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的创始人孔丘投身政治近五十年，除去中年时期在鲁国短暂的政治生涯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如丧家之犬一般周旋在东周列国间。在鲁国的执政过程中，其政绩也是乏善可陈。姑且不去评价他的政治能力，仅从他从政的历程和结果上看，可以认定他是一个失败的政客。儒家的政治理念之所以在春秋时期得不到重视，是因为当时的客观政治形势不允许它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用潜移默化的方式，构筑出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秩序，若想达到他所期望的政治目标，需要通过多年的信息灌输才能完成。这种信息灌输我们既可以认定为教育，也可以称其为洗脑。于春秋甚至战国时期的政治现实来看，显然是个不切实际、好高骛远的想法。在东周列国全方位竞合的时期，经济与武装实力的扩张需求之急切，完全超出常理的估计。资源的紧缺，时间的紧迫都不能容许这种周期长、见效慢的政治行为存活。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因素是，环境的开放、人口的流动、信息的交换，会成为一切灌输信息手段的天然大敌。一个不够封闭的环境，试图以洗脑的方式愚弄全体社会成员，简直是痴人说梦。
政治的务实性决定了孔子所提倡的“怀柔”理念必然会遭遇到处碰壁的命运，这归咎于其理论的天然缺陷。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孔子一直没有意识到，批判的武器抵不过武器的批判。当一切向生存屈服，当道义为效率让路，所有的空头说教都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以至于被弃之如敝屣。这其中的症结在于，缺乏暴力护航的儒家学说，犹如赤裸着身体与野兽相搏，根本无助于维护统治，反倒会给统治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愿意接受一项增加统治成本，却无实际收益的举措，该是种多么愚蠢的做法。
然而，在绝对的暴力可以完全控制住局势之后，采取儒家的学说，以愚弄的手段来管理统治，则可以大大降低统治成本，这就是西汉中叶儒学兴盛的缘由。简而言之，维护极权统治的核心思想就是一句话：暴力加谎言。
胜利者必将“正义”
这里必须要说清楚的是，儒家口口声声呼吁的“仁”与“爱”，不是一种平等关系的相互作用，而是建立在强权基础上的单向给予，是由上至下的施加而无法倒置。这相当于主子对宠物的亵玩与戏耍。由此可知，儒家的“仁爱”不过是种伪善。
一句“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干脆利落地点破了其中的奥秘，儒家所谓的“仁政”和“以德治国”只不过是空谈，掌权者的话语权才是重中之重。只有把持、垄断话语权的人，才有资格谈“仁义”，因为民众听不到别的声音。基于此种逻辑，我们可以猜想到一些问题的实质，如正义必将胜利的说法就是因果导致，理应反过来说——胜利必将正义。这正应了一句话：胜利者是不该受到指责的。或者说，没有人胆敢指责胜利者，尤其是处于极权体制中政治上的胜利者，除非是活得不耐烦了，嫌自己命不够长。
儒者，巫师也，算不得知识分子
由儒学的起源，我们可知，它本质上是一种巫术。所谓儒士，特别是秦汉时期及以前的早期儒士，不完全是后世所认定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是些方士，即巫师。或者说，被社会认可为知识分子的儒士是逐渐从巫师术士中分离、演变出来的。
社会分工的深化，社会经济的发展，令社会人的经济意识渐次提高。当有人认知到儒士这种职业劳动强度低，经济收益大的时候，社会中曾经稀缺的儒士陡然间多得难以记数。他们的广泛存在，瓦解了儒术的神秘性，他们为了生存的竞争，使得此种职业的平均经济收益率大幅度滑坡——关于此，完全可以用人力资源的供需理论来解释。
职业本质使然，这些儒士们并无原则底线，为了经济利益，他们敢于愚弄一切，甚至铤而走险地把统治者列入被愚弄的名单。结果于秦帝国时期遭到了统治者暴烈的报复，这就是后世所谓的“焚书坑儒”。
有关这个问题，在后世史评中多是口诛笔伐。事实上，事情的性质并无人们口口相传的那么严重。作为极权政治，统一意识形态是维护统治必须采取的一种手段，针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和封锁将成为一种必然，这是由极权体制的政治形态所决定的。所以说，有关“焚书”一事，没有任何值得非议的理由。秦帝国所欠缺的，是在摈除一些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后，没有灌输一种适合统治的意识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所谓法古、尊古，之所以被政客们拿来做借口，只不过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若是新的政治措施不触及他们这一群体的利益，儒士们往往会选择性失语，并对其他违背古训的行为视若无睹。
