甚至形同于戏子俳优，“古之学者惟务养性情，其他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朱熹延续此论调，不但认为“杜诗最多误字”，甚至还认为像韩愈这样的大儒所写的文辞，也是“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而于其轻重缓急、本末宾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悬而逆置之也”。他认为“文”是学之一事，而且无关紧要，所以强调“道”，而鄙薄“文”。
但钱桂发不以为然，他因个人爱好，很喜欢教儿子钱大昕作诗。
难能可贵的是，为开阔儿子阅读视野，增加其阅读量，穷困的乡村教师钱桂发同志，不惜屡屡举债为儿子大量购书，供其畅游书海，广读博览。
多年之后，当钱大昕以一首文采飞扬的赋让乾隆龙心大悦，并因此召试通籍，钱桂发有理由为自己早年在教育儿子问题上的“先见之明”而眉飞色舞，得意洋洋。
那是多年之后的事情了，此时的钱桂发，看着在学业上突飞猛进的儿子，也与其父钱王炯一样，感受到了自己的池小难蓄龙，这是一个老师的尴尬，却是一个父亲的惊喜。
于是，十五岁的钱大昕被送到县城读书，跟随嘉定知名学者曹桂发学习。
同年夏天，在应嘉定县童子试中，钱大昕脱颖而出，中为秀才。当钱大昕的试卷被时任江苏学政的内阁学士刘藻看过之后，这位曾被雍正帝特录入博学鸿词科，且圣眷隆沃地特御赐姓名的大学者，对眼前这个十五岁的娃娃报以激赏：“吾视学一载，所得惟王生鸣盛、钱生大昕两人耳。”
先来说说王鸣盛。王鸣盛长钱大昕六岁，字凤喈，号礼堂，与钱大昕同窗，也为江苏嘉定人。乾隆十九年以一甲二名进士，被授编修，擢侍讲学士，撰有史学巨著《十七史商榷》，后来也成为乾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站在今天的学术此岸，回望有清一代的学术之河，惠栋、戴震之后，以学术贡献和影响而论，在整个乾嘉学术阵营里，以王鸣盛与钱大昕二人在史学考据方面最为突出。
而称赞钱大昕、王鸣盛的刘藻，此时双脚站定，面对的却是遥不可知的未来彼岸。而且，其视线所触摸的，还只是两个正处在豆蔻年华的少年，太不易了。
端的一副好眼力！
比刘藻眼光更为老辣，也更为精准的，是王鸣盛的父亲，王尔达先生。
作为同窗好友，在王鸣盛的热情相邀下，寄读的钱大昕在课余自然会常常走入王宅。王家在嘉定县城属于望族，家境殷实，富甲一方。当王尔达看到钱大昕的文章时，不但没有轻视这个来自乡下的穷小子，反而对钱大昕极为欣赏，他冲破世俗藩篱，摈弃门第观念，慨然决定将爱女许配给钱大昕。
除了王鸣盛及其父王尔达，王家人对这位出身寒酸、其貌不扬的女婿，集体所持的态度则是不屑，甚至是鄙夷。因钱大昕体瘦骨削，王家人不无讥嘲地称他为“碧鹳雀”。
“碧鹳雀”是唐人裴宽的绰号。裴宽任润卅参军时，有人送鹿肉给他，知道裴宽不收，悄悄放下肉就走。裴宽无处退礼，便把鹿肉埋在后花园里。刺史韦诜知道此事后，非常叹服，聘裴宽为按察判官，并将自己的女儿许以为妻。《新唐书·裴宽传》载：“诜引为按察判官，许妻以女。归语妻曰：‘常求佳壻，今得矣。’明日，帏其族使观之。宽时衣碧，瘠而长，既入，族人皆笑，呼为碧鹳雀。诜曰：‘爱其女，必以为贤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宽。”
钱大昕被王家人集体耻笑的重要原因是，王鸣盛在乾隆十二年，公元一七四七年乡试中举，而且被选拔进声名卓著的紫阳书院学习，钱大昕却接连两次在乡试中败北，始终没有跨过举人这道门槛，这难免让王家人疑心王尔达的眼光。
王尔达笑而不答，他知道这只年轻的碧鹳雀将来能飞多高，走多远。
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这是王岳丈胸有定算的期待。
犹太人中为什么出了那么多一流的科学家，原因是在他们的价值观中，知识比金钱宝贵，学问比权杖尊荣，他们宁愿搭上所有的家财将女儿嫁给一个学者，也不愿让女儿嫁入金碧辉煌的王宫。
面对一株参天白杨的幼苗，王尔达深深懂得，此时你给它一掊水的滋润，它就会在后天给你一个郁郁葱葱的惊喜。
二.
