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的存在是不分时间、地点的。或者说，自从人类学会合作开始，利益集团就存在。它既可以是有形的，比如以某种纲领或规则为契约形成的组织，具体如企业、宗教、社团等；也可以是无形的，仅以利益瓜葛为联结纽带。
严格地说，整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构成，其中大的利益集团囊括多个小的利益集团，小的利益集团因共同利益而构成大的利益集团。
东汉帝国的形成，更多是由旧帝国时期所形成的利益集团做的工作。这是他们为减少自身的损失，为自身所掌控的资源能够传承延续而采取的选择。西汉帝国长达两百余年的社会磨合，使得整个社会对帝国体制都具备了充分的经验。几乎每个利益集团都能在帝国制中迅速找到对于自己有利的位置，从而从容地进入到角色中去。不单利益集团如此，就连绝大部分社会成员也都能在这制度中找到习惯感和舒适感。他们或许会因生活的不如意而心生怨怼，会开口咒骂，但他们很少去谴责体制——他们通常不满的只是自己处于这个体制内的地位，而不是对体制产生反对或质疑。
橡皮图章式的皇帝
传统文化中，往往过于夸大最高统治者在历史上的作用，而普通社会成员和利益团体在历史中的作用又被过分缩小。这导致了一切史料皆围绕着最高统治者做记录，而无视社会真实状态的现象。道德问题，成了中国古今史观中解释所有问题的通用答案。这令无数事实真相和客观规律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当帝国的首任元首在利益集团的掣肘面前都显得如此的无力时，后续的继任者就更不要妄谈摆脱利益集团的控制了。无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帝国制随着时间的迁移，统治者的更替，统治者的个人作用在整个社会的运转中将趋向于越来越弱，以至于到最后只是一个象征。整个社会的运转，都依赖着体制与利益集团间的无缝隙接驳，就像一部庞大的机器，各个齿轮间相互咬合着滚动向前。
西汉帝国历经五代皇帝后，才出现了傀儡皇帝。有了前车之鉴的东汉帝国，仅仅经历了三代皇帝，就进入了傀儡皇帝的阶段。
自汉和帝起，东汉帝国后续的皇帝全部都是少年继位，年纪最大的不过十四岁而已，而年纪最小的还不满周岁。想必任何正常人都不会相信这些娃娃们具备行使皇权的政治能力。这更印证了一个观点：帝国制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皇帝只作为象征存在，而皇帝那至高无上的权力，将成为帝国体制下独一无二的伤害工具。靠近权力核心层的群体，都会借助它作为自己的庇护伞。
也就是说，真正掌控这个权力并具备行使权的，是可以近距离接触皇帝的政治主体成员，也就是各个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其中势力最大的，具备优先使用这个权力的资格，其余则循序渐次地向后排列。这其中还有一个赢家通吃的原则，即排名位次靠前者，有剥夺排名靠后者借用皇权的资格，现代一点的说法叫一票否决权。
这便是帝国的终极形态。
利益集团为了满足自身的发展需求，为了降低自己使用权力的风险系数，他们会致力于把皇帝打造成橡皮图章。很显然，比起成年人来，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更容易被控制，更适合做这个橡皮图章。
然而现实往往又不甚如人意。皇帝毕竟是人，哪怕只是孩子。是人，就避免不了会有些不确定因素存在。偶尔的，橡皮图章也会有反抗情绪滋生。典型的例子是汉质帝刘缵。
据史书记载，这个汉质帝刘缵天资聪颖。然而他的这份聪明没给他带来好运气，反而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令其仅在九岁就横死朝堂。原因在于，他过早地向扶植他上位的利益集团首脑梁冀发出挑战信号。具体行为是，公然在大庭广众的场合称梁冀为“跋扈将军”。其时完全具备控制政治局面的梁冀为了防患于未然，选择了毒死少年皇帝刘缵。
东汉皇帝多夭折或横死，与利益集团产生矛盾是个难以回避的原因。利益集团不需要一个有头脑、有想法、有政治见解、有政治能力的皇帝，而只需要一个可以逆来顺受、完全任其摆布的橡皮图章。所以在位时间久一点，活得长一点的皇帝，基本上都是不反抗的皇帝。或者说，他们扶植这些未成年皇帝上位后，所给予的教育就是服从和拒绝反抗。严密的控制加上洗脑，的确有打造出彻头彻尾傀儡的概率。比如汉安帝、汉顺帝、汉桓帝、汉灵帝和汉献帝。