至于“坑儒”，与其说是坑杀儒士，不如说是坑杀儒士中的部分方士，这样才更为精准。被坑杀的儒士中，因言获罪者绝非因讨论时政而是由于对统治者进行人身攻击，这本身触犯了统治者权威性不容置疑的大忌，在极权统治下是必死无疑的。若是统治者残暴一些，完全可以将这些诽谤者灭族论处。然而作为统治者的秦始皇并没有那么做，只是处死了直接责任者而并没有连带其他无辜的人。仅从这一点看，秦始皇要比后世被广为称颂“仁慈”的汉文帝做得更为宽厚。汉文帝因为自己被愚弄诛杀了新垣平三族，盛怒之下的秦始皇仍能理智地惩处直接诽谤者而不伤及无辜，甚至对始作俑者网开一面，两相对比之下，不得不为其心胸气量表示叹服。由此也可以初步判断，秦始皇决定坑杀危及自身权威性的儒生，其威慑意义大于泄愤意义。
先前讨论过，秦始皇统治时期，未曾出现过大规模的杀戮现象。究竟是其吝啬，不舍得损害自己手中的人口资源，还是仁慈宽厚，不忍心大肆杀戮，由于没有确切的证据，我们无从给出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称其残暴不仁的说法，一定是不打折扣的污蔑和妖魔化。因为后世把持话语权的都是些儒家的政客，他们的出身，他们的政治立场就决定了这样一个天经地义的行事准则：否定、丑化一切对儒学有过不利政治行为的人或事。毫无疑问，“焚书坑儒”的秦始皇理所当然地无法逃脱他们的抨击。
秦、汉是一条蔓上的两个瓜
秦、汉两个帝国从本质上讲，是一条蔓上的两个瓜，只不过一个未熟即毁，一个瓜熟蒂落。应该说，汉帝国的成功维系完全是建立在吸收了秦帝国的失败经验上。勿操之过急，勿贪功冒进。更重要的是，在统一意识形态上采取了更为有效的手段，即摈除旧意识形态后不忘辅之灌输新意识形态，为此不惜动用大量的政治资源。实践证明，这种大范围洗脑确为维护极权专制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致使相当一部分民众在受到压迫、掠夺后，仍然对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产生认同感，并对其享受特权没有怨言。
儒学的历史沉渣重新泛起，恰好满足了极权统治给民众洗脑的需求，若无此契合点，也就不会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情形出现。换言之，即便没有董仲舒，也会有其他人给汉武帝提供出类似的理论依据以维护极权统治。
汉帝国时期对于极权主义的深入探索，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种政治主张的尝试从根本上消灭了以经济途径获得政治地位及权利的方式，而对专制权力的强化，则变相否定了财产的私有权。
《诗经》中曾很隐晦地表现了这种价值观，联系到《诗经》极度盛行的时代背景——西汉年间，我们更能清晰地认识到，极权体制在中国始露峥嵘的起源及其来龙去脉。
当伤害能力被认可为一种获得经济给养的手段，那么伤害能力的赎买权完全可以作为商品看待。获得这种伤害能力的门槛极低，几乎不存在难以逾越的技术壁垒。通过其获得经济给养的方式直接而且简单。以纯经济角度看待，这绝对是一桩低成本、高收益的生意。
实践证明，伤害能力的最大输出者莫过于不受监督的公共权力，因为只有公共权力才具备控制合法暴力的能力。于是对这种公共权力，也就是最大伤害输出权的争夺，成了社会中先知先觉者的最高向往和追求。中国的古哲人先贤们，无不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不单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同时还在获得权力的具体操作上非常有见地，几乎所有的操作策略都充满着卓越的智慧。这种富有智慧的策略的总和，就被叫成权谋。结合中国历史中一贯对私人财产与个体权利漠视的现实情况，我们悲哀地发现，中国人的聪明，竟成了阻碍中国人道文明进步的因素，使之两千年来一直处于原地踏步不前。
棺材文化的按揭成本
尊古与法古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特色，究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的人文中去。我们无法否认，人类初始的知识获得与掌握是由模仿开始的，因此不能就此认定，模仿会导致创新能力的丧失。任何有关文化与知识的创新都不可能凭空得来，而是要建立在传承与发展的基础之上。然而过于拘泥模仿而不针对实际情况进行新的探索，则会进入到误区之中。以今时今世眼光看待一味法古的问题，除去人固有的惰性外，可能还有一些拙于思考的因素。而缺乏动态看待问题的世界观也是个实难排除的因素。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由于其中有内在的利益连带关系，这就该归于另册了。
