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禁止私斗，主要是针对城邑间的，说得更深些，是针对贵族的，因为只有他们才会为抢土地而指挥人私斗。土地国有制强化后，利益团体瓦解了，这种私斗现象自然会消失。辅之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鼓励为国公斗。公斗有奖，私斗重罚，从制度上又铲除了可能滋生私斗的土壤。
至于《商君书·垦令》则彻底阉割了当时秦国民众的娱乐生活，使之精神消费处于空白阶段。而后灌输的思想也都是耕地杀敌得利等功利思想。
而严格控制粮食贸易，限制民间消费，这无疑是高积累低消费的经济运行模式。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战争做积极准备。由此我们可知，商鞅不打折扣地兑现了他的政治诺言。
战国末年的军国主义
商鞅的政治理念显然不是以民为重，他所推崇的政治理念，最终的利益获得者是统治者，而和民众无任何关系。即便是藏富于民，也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但是从客观上，他满足了当时“耕者有其田”的需求。
对比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日本、意大利、前苏联等，我们不难发现，两千多年前秦国所奉行的国策，竟和这些现代国家所奉行的国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历史上，我们把这种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和对外战争的思想和政治制度，统一称为军国主义，或称黩武主义。
在两千年前，尚不流行主义这一说法，倘若流行，恐怕也要有个商鞅主义。其实商鞅主义也好，军国主义也罢，其核心内容是相同的，至多是在政策细节上有些许差异，这并不能影响其本质上的一致。
由是可见，我们两千年前的老祖宗们在政治思想上就已经很成熟了，若说后世的我们还要效仿国外的政治理念，实在是舍本逐末。其实有的时候，外国的和尚未必就比中国的和尚会念经啊。
二政治推销员＆政治经理人百家争鸣，辩家鹊起，铸就了无比辉煌的战国文化。这先秦时期独特的社会化大分工，令社会中产生了一个独特的人群。那么以现代的人力资源流动理论看待，这个人群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商鞅是个业务员
从《史记》中我们得知，秦孝公同商鞅有过进一步接触后，他们有过连续数天长谈的记录，且“语数日不厌”。一个统治者和一个政客的长谈，肯定不会是风花雪月、家长里短。历史对此并无直接记录，因此我们无法模拟出当时秦王与商鞅长谈的场面。但我们可以从历史的侧面记录中得知，商鞅是在充当一个蛊惑者、怂恿者的角色。
但我更愿意把他定义成政治推销员，而他所兜售的产品理所当然的是政治理论。
商鞅名义上携带的政治理论是“帝王之道”和“强国之术”。据说帝王之道，要到三代之后才能见着成果和收益，显然是个远景规划。如果把政治策略当成投资，把未来的政治结果当成收益，那么帝王之道在理论上会有非常高的政治收益，而成本则是非常漫长的等待周期，这周期长到孝公不仅要耗掉自己的一生，还要搭上自己的子孙合计三代人的励精图治，才能见到成效。这成本太过高昂，高昂得让秦孝公无法接受，于是他拒绝了这种投资方式，而选择了强国之术这种现得利的方式。
用费雪的时间偏好理论解释：孝公的选择符合正时间偏好率的特征，即认为当下的快乐要比未来的快乐有价值。
我们姑且放下商鞅的帝王之道是否有效不论，单是这漫长的时间风险，就是一切收益的大敌。这收益，包括并不仅限于政治。
为政者在任期之内看不到成效一点，就足够让其望而却步了，尤其是他的任期的终点和生命的终点是一致的。孝公的理由非常务实：让我一辈子郁闷等着成帝王，这买卖不中，我要干一番事业，得在我自己有生之年看到成果。
商鞅有没有帝王之道，这帝王之道是否有效，我们已经永远没有机会去印证了，反倒是这强国之术最终使孝公五代之后的子孙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帝王大业，至于那些或是采用或是没采用帝王之道的君主，他们的家国业已先秦一步消弭在历史的尘埃中间。这难免令我们唏嘘不已。
推销原来很简单
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需要的是实践的检验。而这种检验，往往是要冒些风险的。比起经济上的试错风险，政治上的试错风险更可怕，因为这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动荡，甚至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后世王莽的“王田”政策，王安石的“青苗法”，都因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而终成大祸。
自然科学的理论尚可假定，随着技术能力提高而逐渐检验，去伪存真；至于社会科学的理论，则须立足现实，针对当前情况循序渐进发展。
