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不排除项羽有这样一种想法，即暂时定都彭城，并利用其优质的经济资源以休养生息，然后逐步蚕食其他诸侯王的土地，慢慢打出一片后方。然而非常之时的非常局面，实在是无法用常规思维来思考。倘若这时仍按偏于保守而稳健的思路来考虑问题，非但难以奏效，还会引人误入歧途，处于更大的风险之中。
分封后的形势变化之快，绝对是出乎项羽意料的。田荣定三齐，刘邦定三秦，这严峻的形势根本没给项羽任何休整喘息的机会，就将他再次拖入战争泥潭。此后的战争中，项羽的经济补给链仍旧时常处于绷紧状态。鲜明的佐证是，项羽征讨田荣的时候，又出现了挥刀向平民的行为。
项羽在战略决策上的失误，造成了自己的被动形势，令自身的优势在分封后的战争中大打折扣。长期的战争消耗，使得项羽控制的经济资源在逐渐枯竭。潍水之战中，项羽帐下的龙且因轻敌而导致的失败，则成了历史的关键转折点。这一战不仅成就了韩信的英名，还彻底断送了霸王君临天下的梦想。此后形势急转直下，变得对项羽极为不利。无力扭转局势的他，最终以垓下之战的失利宣告败北。而刘邦，则在种种必然和偶然的交错下，堂而皇之地成了胜利者，夺得了天下，建立了自己的汉政权。
如前文所言，不难看出，项羽争夺天下的失败确有必然因素，但不是广为人知的那些。起码说，那些个人色彩浓厚的因素并不是左右失败的决定性因素，至多起到催化剂的作用。更多的时候，那些个人因素只能作为一些花絮来看待。真正影响到成败的核心因素，往往都在战略层面上。信息的充分程度和甄别能力，是制约着战略决策的重要条件。项羽在战略上出现重大失误，和缺乏秦政府的政治文献做参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此种情况实为信息资源不足。反观得到秦政府政治资料的刘邦，能逐步摆脱被动的局面，不能不说是充分的信息源给予了他做出正确战略决策的条件。
回想起霸王乌江自尽前的感慨，恐怕他至死都没有想透自己缘何而败，只带着满心的疑惑与不解告别了这赋予他一切毁誉的人间。
楚汉相争的成败给后世最大的借鉴是，在筹划受多种因素影响的事项时，如经济运作，如军事行动，如政治变革等，只要在战略上犯了错误，不管在技术层面做得多么优秀，都难以逃脱全局失败的命运。甚至说，一旦执行错误的战略决策，在技术层面上做得越优秀，偏路走得就越远，失败得就越快，挽回的余地就越小。反过来说，在操作复杂的事项中，谋求胜利的途径至少要建立在精准而妥帖的战略决策上。大到社会群落，小至独立个体，这点道理都是通用的。
三经济复苏——自由经济PK管制经济汉帝国初年，社会经济一片萧条，连国家元首的马车上都凑不齐四匹同色马。仅仅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帝国经济便是一片繁荣，国库里陈谷满仓。所谓“文景之治”是如何令经济由低谷步入高峰的，这其中究竟有些什么奥秘？
一穷二白的帝国初建
秦末的大混乱彻底摧毁了当时整个中国的社会秩序，以经济为尤。秦帝国崩塌后的剩余资源，则成了汉朝创建的基础，这其中包含完整的政治制度、法律条文、地理图册、户籍档案等图文资料，也包含着具备相应政治管理经验的人力资源，同时还包含着被战祸破坏殆尽的经济环境。
《汉书》和《史记》中均对汉初严峻的经济环境有所记载，两者大意是相近的，都是因战乱而导致大规模的经济衰退，连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刘邦的车，都配备不齐四匹同样颜色的马，更不要谈其他政府官员。政府官员能混得上有公务用车待遇的，都是高官，通俗的说法叫够级别。现代些的说法是部级官员，在那个时候叫三公九卿。但他们的公务用车，也仅仅是牛车而已。至于平头百姓家，基本上穷得吃完上顿没下顿。因为战祸使得他们已经把家中的经济储备消耗一空。
史籍中定义汉朝开始的标志是秦末帝子婴的投降。在那个时候，天下的战乱非但没有停止，反而越演越烈。持续的战乱对经济的破坏日益加深，特别是被项羽联军刻意破坏的关中地区，经济形势曾紧张到人吃人的地步，前文曾对这个问题有所提及。
《史记·平准书》中只记载了粮价暴涨，并将其归咎到商人的囤积居奇和货币制度变更上，而没有记载当时的人吃人现象。至于《汉书》的《食货志》和《高帝纪》则没有回避这一历史事实。料想这应该是政治机密过了保密期，允许解禁的原因。联系到《史记》作者司马迁的个人经历，可以肯定他记录的绝大多数历史都很讲政治，因此在以《史记》为证的历史推断中，一定要注意甄别其内容的合理性，否则将无法归纳出真正的历史规律。
