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的传递与继承，是创造历史的必要条件，无论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都是如此。这资源包括并不仅限于物质，良好的教育环境，宽阔的人脉渠道，上佳的社会声望？？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人处于社会中可利用的资源。只有具备充足的资源，在适宜的条件下，才能出现创造历史的壮丽画面。退一步说，即便只是在社会中立足和生存，既有资源的拥有者也要比无资源者更容易获得社会的认可和接纳。
而依照人类的生存发展规律来看，对资源的传递及继承，绝大多数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或者说，血缘关系在资源的传递及继承的分配次序上，优先于其他社会关系。因此说，王侯将相确有种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般规律而不是特例。在没有特殊机遇的前提下，普通民众受资源制约，极难封侯拜相。
说到底，封侯也好，拜相也罢，其最高目的诉求无非是成为社会中优势资源的掌控者。秦的一统江山，使这优势资源进一步垄断于最高统治者——皇帝手中。反观六国的旧贵族，无不因独立政权的消失而丧失了自己大部分的优势资源。在优势资源的占有和掌控问题上，六国的旧贵族与秦帝国的利益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为了自身的利益，旧贵族也会成为意图颠覆秦政权的主力军。
由此，不难看出，看似四海升平、一统江山的大秦帝国其实蕴涵着充分的不安定因素，掩盖在平静的表面下说成波谲云诡也不为过。看似突然的崩塌实在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必然因素在冥冥中主导着一切。
应该说，秦始皇对这些不安定因素并非没有丝毫察觉。于建国初年，他就动用行政手段将六国旧贵族及富豪迁移到首都咸阳，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瓦解掉旧贵族在当地的政治影响力。然而此举做得并不够彻底，并非所有的旧贵族都被纳入控制范围，这使得不安定因素仍然存在。迁移旧贵族和富豪的另一层目的是改善首都地区的经济环境，这些富庶群体一起迁入首都，他们所带来的财富会加速首都地区的经济发展。
史上说秦始皇残暴，大概是因为“焚书坑儒”，然而看他对旧贵族的态度，个人认为太过于心慈手软了。若不以人道角度考虑，而完全以维护政权及金字塔社会架构稳定的角度来考虑，消灭潜在政治隐患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天下大局既定之后，就应该对旧贵族大规模清算镇压。未必要将他们全部杀死，但是最不济也要杀得这些旧贵族万马齐喑、噤若寒蝉，之后再施以恩惠，如将其纳入政府供养的体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因远离优势物质资源，其非物质资源的力量会逐渐弱化消亡。尤其是经历两代甚至是三代人之后，一切优势资源都与他们渐行渐远，他们也习惯于没有优势资源的日子，妄图颠覆政权的念头自然会彻底根除。
正因为秦始皇的心慈手软，或者是因为他把这些旧贵族也当成了自己的私人财产（人口数量），所以才没有对其进行大肆诛戮。要知道，以当时的社会普遍文化程度来看，普通百姓是不识字的，更毋论写字。那么“始皇帝死而地分”这几个字到底是何人所刻，可称得上昭然若揭。这样的问题，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完全可以利用其掀起对六国旧贵族清算的政治风暴，然而秦始皇却没有这么做，只是草草处理了周边的居民即告终。
不安定因素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才为日后的烽烟四起、国崩地分埋下了隐隐的祸根。
被捆绑在权力十字架上的人
秦始皇死于51岁，按照今日社会的衡量标准，他正当壮年，而以当时社会的平均寿命来看，他算得上是长寿。在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工作下，在当时落后的医疗条件下，仍然能如此高寿确实难得。
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优越的条件虽然可以延长人的寿命，但是长生不死却是笑谈。在金字塔式的社会架构下，最高掌权者的寿命长度，有效地限制了帝国政治制度的延续性和长期性。简单些说，秦始皇一个人的命再长，也不可能耗过六国旧贵族的三代人。他的死去，引发的一系列政局乃至社会的动荡，则成为旧贵族谋反的契机。
秦始皇至死前，一直未做权力交接工作，只是匆忙拟了一份遗嘱。遗嘱的低透明度成了权力移交的不可靠因素，二世皇帝仓促即位以及即位后的政治大清洗皆因它而起。
无数历史证明，在权力交接的过程中，准备得越充分，过渡得越平稳，权力的移交成本越低，因权力交替而导致的社会动荡越轻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然而绝大多数掌权者却不愿过早地让他人染指权力，这使得许多权力移交变得充满不确定因素。恋权和贪财一样，是人的本能。为了争夺权力，无数血亲反目，这使得我们看到的宫闱之变无不血迹斑驳。而权力的执掌者，也尽数被捆绑在权力的十字架上不得脱身。
秦始皇，就是这典型被捆缚在权力十字架上的人。帝国的迅速毁灭与其恋权虽无直接关系，却有间接影响。或许他没意识到，自己竟然如此快地离开人世，就是这点出乎意料，使得秦帝国权力更替的成本高到无以复加。
大秦帝国经济危机的开始
一切政治须立足于现实，钱穆先生在他的著作里不止一次提到这个观点，对此，我个人深以为然。客观地说，秦始皇统治下的秦帝国政府，并非没顺应时势做出转变，在统一后产生的一切国策，无不是为解决现实问题而制定。如为了稳定治安，政府收缴民间的武器并销毁；为了鼓励商业发展，给予畜牧商人乌氏倮政治身份，允许其按期行朝请礼。这些政治信号无不是在向外界证明，为切实解决社会问题，秦政府在逐步做出转变。于经济制度改革中，秦政府的建树还不止于此，如规范了长度、面积、体积和重量的标准，统一了货币的单位等，这些都为经济发展带来了长足的进步。然而，这样做还远远不够。原因在于，还有更多的社会实际问题有待解决，而对应出现的政治措施大多既不治标又不治本。以经济为例，基于我们已知的土地国有制及授田政策，统一后的土地分配，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难题，即已有的土地无法承载依照既定土地制度进行的分配方式。
云梦秦简中《秦律杂抄》部分曾记载“战死事不出，论其后”，而《法律答问》部分则记载“官其男为爵后”，两者合在一起说明了一个问题：爵位可以继承，与爵位对应的土地及房产等也可以继承。土地使用权的可继承性，会使政府可用于授田的土地数量越来越少。对外发动战争时期，尚可以凭借新获得土地作为分配标的。然而对外战争结束后，土地的数量就成为了一个常量，再无增长——而人口数量却始终是变量。从理论上说，只要人口保持持续增长，原有的土地制度迟早要破产。
土地是有限的，而农用土地更加有限，这就造成了现实中的问题远比理论中的更复杂也更棘手。众所周知，公元前221年，六国的土地尽数被秦收入囊中，而原六国土地上的居民也都成了秦的子民，他们被统称为“黔首”。由于执行了秦的土地制度，基于原土地制度下的旧经济秩序顷刻间即灰飞烟灭，而新经济秩序的建立工作只是刚刚开始。彻底重建经济秩序，是项浩大的工程，不仅要投入人力物力，还需要时间。
经济秩序与经济制度息息相关。若制度与现实不相吻合，执行中势必会出现无法解决的矛盾，这将直接导致建立经济新秩序的希望破灭。公元前216年，也就是秦帝国建国的五年之后，原有的授田制度土崩瓦解，新的土地制度变成了“名田”，即命百姓自报所占土地数量。改变土地制度的原因在于，按照授田制度，旧有的农用土地无法满足现有人口的需要，于是就需要开垦新的土地。而新土地以什么样的形式开垦，开垦后的使用权又归属何人，都成了悬而未决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