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地讲，这些专业的乐师是要吃饭的，为统治者服务，统治者就要供养他们。那么供养他们的经济来源从哪里来？答案不言而喻，是财政收入。也就是说，供统治者娱乐的音乐会规模越大，需要的乐师就越多，那么需要在财政上的支出就越多，相应的，需要从统治范围内征收的税就越多，区域内的民众经济负担就越重。
当然，还有一种观点是，统治者找的乐师都是业余的，是非职业的，只有开音乐会的时候才来表演，平时各自有各自的工作。找他们来，是不支付工钱的。这不就不增加社会负担了吗？这显然是个荒唐的论调。把可以用来工作，并获得经济收益的时间用来给统治者服务，这相当于另一种纳税，以劳务纳税。而且这种纳税是隐性的，是很难直接发现的。如果要对纳税额进行精算，就要以时间为标准，以个体在单位之间内获得经济收益为单位来进行计算。所得出的经济收益数学值，就是他的纳税额。
严格算起来，这两种形式中的任何一种，都将会加重民众的经济负担。倘若统治者以此为乐，频繁地举行音乐会，而且在音乐会的规模上不加限制并肆意扩大化，那么将给社会带来的经济负担之重，是非常可怕的。这沉重的经济负担很可能才是引发平民妻离子散的根本缘由。如此说来，这怎么能让他们乐得起来呢，这又岂是一个简单的是否“与民同乐”的问题？况且这音乐会真的就是为大众喜闻乐见吗？这也很难讲。所谓众口难调，就是这么个道理。各自的喜好需求不同，即便你把人家请来，一起欣赏这音乐会，他也未必喜欢，何况这又是用他血汗钱来置办的场面。
当然，强词夺理一点说，这虽然相当于强制卖给买家一个不喜欢的商品，有强买强卖的味道，但是总比连点甜头都不给的强。
同理，统治者所沿袭“礼”所要求的，祭天、封禅、巡游等大规模的、带有浓郁政治色彩的礼仪行为，其规模越大，对经济的消耗也就越甚。对于这种在仪式上的奢侈与浪费，有四个字概括是“好大喜功”，而跟着这四个字背后的还有四个字：劳民伤财。
花多少钱，办多少事
前文介绍了礼的背景，由此不难判断，礼的施行范围是囊括了整个社会。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要遵循礼的原则，也就是经济的交换原则。只是在具体执行标准上有所区别。这点在《礼书》里说得非常详细：
文貌繁，情欲省，礼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礼之杀也；文貌情欲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礼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尽其杀，而中处其中。步骤驰骋广骛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宫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于是中焉，房皇周浃，曲得其次序，圣人也。
这段话翻译成标准的白话文是：文彩繁多而情欲淡薄的，是过盛的礼；文彩不足而情欲浓厚的，是简易之礼；文彩和人情互为表里，糅合适中，才是礼的中流。君子能上得过盛之礼的文彩，下得简易之礼的人情，中不离中流之礼那样的文情适中，缓急左右不失于礼。所以说，君子的本性就是守中道，不偏激。能严格以礼义的范畴作为行动范畴的，是士君子。此外的是平民百姓。在士君子和平民百姓之间，既不像士君子那样拘泥，也不像平民百姓那样不守礼范，而是能徘徊周旋，随事曲直而变化，总不失礼之次序的，便是圣人。
然而即便翻译成白话文，读起来仍旧有种隔靴搔痒般的感觉，显得不够透彻。于是我们进一步去探究它的深意。
所谓“文彩”，无非是礼的表现形式，请客吃饭是礼，请人洗三温暖、SPA也是礼，请人打高尔夫球也是礼，当然，直接点现钱，或者出让其他经济利益同样是礼。说到底，无非是个经济价值出让的问题。而这经济价值的计算衡量方式，依然脱离不了会计准则，也就是以通用货币来计算。以最通俗的说法来解释，文彩的多寡，就是指花钱的多与少。
那么这里的“情欲”，其实就很好理解了，应该是指代想通过送礼而求人办的事。
两者联系起来，事情就变得简单了。求人办事，钱花多了，是不经济的做法；钱花少了，让办事的人不痛快，可能不给办事，或者是一锤子买卖，没有以后办事的可能。所谓“君子”，就是懂得求什么人，送什么礼，会根据对方的社会等级，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花钱标准，并且严格按这个规矩办事。