利益集团的内部洗牌，是导致皇帝频繁更替并殒命的另一个原因。利益集团为争夺政治权力的互相倾轧，使一干无辜的少年皇帝，甚至是幼年皇帝都成了牺牲品。前面表单上只是记载了在位一年或一年以上时间的皇帝，其中略去了一些在位时间不但不足一年，而且没有被史学界承认的皇帝，如汉德帝刘庆（汉安帝刘祜在位时期追谥）、汉穆帝刘开、汉崇帝刘翼（汉桓帝刘志在位时期追谥）、汉孝元帝刘淑，以及汉仁帝刘苌（汉灵帝刘宏在位时期追谥）。
被历史遗忘的女人
摄政的皇太后，即前任皇帝的妻子，是个地位比较特殊的人物，介于利益集团代表与皇帝之间。理论上讲，由于古中国女性社会地位较低这个特殊原因，为了避有牝鸡司晨之嫌，身处皇太后之位的人，不该直接过问政治上的事务。然而现实中，这些皇太后们往往按捺不住寂寞而染指最高权力。
换句话说，皇太后有成为皇权实际掌控人的概率。
东汉时期，就有这样两个典型。其一是汉和帝的皇后邓绥，她在汉和帝生前就参与听政，历时4年。在汉和帝死后又执政16年，执政时间为105-121年，期间经历的皇帝有汉殇帝和汉安帝。前后合计20年。其二是汉顺帝的皇后梁妠，她在汉顺帝死后执政6年，执政时间为144-150年，期间经历的皇帝有汉冲帝、汉质帝和汉桓帝。客观地说，认定女性不适合作为最高权力执掌者，是一种性别歧视。历史证明，在女性的政治能力足够的前提条件下，她们在政治活动中所做出的成绩将不比男性逊色，甚至一样的功勋卓著。帝国的终极形态下，还会有一个现象，那就是大量的社会资源被利益集团垄断，而余下的资源仍会以加速的状态向利益集团方向汇集。帝国运转的时间越久，利益集团吸收资源的能力就越强。
资源的分配状态直接影响了经济收益的分配状态。资源的过于密集，意味着社会中成员的经济收入将非常悬殊。用现代经济学理论解释这现象是基尼系数过高。
无可否认，经济收入的悬殊差别将造就社会贫富差距过大，而这恰恰是容易引起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
后世有文人用诗句精准地描述了这种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现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汉篇中，也曾提及过社会分配机制故障而导致帝国最终的无以为继。不过另一个因素也能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那就是现行的经济模式无力承载高速增长的人口。从几个历史数据，和对应的历史时间段以及所发生的历史现实，我们可以看到，西汉帝国的社会总人口临界点在5000万上下。
汉帝国初年（公元前206年），人口约为1500万至1800万之间。
这个数据是由近代学者梁启超估算所得出的结论，本文仅以此为准。后高祖时代，也就是文、景二帝统治时期，由于宽松的经济政策，人口迅速恢复正增长。在汉景帝执政的末叶，人口数量增长至约3600万。
汉武帝初年，经济仍以文、景二帝时期的惯性发展，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至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也就是马邑之围前一年，西汉帝国的人口首次达到临界点，人口约为5000万上下。此后发生的大规模对外战争，使人口增长抵达拐点时刻，转为负增长。汉武帝执政末年，人口大幅度衰减，据史书上记载，当时官方统计的户口减半。料想除去战争伤亡以及经济衰退导致的人口减少外，还应该有一部分人口因经济原因脱籍，也就是不在政府统计范围内。
因此，当时人口初步估算为3000万以内。
之后由于西汉帝国中央政府再次放松经济政策，随着经济环境的趋于稳定，人口再次恢复至正增长。等到汉平帝继承皇位时，帝国的人口总量已经接近西汉帝国时期的另一个峰值。元始元年（公元2年），西汉帝国的人口统计数据为近5960万。其时，正是西汉末年，王莽为真正的核心执政者时期。
有关王莽执政时期（含正式称帝阶段）前后，西汉帝国的经济、政治情况及背景，在汉篇中已经解释得非常详尽了，这里不再复述。
此处着力要说的问题是，西汉帝国末年导致社会出现经济压力的原因是多重的，是错综复杂的。这其中既有庞大的人口数量问题，又有经济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还有边境摩擦等影响经济秩序的因素等。在诸多可影响经济秩序的变量作用下，我们很难说清楚，到底哪一个因素是导致西汉帝国经济体系崩溃的元凶，或在这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而东汉的情况似乎要比西汉看起来直观，而且简单许多。证据是《晋书·地理志》。书中记载，公元156年东汉帝国的实际户数为10677960，而人口数为56476856。究竟该采信哪一个，我们不做细致分析，姑且将这两个数据都在具体分析中应用上。我们只需知道，《晋书》中所记载的公元156年东汉帝国的人口数量，较《后汉书》中所记载的数量大约多12.8%。