不是为了继承家传之业，而是纯系出于养家之需，当然还有一个已婚男人的自立和自尊，钱大昕开始在一个顾姓人家设馆授徒。其子钱东壁、钱东塾后来记道：“馆纪王庙顾氏，其家藏书颇富，府君一一遍观，遂斐然有述作意，读书所得，著为札记。府君殚心经学，自此始。”
顾家藏书甚多，这也许是令钱大昕来这里担任塾师的最大吸引力。白天的课堂上，讲《尔雅》，说《论语》，为的是实现生活上的自养自足。夜晚一灯如豆下，览经研史，批阅经典，搜求珍本孤册，为的是丰厚、充实自己的知识架构。
正是在顾家晨夕披览，博涉众籍，他通读了《资治通鉴》、《廿一史》等大量史籍，极大地开阔了自己的阅读视野，并且确立了志向，“始有尚论千古之志”。此时，他已经能够据《晋书》对苏轼所作的《贾梁道诗》来考其错误，而且还根据李延寿的《南北史钞》，撰著出《南北史隽》。
“两岸绿阴微雨后，半帘花韵试茶初。”正如他所写的这句诗中表达的意境，虽然“小荷才露尖尖角”，但年轻的乡村教师钱大昕，经过早期幼承家学，后由曹师调教，又资以顾氏藏书博览畅读，已悄悄展示出他的学术能量与为学方向。
但奠定其一生为学根基，成为他求学治学路上至为关键一步的，则是二十二岁时的他步入紫阳书院。
苏州紫阳书院，是一所闻名遐迩的书院，创建于康熙时期。本以讲求心性之学为归旨，雍正三年重修后，与此时的全国其他书院一样，学风转为稽古考文之学。惠栋就曾主讲于该书院，以考据之学教授生徒，使得这里成为乾嘉汉学的学术中心与人才培养基地，极负盛名。
紫阳书院的门槛很高。不仅其历届山长直接由朝廷审批，皆为学界泰斗、一代名流，而且对肄业诸生的筛选也极端严格。柳诒徵在《江苏书院志初稿》写道：“生徒由驻省道员专司，稽察，各州县秉公选择，布政司会同道再加考验，果系才堪早就者，方准留院肄业。”可见其择生把关之严。
中举后的王鸣盛，此时就在紫阳书院学习。钱大昕得以进入，实有赖于他的推介，更有赖于山长王竣的大力荐举。
王竣，字次山，号艮斋，为学长于史，“尤精地理之学，谈九州山川形势，曲折向背，虽足迹所未到，但却了若指掌”。曾官至江西道监察御史，罢官归家之后，决意官场，先后执教于安定书院、云龙书院和紫阳书院。在紫阳书院任山长期间，他“以古学提唱后进，所赏识后多知名”。
与钱大昕同学的王昶，记录了钱大昕破格进入紫阳书院的过程：“乾隆十三年夏，昶肄业于苏州紫阳书院。时嘉定宗兄凤喈先中乙科，在院同学，因知其妹婿钱君晓征幼慧，善读书，岁十五补博士弟子，有神童之目。及院长常熟王次山侍御询嘉定人才，凤喈则以君对。侍御转告巡抚雅公蔚文，檄召至院，试以《周礼》、《文献通考》两论，君下笔千余言，悉中典要。于是院长惊异，而院中诸名宿莫不敛手敬之。”
钱大昕自己后来也说：“时侍御王艮斋先生为院长，阅居士课义诗赋论策，叹赏不置。曰：‘此天下才也。’自是课试常居第一。”他还说：“予年二十有二，来学紫阳书院，受业于虞山王艮斋先生。先生诲以读书当自经史始，谓予尚可与道古，所以期望策厉之者甚厚。予之从事史学，由先生进之也。”
一年之后，王竣死去，辞官归里的沈德潜继而任之。沈德潜虽然以诗名饮誉文坛，但在执教紫阳书院后，他以诗文教育学生的同时，还积极倡导学生为务实体用之学，在经学、史学上多有深见。王、沈二师的哺育与影响，使得钱大昕在为学经史的道路上确立了方向，而且学业更上一层楼。