许多伪科学往往听起来令人心驰神往，然而却有悖于常识。虽然能描述一幅非常美丽的远景画面，却无通往这远景的通路。如此看来，这帝王之道，很可能属于伪科学的范畴——除了传说外，我们并无确凿证据证明，它可以助哪一个国家长盛不衰。上古时期的神话，倘若是真实的，又何来后世的兴衰更替呢！
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的设想：商鞅的帝王之道是子虚乌有的，而他想兜售给秦王的，仅仅是他的农战思想。作为推销者，商鞅的策略是很有效的。他提供了两个可选择的商品，把自己拿不出的产品的好处说得天花乱坠，但是却非常不靠谱；能提供的产品却说得朴实无华，而且现实可行。
这种可选择的推销方式，无疑很容易将潜在客户——秦孝公的思维限制在两个产品之中。倘若只是一味地吹嘘强国之术多么多么优秀，恐怕这生意就吹了。孝公的第二个选择很可能是拒绝商鞅的商品。面对寡头的时候，难免让人滋生戒备的心理。
在没有其他竞争对手的时候，人为地制造出一个虚拟竞争对手，会让你的客户有着莫大的安全感，使他感觉自己是寡头而面对多头。然而这只是个心理作用，也算是个思维陷阱。其实在真实的世界里，客户面对的依然是寡头，只是他不容易觉察而已。
当然，客户可能跳出这个思维陷阱，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产品同客户的需求差距过大。秦孝公选择了商鞅的强国之术，证明商鞅兜售的产品在他那里有市场，和他的利益诉求有契合点，符合他的需求。
说到这，又出现了个问题，假使孝公对帝王之道感兴趣，作为商鞅又该如何处理呢？有两种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偷换概念，用玩文字游戏的手法，将农战政策换汤不换药地呈给孝公，通俗的说法是两头堵；二是将帝王之道尽量往离谱处介绍，如果孝公务虚不务实，大可以借此登上庙堂过几年好日子，若是他追究效果，可以用未到约定时限为由搪塞，如果再进一步，孝公等得不耐烦了，要些可见成效的内容，就可以重新拿出强国之术来。
如此之行，实属诡道，难登大雅之堂，但大多行之有效。幸运的是，孝公是个务实的人，用不着商鞅煞费苦心地采用诡道手段，就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农战思想。而商鞅，也顺利地达成了自己货与帝王家的夙愿。
商鞅的推销术，以经济视野来看，实在有些太过微观了，至多是营销学范畴中一个小小的分支。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需要用显微镜观看的片段，往往能起到扭转历史车轮走向的作用。
以商鞅的职业性质以及特点做界定，显然他又可以认定为在历史舞台上的另外一种角色。没有权力资源，而依靠自身的专业技能与权力资源掌握者合作，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与现代的职业经理人在本质上非常类似，只是针对的利益团体不同。一个是政治，一个是经济。反过来说，现代的职业经理人，所兜售的内容是他的管理理论，这种价值交换同样可以看作是销售行为。
诸子百家是社会化专业分工的鼻祖
战国年间，界于经理人与推销员双重身份之间的大有人在，他们游走于各国之间，尽可能地将自己所擅长的专业技能应用于社会分工中去。他们所擅长的专业技能各不相同，由技能的差别导致了不同的派别，如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兵、医等共计十二大类。这些在学术思想上分别独立成体系的派别连同其主要的学术人物，则被后世合称为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这个特定人群的兴起，与战国时期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自打西周时代终结后，古中国就不再是维持一个整体的大社会群落，转而进入一个由多个小社会群落以竞合形式存在的时代。这源于人口数量的激增，造成了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形态的变化。当固有的社会结构已无力承载为整个社会提供经济给养的任务时，它将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它的使命也将宣告终结。也就是说，春秋和战国的社会形态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必然的产物。
经济形态的变化，间接地推动了经济发展技术的提高，也促进了社会化大分工的深入展开。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盈余，令其分配、二次分配以及再利用成了一个非常难以协调的矛盾。因此，社会亟需一个具备掌握经济规律以及管理技术的人群来化解这个矛盾。于是诸子百家应运而生。