由此，我们还可以推论出：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此系扯淡。前文提过，在社会活动中，所谓“情意”，所谓“人情”，无非是使利益交换变得含蓄而易于被人接受。礼的经济价值高，利益受让方的经济感官就会感觉到愉快与舒适，也就是“情意”重；反之，礼的经济价值低，那么利益受让方的经济感官就会缺乏快感，甚至是失落，这就谈不到“情意”了，更毋论一个“重”字。所以，除非这个鹅毛能作为一种信用凭证，它的存在能给接收它为礼的人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才可能谈到情意。
应该说，礼的真实含义，和我们今天常说的“想做事，先做人”是完全吻合的。也就是说，这“做人”实际上就是熟悉，并学习当今社会潜在的“礼”。
有钱有势就是君子，与道德无关
我们再深入地延伸开说一说这“君子”和与之相对的“小人”。我们已知，能严格按照礼的标准执行，做到知行如一的，是君子，反之即是小人。那么有这样一个现实情况是我们无法忽视的，那就是，执行礼所要求的标准，是需要充足的经济实力做后盾的。说白了，礼是有钱人玩的游戏，没钱的穷人玩不起，哪怕他知道应该怎么玩。只要经济能力上达不成礼的要求，就不得不当“小人”，哪怕很不情愿。
究竟是君子还是小人，一切用事实说话。以这个角度来看，君子其实是社会阶层的分水岭，也是这个阶层的代名词，按今天的话说，大致相当于社会精英。而小人，则是经济能力不足以维系礼的要求的普通社会群众，也就是所谓的草根。
说到这，我突然想检验一下，自己的这个观点是否能站得住脚。根据我们以往的常识可知：君子之所以被称为君子，是因为他们的道德高尚。而就我们刚刚讨论的观点来看，君子的称谓是受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所决定，至于是否“道德高尚”，还是个未知数。那么这两个观点究竟哪个更符合现实情况呢？
庄子“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理论，显然已经否定了社会精英阶层的仁义道德之说。也就是说，君子以上的阶层，他们把持着话语权，显然有更充分的资源来抢占道德制高点，也就是具备粉饰自己道德的条件。
当有人受到精英们的恩惠，受到他们的经济照顾时，从常理上说，受惠者自然是要说出褒扬的话来，什么对施惠者有利说什么。社会不是看重道德吗？那就说他道德高尚，说他是君子。说的人多了，假的也就成了真——从众心理让人们都愿意接受这说法中的信息。“二战”期间德国的宣传部长对类似情形颇有心得，有句至理名言说得好：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反过来说，一个道德高尚而没有经济基础的人，不能给人施加经济上的恩惠，不能完成“礼”的要求，那么他的道德水准将无人给予口碑，甚至有人会给以恶评。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即便是有再高尚的道德也将在这诽谤中烟消云散。
事实证明，道德既不能成为人类行为的刚性约束，也不能成为直接的经济来源渠道。
我陡然发现，这似乎是面对应现实的镜子，一切所谓的高尚都是那么的虚妄。昔日的君子与今日的社会精英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今天的精英们披着的华丽包装更多一点，什么企业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在他们得势的时候，也就是能做到“礼”的时候，他们永远是优秀的、高尚的、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旦失势了，失礼了，那么现实将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浮华的外衣扯掉，并打回原形。
说到这，我们几乎无可置疑地认定：因为是“君子”，所以才“道德高尚”，而不是因为道德高尚才是君子。国学中所有关于君子与道德的信息，皆是因果倒置。反过来说，因为是“小人”，于是没有让大批人赞扬追捧的经济条件，所以道德高尚不起来。
延续着这个思路，孔仲尼所言的“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将别有深意。前文说过，小人是普通的社会群众，在经济的支配能力上较弱。女性与小人的相似点也在于此。造成女性在经济上支配能力弱的原因，是长期的社会现实所致，此处不做讨论。我们只看这两者的共同点，也就是欠缺在经济活动中的支配地位，这决定了他们在社会活动中缺乏话语权，更无法按照“礼”的要求，在社会活动中承担起对应的责任和义务来。依照孔夫子一贯向强权拜倒的思维方式和处事原则，“小人与女子”这些在社会活动中扮演配角的人不值得交往，因为他们不能在自己获得名与利的意图中给予任何帮助，所以，才有如此感慨。