自此，钱大昕与王鸣盛、王昶、褚寅亮、褚廷璋、曹仁虎等后来叱咤清代中叶学界的大师，共学一堂，朝夕论学，质疑问难，其乐融融。多年之后，钱大昕论及与王鸣盛、曹仁虎的同窗之乐，道：“古来称齐名者，李、杜，元、白，韩、孟，皮、陆，倶非同在一乡，而两君乃近得之望衡对宇之际，此生平第一快事也。”
更为重要的是，在紫阳书院的学习中，钱大昕还结识了惠栋、沈彤、李果、赵虹、许廷鑅、顾诒禄等一大帮前辈学人，与他们成为忘年之交。这些硕儒宿耆或淹贯史学，遍晓志传，或潜心经籍，长于考证，或文雄才高，以诗文名世，与他们的交往，大大提升了钱大昕的学术探研境界。
惠栋对钱大昕的学术影响最为显著。惠栋死后，钱大昕在为其《古文尚书考》所写的序中，仍充满感激：“予弱冠时，谒先生于泮环巷宅，与论《易》义，更仆不倦，盖谬以予为可与道古者。忽忽卌余载，楹书犹在，而典型日远，缀名简末，感慨系之。”钱大昕后来提出的“以经证经”、“必通全经而后可通一经”这一学术主张，正是延续了惠栋的“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的治学理念。
正是在这样一个春风满堂的环境中，上有名师淬励学问名节，周围有才高德佳的同学相互砥砺学问、彼此策励，钱大昕完成了自己在学术之路上的知识储备阶段。
剩下的，他只需等待冲天一啸那一刻的来临。
三.
乾隆十六年，公元一七五一年春，清高宗首次南巡江浙。
这位将自己的历史身影似乎永远交付给了巡视江南路上的大清皇帝，向来以风雅自命，他不仅以一生写出一万余首诗作的成绩成为中国第一高产诗人，而且还喜欢赠诗给人，同时更极端热诚于他人向自己进献诗作，歌功颂德。
先前在朝廷中，因诗而跻身官宦、备享乾隆荣宠的沈德潜，深知这位皇帝的痒痒肉长在哪里，作为紫阳学院山长的他，决定再适时地挠上一挠。
当乾隆的御辇翠华摇摇地抵达苏州时，沈德潜前往迎驾，为紫阳书院乞讨御笔赐额。高宗欣然命笔，题写下“白鹿遗规”，并且作五言古诗以赠。
沈先生的挠痒之举并没有完，他还让紫阳书院的高足们向皇帝进献诗赋。钱大昕就是其中的一位。
事实上，不独紫阳书院的学生们，上有所好，下必效焉，世风所向，皖、江、浙、吴等地士子竞卖才华，纷纷向乾隆帝献赋。
用一首诗作来博得皇帝的青睐，借此攀附骥尾，平步青云，这在今天看来实在是荒唐的。但乾隆还是可爱的，因为他喜好的是诗，而不是珍宝、美女、古玩。用诗作为选拔人才的手段诚然偏颇，但与那些由古董、女色、美元、关系网产生的官宦相比，有着霄壤之别。
乾隆当然不会仅靠一张纸片就决定启用谁，他命有关人员将各地学政取定的进献诗赋作者，集中起来再进行考试，届期，钦命试题，然后收卷进呈。此举目的是验别真伪，免得“鱼目碔砆，得混珠玉”。
三月三十日放榜，钱大昕中甲等第二名。
乾隆下谕：“此次考中之蒋雍植、钱大昕、吴烺、褚寅亮、吴志鸿，著照浙江之例，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学习行走，与考取候补人员，一体补用。”尽管是举人，但是钦点甲等第二名，且直接被任命为内阁中书行走，这种荣誉仍显得实在太过巨大。
兴奋是自然的，感触也是良多的，钱大昕赋诗记怀：“俳优薄技拟枚皋，给札金门异数叨。五色霏微承紫诰，十年蕉萃愧青袍。登科仍许陪先进，通籍何须谒选曹。小草自来无远志，也蒙搜采到蓬蒿。”
