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典故叫卖官鬻爵，讲的就是这种透支的表现形式。直白些说，就是具备录取公务员权力的官员，将公务员这职位当成商品向有意从事政府行政工作的普通社会成员来兜售。作为购买这种特殊商品的社会成员，其购买意图不是消费，而是投资。在走马上任后，也就是社会角色转变之后，他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获取足够的经济收益，以弥补先前投资造成的支出。而后再获得的经济收益才是他的投资利得。
由此不难推测，在经济意图的催化下，官员们扩大公务员编制的借口层出不穷，帝国的基层公务员数量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膨胀起来。一批批冗吏像浇了大粪的庄稼一样，茁壮地成长了起来。
毫无疑问，公务员的数量增加，意味着社会中参与生产经营等经济活动的社会成员减少，这是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在人口总数不变的假设下，人口数量的变动，是最具欺骗性的障眼法，其实戳穿这骗术一点都不难，用数学的方式一计算比例便知，到底是人口数量增加得快，还是公务员数量增加得快了。现实告诉我们，帝国体制下，无论人口是增是减，在经济目的的催生下，公务员数量增长的曲线总是上行的。就此也可断定，人口增长导致公务员数量增加是个糊弄人的噱头，两者的数量变化并无绝对的关联。
臃肿的行政管理体系必然带给社会沉重的经济负担，这对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以及相关高层来说，并非一件值得乐观的事情。因为这会蛀空，甚至动摇帝国的根基。作为帝国的高层，必然要极力抵制这种无限制扩大吏员的行为，然而往往却徒劳无功。一个通俗的说法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不是禁止我扩大编制吗？我搞点编外人员出来，上面查下来，我就说这是“临时工”，风头紧了，我就遣散他们，风头过了，我再把他们招回来。一旦出了政治事故，可以找个替罪羊，实在不行，把直接责任人一开掉，就万事大吉。
此种高度理性的“经济”行为及价值观的存在，其造成的一切成本，都将转移到社会中去，变成实实在在的社会负担。长此以往，社会总有一天会不堪负荷而濒临停转危机，帝国也就在这停转中溃散。
我们扣除权力的影响，换个角度再去考虑公务员的增加速度，同样会有惊人的发现。前文说过，公务员是一种不事经济产出工作的劳动力。如果把职业视为获取经济给养的途径时，那么仅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在帝国社会体系内，其他的职业无法比公务员这个职业更容易获得经济给养呢？或者说，在不具备可形成经济给养通道的其他资源时，成为帝国公务员是一个最低成本的选择，如果再扣除机会成本的话。这毕竟比违背帝国法律等制度（典型如使用暴力掠夺，也就是抢劫，或者是盗窃）的成本更低。或者再反过来说，正是因为这些人不具备可形成经济给养通道的资源，为了生存，主观上又愿意为帝国政府服务，帝国政府会不会为了维系暂时的稳定，而将他们纳入到体制内做公务员安排呢？这又是个悬而未解的问题，仅供读者参考。
无论这假设是否合理，不事经济产出工作的社会成员每增加一个，就会增加社会一份的经济负担。我们姑且认定这个假设合理，那么就有了如下的推断：一部分人先失去了经济给养的通道，选择了进入体制，那么他们的经济给养就变成了财政支出的一部分，也就是增加了财政支出。为了财政收支平衡，相应的，就要提高财政收入。换句话说，就是要加税。众所周知，税源是从事经济产出工作的社会成员的经济收益分成。多一名公务员，就要从社会中从事经济产出工作的社会成员的经济收益中多分掉一笔。在现实经济环境中，社会成员的经济收益有高低之差，收益低的，很可能在加税中面临生存临界点，当超越了这个点时，他固有的经济收益模式就将无法维系其生存，那么将会导致其脱离原有的经济收益模式，顺势转变为无经济给养通道之人。而后，他同样选择了进入体制，享受财政支出作为自己的经济给养来源。不用多说，读者们自然看得出，从事经济产出工作的社会成员与不事经济产出工作的社会成员，两者间面临着的此消彼长，将使社会整体的经济产出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从事经济产出工作与否的博弈会产生分野岭，博弈结果总是不出人意料的，即成本最低的方式获胜。用数学方式表现出来，两者数量上所形成抛物曲线的进行方向是截然相反的。具体点描述是，从事经济产出的人数的抛物曲线向下，而不事经济产出的人数的抛物曲线向上。在经济形势急转直下时，这种趋势尤为明显。