从这张表上看，自公元88年之后，东汉帝国的人口数量一直在4000万以上，而自公元105年之后，东汉帝国的人口数量一直在5000万上下徘徊。并没有快速的、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凭借这50年相对稳定的人口变化可以断定，东汉时期的社会经济模式，已足以承载这个数量的人口生存。史书记载，东汉是一个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发展迅速的时代，在医学、天文学、地理学中均有跨时代的突破。而在农业技术上的长足发展，使得在额定的资源条件下，古中国承载了更多人口生存的能力。
也正是从东汉时代起，中国南方的人口数量逐渐超过北方，并成为主要的人口集散地区和生活地区。
细考证这张表，可知在公元105-125年这20年时间里，人口数量处于缓慢的负增长状态之中。其时是汉安帝在位，邓绥邓太后执政时期（邓绥死于公元121年，她执政期至这一年止。也就是说，这20年里的主要阶段，也就是前16年由她执政，后4年主政者不详）。仅从人口数据上判断，可以认定这段时间里的社会经济发展可能是处于萎缩状态的。是邓绥这个女人的政治能力不行，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我带着这个疑问展开《后汉书·安帝纪》，试图寻找答案，结果进入视野的是一幕幕历史的惨剧。这20年里，几乎每年都有天灾发生，诸如地震、洪水、冰雹、蝗灾等，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民间有句俗语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料想此话用于这二十年间的东汉帝国也没有什么不妥：除去频繁而密集的天灾外，人祸总是不出意外地适时而至。
汉安帝继位后的东汉帝国，时常与周边国家产生双边摩擦，这使得国家边境并不太平，武装冲突成了家常便饭，甚至经常升级到区域性战争。
我们已知，自然灾害和战争都能摧毁脆弱的农业经济链条，因这两者导致的经济秩序紊乱，是人口大幅度衰减的罪魁祸首。在这两个经济杀手的双重打击下，仍能控制人口衰减数量的比例在一个小幅度内，这实属难得，说成奇迹也许夸张了些，不过，若说是令人叹为观止却也出不了些许差池。于后世的我们来讲，不得不由衷地佩服当时主政者那卓越的政治才能。起码于我这个旁观者个人角度来讲，看到如此多的棘手问题时，确是为那高居庙堂之上的女人深深地捏了一把汗。
规律，与道德无关
以往的历史记载及史评中，几乎绝大多数都把历史时段的兴衰变化，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的道德水准进行直接挂钩，甚至连自然气候变化这风马牛不相及的因素都成了拷问统治者道德水准的依据。
出现此种情况，是多种复杂因素的结合，这既受限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对于一些现象无法给予合理的解释，又受限于文化习惯，对传承下来的文字资料奉若神明，不敢怀疑半分。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交织起来，就造成了种种唯心主义的迷信观点大行其道，即统治者的道德水准成了包治百病的狗皮膏药，可以决定一切，比如时代的兴衰，比如气候的变化等。至于客观规律则被弃之如敝屣样，抛在历史的角落里，无人问津。
局限于历史时代，《后汉书》理所当然地不能免俗，也任由这种不科学的观点充斥于其中。
经济有波峰和波谷，这是客观规律使然。从东汉帝国的发展轨迹来看，与西汉帝国的发展轨迹颇有几分相似，都是历经多年战乱，社会环境残破不堪，经济秩序有待恢复。西汉有所谓的“文景之治”，东汉则有“明章之治”，两者最为相似的几点如下：社会人口平均密度较低，人口总量较少，社会刚刚恢复正常运转，经济秩序逐步建立。两者相同的结果是令社会经济活动重新步入正轨，人口迅速增长到一个峰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