是啊，相对于自己的经史之学，他所写的五古或七律在其眼中，只能算是“俳优薄技”，但就是这雕虫小技却为自己赢得了紫诰，换取了青袍，怎不让人感慨万千？
只是，不知道先前白眼相加、讥嘲连连的王家人，此时还称钱大昕为碧鹳雀否？闻听此喜讯的岳丈王尔达先生，应该为此在书斋中独自长时间热烈鼓掌吧。
四。
公元一七五二年，钱大昕告别紫阳书院，前往燕京，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所谓的内阁中书行走，实际上就是个实习生的角色，基本算是个闲差。钱大昕却在这个闲职上再次忙碌起来。
独坐京城，此时的他有更多时间和空闲，来思考与审量在紫阳书院时与吴中诸老进行学术交流所受的教益。
以惠栋为首的吴地乾嘉汉学家，集体呈现的学术风貌是，重视音韵、文字训诂考据，继而扩展到对史籍、诸子的校勘、辑佚、辨伪，进而枝藤蔓延到天文、历法、数学、金石、地理等学术领域，进行深研细究。
钱大昕自己说过：“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古训以夸心得，下者袭人言以为己有。独惠氏世守古学，而栋所得尤精。拟诸前儒，当在何休、服虔之间，马融、赵岐辈不及也。”在《题惠松厓征君授经图》诗中，他更是充满服膺之情地向这位前辈学人致敬：“吾生亦有好古癖，问奇曾许抠衣进。廿年聚散等浮沤，宿草青青老泪抆。展图仿佛见平生，苦井长眢几时浚？黄门精熟继长翁，试听它年石渠论。”
惠栋的治学方法，给了他深刻的启迪与影响。
正是如此，博经通史之后的钱大昕，于此时将他学术研究的破冰之旅，选择在了天算、历法两个貌似冷僻且深奥的港口起航。
当代数学大师陈省身曾被人问起：你为什么钟情数学？他回答道，数学中充满了美。钱大昕研究数学却不是为了寻求美，而是为了考究载于史籍中的历法是否有错讹，进而深入研究《周礼》、《仪礼》、《逸礼》三礼之中有无出入。
在仔细研究梅文鼎的数论，又深研传教士带来的先进西方数学知识之后，钱大昕开始对《汉书·律历志》中所保存的中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历法《三统历》进行全面考订。
关于钱大昕的数学功力之深，《钱大昕年谱》中有详细记录：“先生在京，偕同年褚寅亮、吴朗辈讲明九章算术暨西洋测量弧三角诸法，尚书何国宗久领钦天监事，精于推步，先往候之，与论宣城梅氏并及明季利、徐诸家之学，洞若观火，何辄逊谢，以为不及，出谓人曰：‘今之贾逵也！’又以御制《数理精蕴》兼综中西法之妙，悉心探核，曲鬯旁通，由是用以观史，则自太初、三统、四分中至大衍，下迄授时，尽能得其测算之法，故于各史朔闰剥蚀凌犯进退强弱之殊，指掌立辨，咸为抉择而考定之。”
钱大昕当之无愧地成为十八世纪中国第一流的数学家。
乾隆十九年，他撰成《三统历术》一书，为旧《三统历》校枉脱谬，指正补阙，《清史稿·儒林列传》中说，因此书的面世，“二千年已绝之学，昭然若发蒙”。
他的学识也赢得了在朝大员们的无限礼敬。
礼部尚书、钦天监何国宗，在涉及历算中的棘手难题时，常常屈身向这位二十七岁的年轻人虚心请教；工部尚书秦蕙田领导纂修《五礼通考》时，也盛情相邀钱大昕前来充备顾问，时时虚心请教。因为，钱大昕以其高深的数学理论，能够“以知《尚书》纬四游升降，畅刘歆《三统历》之意旨，因弹定班志论文舛义”。
也是在此年，钱大昕进士及第。