纵观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文化争鸣可知，并非只有儒家文化具备尊古、法古这一特征，只是其他文化并未将此上升至道德的高度。通过前文论述得知，儒家文化脱胎于巫术，只有人为地提高、维持神秘色彩，才是其获取经济给养的必要条件。之所以将尊古、法古上纲上线，应该不完全是为了尊重模仿行为，更有可能是为了增强其神秘色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许多荒唐的说法当成真理并说得义正词严。毕竟死人不能从棺材里跳出来对质。于是死人成了活人的工具。
由此延展开可见，借古讽今的做法与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皆是利用信息的不对称，通俗些说是查无实据、死无对证。
说到底，儒家文化就是一种源自棺材中的文化，它全身上下、由内到外都散发着不可回避的陈腐之气，无论谁靠近都会沾染上这种尸臭。不幸的是，自打西汉中叶起，两千年来中华大地上始终被这墓地般的气息笼罩着，久不改变。甚至说，这种文化在自身的传承过程中居然产生了进化，不仅拥有了衍生能力，还具备了改造其他文化的能力。与外来文化——典型的如佛家文化的无缝隙接驳，轻易地就扭曲了其本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释迦牟尼于佛家原旨角度阐述是智者，是觉者，而在儒家文化阴魂不散的熏陶下，他成了神，成了宗教的象征符号。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简而言之，儒家文化就是这样不人不鬼、不兽不妖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潜伏着、盘踞着而不肯离去。正是它，诅咒着这片土地的命运永不超生。
我们重新把思路回到经济中，去看待这棺材瓤文化，可知其使用初衷是为了降低统治者的统治成本。从具体施行效果来看，在特定的时期里，比如说一个政权刚刚稳定下来的时候，儒家文化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社会的运转成本。然而将其存留的时间范围扩大到五十年，甚至百年以上的时候，却发现它给社会带来的额外成本高到不堪忍受的程度——人为刻意造就的人格以及一系列的不平等，影响了资源的合理分配，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源集中的趋势越发突显。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资源失衡的矛盾暂时会掩盖在繁荣浮华之下，然而一旦到了经济增长的瓶颈期，混乱就不可避免，甚至会导致一切推倒重来，以求得资源的重新分配，这就是所谓的改朝换代。由是可见，每隔两三百年就会出现一次全方位的破坏运动，儒家文化是不可推卸责任的元凶之一。
有关儒学的缺陷，历史上并非无人给予思考，然而这些有建树的思考却在阴差阳错中，被滚滚的历史洪流湮没。比如说，直指儒学死穴的墨家学说，就已经消亡在历史之中了。这源于它自身的理论基础也有着难以弥补的缺陷。
不能为统治者乃至统治集团服务，又不具备组织出一个强有力的庶民集团与统治集团对抗的能力，是墨学失传的根源。统治集团对墨家的打压和瓦解，导致了墨学载体的丧失，使之无法续存，而其对于自然科学做出的贡献也随之消弭在历史的尘埃中。这令人难免唏嘘不已。
儒学于政治中的应用成本是呈累加趋势存在的，用图表显示是反抛物线状的。这就好比把整个社会群落的发展前景抵押给这种扭曲的文化，而日后社会运转成本高企，则可以看作是支付的利息。正如用贷款方式买房一样，先使用，后偿还，中间支付利息。然而两者的差别在于，房子可以分期偿还，而这种棺材文化的成本却总是一次性清算。
在儒学辅佐下的专制极权，终会导致经济资源的分配严重失衡。此种情形下，一旦大环境稍有风吹草动，经济增速放缓，就会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这将严重危及到极权统治。西汉末年，王莽执政期间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依他的举措来判断，他定然是意识到了资源分配失衡的严重性。只可惜，日薄西山的帝国有着太多的问题积重难返，最终令他的改革徒劳无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