当然，上面论述的只是理想状态下的情况，现实中，更普遍的情况是，公务员这一职业作为一种特殊稀缺的资源而存在，它只能满足一部分社会成员的需求。绝大部分社会成员都处于距这特殊资源近乎绝缘的地带中生存。换句话说，绝大部分社会成员在断绝其他经济给养通道后，对这种享受财政支出的待遇，也就是吃“皇粮”的特权求而不得。
天灾人祸下的经济危机
综合前面的几个视角可知，它们都能成为帝国衰落乃至覆灭的经济依据，其中的经济逻辑严实合缝，因果关系异常明显，以至于令人无法忽视其规律性及合理性。总结起来，资源的密集程度与利用率，人口的密度和社会平均资源占有率的差距，以及人口的增长速度，这三部分内容都具备影响整个社会群落是否能持续运转的能力，任何一部分产生异动，都将影响到帝国的长治久安。
然而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内，因这三部分内容异动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不会被暴露，相反，它们都将被掩盖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泡影中——此时尚能保证社会的安定。当繁华褪尽，经济泡泡被现实刺穿，也就是经济增速放缓，甚至走下坡路时，这些矛盾就会频频爆发，层出不穷，社会随之产生海啸一样的重大动荡。
经济有它自身的规律，有波峰有波谷，因此根本难以保证其持续以同样的速率增长。帝国的痛脚就在这经济由波峰转至波谷的过程中。我们更进一步说，历史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的主要经济产出都是依靠农业来完成，西汉帝国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当中。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其脆弱性往往超乎人们的想像。气候的规律性变化无疑是造成农业经济时代经济波谷的重要因素。中国农产区的雨量，80%出现于夏季三个月内。季风由菲律宾海循西北方向吹来，有赖于由新疆方向自西至东的旋风将这气流升高，才能将温度降低，使其中水分凝结为雨。这样一来，下雨或不下雨，全靠两种气流适时适地的聚会。要是它们经常在一处碰头，其地必有水灾；反之即有旱灾。水旱两灾，无疑会增加社会的经济负担。当社会中的平均经济储备不足以熬过灾期，这自然灾害就很可能成为诱发经济危机的因素。
在以农业经济为支柱产业的时代里，有关气候影响到经济出现波峰波谷规律的另一佐证是《史记·货殖列传》中的记载：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
除去气候因素外，自然灾害还有虫灾，典型如蝗虫灾和螟虫灾，这在《春秋》中频有记载。
总的来说，天灾人祸，都可能导致产生经济危机，说得夸张些，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导致社会的经济链条骤然绷紧。为了抵御经济风险，诸多小规模的社会经济组织就会融合成一个大的社会群落，这在前文曾提及过，此处不再赘述。
经济上的故障，频频引发社会的动荡，也会引发帝国的执政危机。之所以西汉帝国能从容地化解以往的经济危机和执政危机，这与资源的密集程度不高以及社会总负担较低这两者有着密切的关联。至于帝国末年，资源的密集程度和社会总负担状况业已让整个社会不堪重负，而又没有得体的政治措施缓和社会矛盾，因此帝国的崩塌在所难免。
除此外，人口问题也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在资源相对不太密集的前提下，在人口密度下降时，尚可以通过还政于民，政府对经济活动少加干预，用放松管制的办法来恢复经济秩序。倘若资源太过密集，那么即便采取此种措施也无济于事，因为人口稍有增长，社会即刻就会体验到经济压力所带来的隐痛。