与他一批，纪昀、朱筠、王昶等一批光照古今的鸿儒俊彦同科成为进士。
尤其是王鸣盛，既是他手牵心连的少年时同窗，又是他志同道合的挚友，还是他的妻兄，这让钱大昕欣喜异常。
晚年的钱大昕仍深以此生与王鸣盛同学、同官、同调而沾沾自喜：“予与西沚（王鸣盛）总角交，予妻又其女弟，幼同学，长同官，及归田，衡宇相望，奇文疑义，质难无虚日。予驽缓，西沚数镞厉之，始克树立。平生道义之交，无逾西沚，常以异姓轼、辙相况，匪由亲串暱就，辄相标榜也。”
这种男人之间最美好的情谊，也许只有民国年间的一对著名学人可以享有了，他们就是陈寅恪与俞大维。陈的母亲是俞的姑母，俞的妻子又是陈的胞妹，陈、俞二人又同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连续同学七年，情同手足，俞大维在怀念死去的陈寅恪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情属至亲，谊兼师友。”
自此，钱大昕驶入了他仕宦生涯中的快车道。他先后担任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右春坊右赞善、翰林院侍读、侍讲学士、詹事府少詹事及武英殿、功臣馆、《续文献通考》馆纂修官，曾分别担任山东、湖南、浙江、河南四省乡试主考，还曾两次充任会试同考官，最后担任的是广东学政。
正如同时代学者王引之所说，钱大昕属于“淡于宦情，抱道自足”的一个人，他唯一感兴趣的事就是“大肆力于著述”。乾隆皇帝深知钱大昕学识兼优，淡于荣利，所以曾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他“官至四品可休”。
的确，在一个真正的学人眼中，永远没有权位，而只有学问。
当以色列立国之后，民众商议要将第一顶总统的桂冠献给爱因斯坦时，这位头发蓬乱的科学家拒绝了，他的理由是，解方程比当总统更适合他。
于钱大昕而言，不管朝服胸前的补子是鹭鸶、白鹇，还是云雁、白鹤，这些都不在他的关心视野内，他只关注他的学术事业。
你看，朝廷此时所修的《热河志》、《续文献通考》、《续通志》、《大清一统志》、《天球图》，无一例外，里面有他忙碌的身影。
而每一项文化工程的参与，又都是他的一次自我学术总结和学术提升。
修纂《热河志》，他翻阅了大量历史文献，而且利用跟随乾隆巡幸避暑山庄的机会，多次对承德进行实地考察，将文献与实践相结合，为他后来编纂其他志书奠定了学理基础。
编修《续文献通考》，又让钱大昕通读了自古迄今的典章制度专史，大大厚化了其史学知识，为其日后撰写通考古今的史学名著《廿二史考异》提前做了学养上的准备。
订编《音韵述微》，既是对早年就“精研古经义声音训诂之学”的钱大昕的一次学术检验，也是对他在音韵学研究领域的一次兴趣强化。后来他的《声类》等音韵学著作的诞生，应该与此直接相关。
在《四库全书》纂修期间，他在《永乐大典》中探赜寻微，从中搜辑出《易稽览图》、《宝刻类编》两种早已消亡的古籍。此外，他还极为注重金石学研究，对搜求到的前代金石拓本，反复比对史籍，仔细加以校勘，完成了一部“横纵钩贯，援据出入”、成就远远超越前贤的《金石文跋尾》，将金石学研究推向了历史新高。
这些，都让钱大昕日渐成为一个纵涉多个学科领域、博综群籍的一代儒宗。
五.