《礼书》中又谈及了“礼是人道的最高境界”，“不守礼的人不必以礼相待”一节，这说法正暗合了前文所叙的关键：没权没钱的人，不值得交往；没办事能力的人，不值得给他花钱。作为前叙观点的佐证，这里虽然说得含蓄、隐晦，可其中的功利思想却没打半点折扣，反倒是更为淋漓尽致地得到表达和体现。
言已至此，有关圣人的“能徘徊周旋，随事曲直而变化，总不失礼之次序”，我们便很容易理解了。前文说过，圣人是最高统治者的代名词，而在秦篇的《战争福利学》中也点明了社会福利分配可能出现缩水的实质。两相结合，再按我们最通俗的大白话一讲，就是不管让老百姓吃了多少亏，最后都能把他们忽悠乐呵了，还认为忽悠他们的人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这才称得上是高明的统治者啊。
总之，统治者把持着话语权，正说反说怎么说都有理，你平头百姓只能听只能忍，任由他们在台上顺嘴胡说八道而无力改变。这就是现实。礼是人家的菜园子，想怎么种怎么种，想怎么摘怎么摘。所以我们更能理解为啥“圣人”对“礼”无比喜好了。因为“礼”对统治者构不成实际的约束，借着“礼”这个噱头，可以保证他随意折腾为所欲为，而平头百姓只能无奈地陪着玩，而且有苦也说不出。
礼文化下的反腐是空谈
人们常说，支撑起中华文明的内核是儒家文化，是它令中华文明流传千年经久不衰。对于这一说法，我是存疑的。个人认为更贴切的中华文明内核是礼。这不仅是因为儒家文化脱胎于此，并围绕此来进行，更重要的是，礼文化中所蕴涵的经济理念和经济行为，尽数都融合在中华历史中，每一处都是难以回避也难以剥离的部分。
纵观中国历史可知，礼从没脱离开过中国社会。随着技术的提高，经济的发展，历史的变迁，它总会以适当的形式在适当的时机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就像能量守恒定律中的能量一样，既不会被消灭，又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一种形式。
因此说，礼在今天依然存在。既延续了昔日礼的核心——经济交换原则，又有所发展，以新的形式展示在世人面前。
我们仅以逾礼为例。
直观些说，过去三品官和四品官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是有分别的，比如体现在用车上，可能三品官允许用白马拉车，四品官就不行，只能允许用花马拉车。换在今天，厅局级干部可以用奥迪A6做公务用车，那他下属的科级干部敢用更高档次的车？恐怕连用同档次的奥迪A6做公务用车都要引来麻烦，就别说更高档次的车了。轻一点的，得罪上级领导，认为他不懂规矩，不讲原则，之后得不到重用；严重一点的，保不齐纪检委的同志就该找上门，查他的经济问题了。
同理，一个企业里，中层经理的工作用车，敢超过总经理的标准吗？也是不敢的。否则将会避免不了接到上级领导扔过来的小鞋。届时，穿还是不穿？
再说得细一点，一个女经理拎着LV的包包上班，下属的女职员也敢照猫画虎地买一个拎上？恐怕也是不敢的。在工作之余，私下里用用还可以，如果在工作的场合拿出来，无疑是自找麻烦。
这些归结起来，都是在礼上的僭越之举，属于社会行为的大忌，应该尽量避免。在享受物质生活前，一定先看好身边的社会环境和自身的社会层级，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根据礼文化中“拿钱办事”和“分级花钱”的特征，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一个问题，如果官员被社会现实定位在较高的社会层级之中，那么反腐就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因为他的社会地位决定了求他办事就得支付吻合他那个级别的“礼”，而无论其是否动用手中的权力。
于理性的经济角度考虑，如果不是因为官员手中握有权力这种特殊的情况，那么是否有必要支付如此高昂的代价就很值得商榷了。直白点说，这点事求谁都能办，那么就无须花大钱找当官的办了。正因为他有权，有些事别人办不了，只有他能办，才花大钱求他办。
然而从现实角度出发，礼这一模糊的说法，实在令我们太难分辨和界定，与官员们打交道的经济往来中，到底哪一次是“礼尚往来”，哪一次是权力赎买。
长久在“礼”文化浸染下的中国，就像个泥潭，而社会又认可这种泥潭式的行为准则，钱权交易掩盖在“礼尚往来”的借口下，已成为整个社会约定俗成的经济运转方式，这又岂是一两句“反腐”口号可以改变的现实？因此说，在礼文化笼罩下，而又社会层级鲜明的国度，妄谈反腐不过是些不切合实际的空话和大话。
五经济的本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