关于帝国社会总负担过重的这个假想，由于史料的短缺——至今为止，尚未有考古证据显示西汉帝国历年来官吏和总人口数量比例的数据表，特别是地域性的比例数据表，因而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认定社会总负担重到何种地步，以至于令帝国经济崩溃无以为继。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精确地直接证明这假想的成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然而依靠一些侧面的证据，我们又具备了间接表明这假想存在着一定合理性的条件。这证据来源于《后汉书》。在光武帝刘秀获得执政权后，曾大力裁撤冗吏，也就是削减公务员数量。由于东汉的创立完全建立在继承西汉的政治遗产上，这政治遗产当然也包括旧有的官吏体系，因此可以大致推断出，西汉末年（含王莽执政的新朝时期）的帝国行政体系很可能是臃肿不堪的。
纵观西汉帝国的生命轨迹，我们不难发现，其由兴起到消亡并无太大的奥秘，起码难以逃出先前总结出的经济规律。因此说，仅仅以王莽为西汉帝国的落幕人这一客观现实，就将一切责任全部归咎于他，显然是有失公允的。然而因制定了失当的政治措施而加剧社会动荡这一事故上，他却也难辞其咎。正是在他不合理的政策催生下，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产生了共振，从而出现了惊人的破坏力。
被误解了两千年的王莽
后世史评中给予王莽的评价比较复杂，不说成众口纷纭也相差无几，但多是比较脸谱化。道德上的标准不在我们探讨之列，仅从施政角度分析，我们可参考的评价版本就有好几种。首先有一种说法认为王莽是一个书呆子，不懂得政治，一切尽按书上的说法做而没有自己的思考；另一种说法是说他过于激进，太想解决帝国末路的难题，在施政方针上太过急功近利，以至于扰乱了经济秩序，自掘坟墓；还有一种说法是认为他篡夺了汉帝国的江山，这让社会所不能接受，所以他带有良好愿望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因为执行不下去。
其他的说法就不逐一列举了，免得让我们看起来更加扑朔迷离。如果不去看这些已定性的结论，跳出以往说法的窠臼，把这些条条框框打破，换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思考，那么会是种怎么样的情形呢？
前文分析过，西汉帝国在王莽接手前，已经沉疴多年，积重难返。彼一时，帝国的官僚体系也已经制度化，社会阶层接近完全固化，帝国政府的膨胀，像抽水机一样抽干了原本分配于社会中供普通社会成员生存的资源。种种的社会矛盾，几乎尖锐到针尖对麦芒的程度。因此说落在王莽手里的帝国是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一点也不为过。
清理这个破烂摊子，难免要费一番周折，若不是先将这其中盘根错节的关系理清，势必做不到对症下药。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站在王莽的立场上考虑一下他所面临的局面。
严格来讲，王莽够不上标准的僭主，尽管他并非沿袭着世袭制度而获得了最高权力的执掌资格。我们无法忽略，王莽在迈向那象征着帝国至高无上地位的龙椅的过程中，那些拥有实权的帝国中坚力量，也就是政治主体成员们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
事实上，帝国最高权力的移交并无一个明确的规章制度，关于继任者的一切标准都是模糊的文字描述。在权力的继承问题上，总有人引经据典试图找到自己观点的理论依据，为本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接掌权力创造出合适的条件。究竟是“继统”还是“继嗣”，是“世袭”还是“禅让”，这些均取决于权力的移交综合成本以及政治主体成员的利益核心所在。
从已知的信息来看，王莽在获得帝国最高权力的过程中，既没有采取武力手段强行夺取政权，又没有打破旧有的官僚体系和制度，而是从容地在帝国官僚的拥戴下登上帝位。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他不仅没触动政治主体成员们的利益，反而还应该是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否则，他们又怎么能容忍一个非皇族后裔来登上帝位这个事实存在呢。细究王莽的政治历程可知，他无时无刻不注重团结官僚群体，尤其是当权派，典型如大司徒孔光等人，动辄给以优厚的待遇，以谋求在关键时刻对方会给以政治回报。
所幸，王莽的苦心孤诣在日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他追求帝国最高权力之时，这些旧日受他恩惠之人，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