久在宦海漂浮，再瑰丽的航行都会变得索然寡味，何况是淡于宦情的他？
“生涯碌碌风轮转，岁月堂堂电光掣。频浮蓟北柏子樽，苦忆江南梅花缬。”这是钱大昕所写的一首《古风》，诗中已隐隐透出厌烦蓟北生活，向往家乡田园之意。
乾隆四十年，公元一七七五年五月，其父病亡，他卸职丁忧，家居守制。服阕后，又念母亲年老，遂无意官场，不复入京都供职。
从此，钱大昕结束了仕宦生涯。告别了燕京浮华的酒樽，回到久违的嘉定，再次置身于少年时代就早已熟稔的幽香扑鼻的梅花之中。
如同历代前辈大儒，卸职归家的钱大昕也拿起了教鞭，走上了杏坛育人的教师之路。
乾隆四十三年，他应邀来到江宁钟山书院担任主讲；乾隆五十年，他应邀就教于松江娄东书院；乾隆五十四年，他应邀职掌苏州紫阳书院山长，直至嘉庆九年去世，前后凡十六年之久。
三十八年前，紫阳学院走出了一位英姿勃发的青年才俊；三十八年后，紫阳学院迎回了一位名满天下的学界泰斗。时光，让一个母亲温馨地看到了哺育与反哺的生动对接。
在紫阳书院的教学中，钱大昕与诸生讲论古学，注重以通经读史为先。他以训诂为研究方法，重视对历史时间和人物的考证，主倡通经博古，质疑解惑，辩难发覆，对学生诲之不倦。在他的教育下，受业于其门下的两千余人中，不光“其为台阁侍从，发名成业者不胜计”，而且，或得其一端以成专门之学，或学兼数长而成通儒之业，更是大有人在。
钱庆曾说：“公在紫阳最久，自己酉至甲子，凡十有六年，一时贤士受业于门下者，不下二千人，悉皆精研古学，实事求是。如李茂才锐之算术，夏广文文焘之舆地，钮布衣树玉之《说文》，费孝廉士玑之经术，张征君燕昌之金石，陈工部稽亭先生之史学，几千年之绝学，萃于诸公，而一折衷于讲席。余如顾学士莼、茂才广圻、李孝廉福、陈观察钟麟、陶观察樑、徐阁学颋、潘尚书世恩、户部世璜、蔡明经云、董观察国华辈，不专名一家，皆当时之杰出者也。”
何元锡说：“嘉定钱竹汀先生，主讲吴郡之紫阳书院，四方贤士大夫及弟子过从者，殆无虚日。”
钱东壁、钱东塾更是形象记述了乃父与四方之士及授业弟子讲学论道的情形：“或叩问疑义，或商论诗文，或持示古本书籍，或鉴别旧拓碑帖、钟鼎款识，以及法书名画，府君无不穷源竟委，相与上下其论议，至人各得其意以去。”
而且，钱大昕用自己的治学方式给后生树立榜样，“讲肄之暇，复加讨论，间与前人暗合者，削而去之。或得于同学启示，亦必标其姓名”（《廿二史考异》序），用以告诫诸生勿慕虚名，笃实求学。钱大昕设教宽泛，门开多科，但门门务求精实，科科考镜源流，难怪受业于他门下的弟子，或专擅一艺，或兼善数长，而各得其意，对埋头讲章、心系科名者而不屑。
有这样一位老师，弟子的眼界当然会比他人更宽，识见比别人更深，他们有理由向外校生撇嘴的。
六.
钱大昕却始终一团和粹之气。他进入到了自己学术的成熟期与收割期。
自归隐林下，钱大昕将此前的学术积累，推阐发明，喷薄而发，相继撰著出《廿二史考异》、《疑年录》、《元氏族表》、《元史艺文志》、《四史朔闰考》、《十驾斋养新录》等影响深远的学术巨著。
其中，皇皇一百卷巨著《廿二史考异》，是对历代史籍进行考订校勘的集大成之作，囊括了《史记》以来的“二十四史”中除《旧五代史》、《明史》，却加上《续汉书》的二十三部正史，纵贯中国历史上下两千年。此书，不仅在研究史籍的版本、文字考订、编撰体例等方面有着系统而独到的深研细判，而且对中国历史上各时代的事件和人物、典章制度、历史地理、氏族、民族、社会状况、风俗变迁等方面都卓有创见，在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此外，他的《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三史拾遗》、《诸史拾遗》、《元史氏族表》、《元史艺文志》、《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等著作，在考史之余，兼考经学及其他内容，大大开拓了经学、史学、历算、地理、文字、音韵、金石、方志等学科的研究领域。
同时，他又成为开一代学风之人。因为钱大昕的努力，推翻了长期笼罩学界的经尊史卑的牢笼，史学开始与经学并重起来。
在他之前，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虽然也倾心于史学，但他们更讲究“通经以致用”，着力于用经学来抗衡理学，所以并不以专门治史为方向。只有到了以钱大昕为先锋，以王鸣盛、赵翼为同道，当然还有历史哲学家章学诚加盟的这个学术阵营出现，他们究心于史，卓有新发，这才改变了长久以来的学术偏向，史学终于挺起腰板儿，与经学并列而坐。