政治与经济是对密不可分的孪生体。随着经济形态的变化而引发的政治形态变化，也是令诸子百家兴起的重要原因。当时的政治平民化，使得社会中有了对社会规律产生深入思考的风潮。相当大的一个人群为了自身的前途，被迫参与到这种思考中去，在对人、事及社会的广泛探讨中成长，并提高认识。由于各个社会群落的利益不同，它们形成了各自的利益体，社会群落间为了生存而出现全方位竞争的局面。为了保证自身的胜出，各个社会群落对人力资源和技术的需求空前高涨。这相当于一个庞大的人才需求市场，直接地促进了人才流动，也成了各种政治、经济理论的试金石。优者胜，劣者汰，吻合社会现实并有建设意义的理论得以在实践中保留、继承并且发扬光大，反之则被遗弃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秦帝国的诞生，终结了诸子百家的黄金时代。不过反过来看，在秦帝国诞生之前，现实已经检验出了哪一种理论更有持久的生命力。换句话说，帝国的横空出世，只不过是为这一场精神盛宴做一个总结，把最朴素也是最符合经济规律的理论去芜存菁地保留下来而已。
三战争经济学人类历史上任何大规模的社会集群活动，绝不可能脱离经济而孤立存在，更不可能突然发生。战争亦然。作为典型的大规模社会集群活动，它一旦发生，必然会有着独特的经济背景和经济脉络。是战争决定经济，还是经济决定战争，这两者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和学问？
“农”与“战”的背后
前面我们谈了商鞅变法中的几个技术问题，对变法的内涵有了大概的认识，又了解过商鞅如何把军国主义政策“卖”给秦孝公，不过这些还不够透彻，也谈不到规律性的总结，于是这又催生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军国主义政策能使国家“强大”到足以支撑旷日持久的战争。战争与经济又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我们已知，农战思想，侧重的是“战”，战即战争，那么什么是战争呢？
孙子说战争是“存亡之道”，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暴力行为”，两者的说法都完全吻合战争的特点，但没指明其本质。究其本质，实为政治的延续。
战争——作为人类社会成集群地大规模互相残杀，它一旦发生，就必然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或是为了利益，或是为了意识形态，更有可能两者皆有之。参战的双方，一定是在常规政治手段解决不了相关的利益纠葛问题，才会采取这种暴力流血的方式来解决。虽然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快捷有效，但是它的负面作用也不可小视，那就是巨大的破坏性。
为了避免这种破坏性带来的危害，一些军事理论家就提出了“攻心为上”的理念，具体的策略如恐吓、讹诈等。
战争可能发生于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民族（部落）与民族（部落）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是宗教与宗教之间——也只有这些大的人类集群间的利益冲突才具备导致战争发生的条件。
战争的根本原因，往往是战争的目的所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无论是政治之争，或是意识形态之争，核心的目的都脱离不开经济范畴。换言之，这两者的利益必定或直接或间接地囊括了经济利益。
秦孝公认同商鞅的农战理念，无异于认同了用武力的方式将经济价值从其他人手里掠夺过来的意图。对于孝公的想法，我们无意做道德上的批判，在这样的问题上，做道德批判的意义也很寥寥。我们要做的，至多是从中窥出一些未曾披露过的信息。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孝公通过战争最想得到的利益是什么。毋庸置疑，政治意义大，经济价值高的事物当是首选。
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政治意义最大的资源莫过于土地。而结合战国时期的生产环境及条件，我们又可知，当时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也惟有土地——土地是当时经济活动中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有了土地才有农业生产的空间，有了农业生产，就有了粮食；有了粮食，才能养活人，才能有供养统治阶层的经济富余。
因此说，无论金、银这些贵金属，还是珠宝玉器这些奢侈品，较之经济价值，无一能超过土地。可以说，土地是最佳的战争标的物。甚至说，土地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硬通货。
然而战争这个东西，远不是想想那么简单。能不能打，什么时候打，怎么打，打不打得赢，打完了怎么办，这一系列的内容就成了另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