钱大昕的为史方法是，利用金石文字与古文献相印证，再辅以音韵学进行考证。他提出了“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的考史之式，对历史上一些重要问题做了详尽而精深的爬剔梳理与考订论述，嘉惠后学，其功至伟。
也许正是他在史学上的卓越成就，其耀眼光斑恰恰遮掩了他的整体学术风貌，后世学者常常将他归于乾嘉惠栋吴派，或干脆只以一个博通众籍的史学考据学家来定义他。比如梁启超就持此论。
这无疑是偏颇的。
于惠栋之学，钱大昕充满服膺；于戴震之学，钱大昕也是赞许有加。
公元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戴震以一个狼狈逃窜者的形象，“脱身挟策入都，行李衣服无有”，来到京城。“性介特，多与物忤，落落不自得”的他，在“困于逆旅，饘粥几不继”之际，携其所著书拜访钱大昕。钱大昕与之谈论竟日之后，当即认定戴震为天下奇才，而且随即将其引荐给京师中秦蕙田、王安国、纪昀、王鸣盛、王昶、朱筠等一帮馆阁通人。正是钱大昕的伯乐之功，才出现了“薄海承学之士，至于束发受书之童子，无不知有东原先生”的盛况。但戴震治学有一个特点，用江藩的话说就是：“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
而钱大昕对惠栋与戴震二人的共同治学偏颇之处并不赞同。惠栋尊信汉人经说，墨守“凡古必真，惟汉是从”，进行学术限囿。
钱大昕为此提出不同看法：“后儒之说胜于古，从其胜者，不必强从古可也。”对于包括郑玄在内的汉儒，他始终坚持不盲从、不轻信，而是发现其有错误，就应据实订正，直陈其失，对顾炎武、朱彝尊、阎若璩、胡渭等人也持相同态度。
为此，好友王鸣盛曾劝他不要冒犯前哲。他的回答是：“愚以为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郑康成以祭公为叶公，不害其为大儒；司马子长以子产为郑公子，不害其为良史。”一事之失，不妨大体，但必须据实更正。
也许正是这样实事求是、兼容并蓄、广采博取的为学态度，才成就了钱大昕学术之宏博浩大。尤为可贵的是，作为一代通儒，他还积极学习欧洲测量、孤三角诸法，对利玛窦、汤若望等带来的西洋数学理论能“洞若观火”，从而使自己真正学贯中西。
他的确是一位通才通儒型、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宗师。
他不但在经学领域造诣深湛，其史学尤为精深，于文字、音韵、训诂、目录学均极为精通，在金石学方面成就也独步一代，长于天文历算、职官典制、氏族姓氏，还精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而且其诗文辞章也风骚独领，誉满天下。
极端自傲的戴震曾说：“当今之世，吾以晓征为第二人。”言下之意，许己为第一。学者江藩就毫不客气地驳斥：“戴编修震，尝谓人曰：当代学者，吾以晓征为第二人，盖东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东原之学，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这显然与“学究天人，博综群籍”、学贯中西的钱大昕不可比拟。
段玉裁在《潜研堂文集序》中这样评价钱大昕：“先生始以词章鸣一时，既乃研精经史，因文见道；于经文之舛误，经义之聚讼而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盖先生致知格物之功，可谓深矣。夫自古儒林能以一艺成名者罕；合众艺而精之，殆未之有也。若先生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
阮元在《十驾斋养新录序》中也如是说：“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合此九难，求之百载，归于嘉定，孰不云然！”
卢文弨称他：“品如金玉，学如渊海。国之仪表，士之楷模。”
身兼一流学者与封疆大吏双重身份，左右士林风气的显赫人物阮元，赞誉他于经学、史学皆“洞彻原委”，“订千年未正之讹”，而且在天算、地理、文字、音韵、金石、官制等学术领域，均能“观其会通”，是位“求之百载而难得”的通儒大才。
嘉庆九年，公元一八〇四年，这位“博而孱守，默而湛思”的通儒大才，一生坚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界巨子，在紫阳书院山长任上病逝。
一生勤学不辍的他，就在去世当日，还校勘了《十驾斋养新录》书稿数页。其终生向学、孜孜不倦的风致，令千载之下的后人永远感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