不靠谱的粮价与人吃人
粮食价格的暴涨，如果将其认定为通货膨胀，那么货币体制出了问题肯定可以作为原因来看待。而商业行为将商品价格扭曲，也不是不可能。这种人为扭曲市场价格体系的做法，古代叫囤积居奇，今天叫炒作。如果脱离开人吃人这一历史细节，几乎可以认定，这就是导致粮食价格变化的真相了。然而人吃人的惨相告诉我们，粮食价格的变化却是另一种画面。
如果到了靠吃人才能活命的地步，那么对于个人来说，铤而走险，行凶抢劫根本不算什么挑战勇气与道德的事，甚至不用权衡利弊就可以判断出，这是种低成本生存的办法。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氛围根本容不得所谓的囤积居奇。道理很简单，如果某人有粮食，价格高到大多数人都买不起，那么买不起粮的人公开联合起来，明抢粮主就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当商业规则已经破坏，社会秩序不复存在的时候，事态的变化不能按照秩序井然时的社会逻辑来推测。
由此可以断定，汉初通货膨胀问题的根本原因很可能只是粮食和经济物资的短缺，或许货币制度问题是推波助澜的凶手，但绝不是主导因素。至于商人从中作梗的说法，基本是不可信的，应该是司马迁迫于政治原因而进行的栽赃。
历史中记载，刘邦当时解决饥荒问题的办法是让百姓把孩子卖掉，然后到四川去寻求赈济。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很令人费解。粮食短缺如斯，多一口人，就多一张嘴吃粮。谁能愚蠢到在这种情形下买一个消耗粮食的累赘？即便是豢养家奴，眼下的成本未免太过高昂了吧。
以经济观点看待，以交易行为增添人口，可以按投资定性，然而在那个特定的时期中，投资于人口，显然不会在短期内有可预期的收益，因为增添的人口相当于购进亏损资产，是不符合经济原则的。因此可以判定，若以投资的角度，人口在当时一定缺乏足够的市场需求。难道这是历史中无端的一笔？我个人不愿相信这种草率的结论，于是又做了些猜想。
将购置人口当成投资，是基于最大限度保留人口的初衷，如果改变初衷，不以最大限度保留人口为准则，那么这人口交易是为了什么？难不成是消费？如果顺着这条思路捋下去，那么结论将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易子而食、析骨而炊。
仔细对比《汉书·食货志》和《汉书·高帝纪》中记述的那段历史，可以发现刘邦在当时是急征兵进行战略防御。有一个问题实际上是被回避了的，那就是军粮从何而来。因此可以做出一个设想：本就极为稀缺的粮食被征作军用，极少数的粮食流入黑市，其价格高达上万钱一斛，为了防止百姓因无饭可吃而哗变，军队采取了戒严行动，采取诱骗加武力的办法，驱逐百姓到巴蜀之地自谋生路。为了暂时避免因饥饿而死亡，刘邦鼓励平民易子而食。自己的孩子下不去口，换着吃起来，情感上至少要比吃自己的孩子容易接受一些，而且历史上曾有先例。
从这个角度来看，“令民就食蜀、汉”并非史评者通常认定的赈灾行为，而是军管政府的临时应激措施。那么就此推论，起码在公元前205年的下半年时期，经济秩序仍未有任何恢复的迹象。
拨乱反正的前夜
汉高祖刘邦着力稳定社会及经济的秩序始于其最大政敌项羽死后，那是公元前201年初。他率先做的是释放囚犯，用过去的说法叫大赦天下。这也是每每改朝换代，尤其是僭主上位的时候，都会有此举措。最常见的解释是，这些虚伪的僭主为了向社会表达他们的善良而采取的手段，其目的是取得社会的信任，降低因过度恐惧或质疑而带来不必要的执政成本。我个人认为这只是浅表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者说更直接的原因，还在经济中。
由于僭主多是通过武力而夺取政权，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不免因战争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此时用于生产的原始经济资源是过剩的，如土地等不再稀缺，反倒是劳动力成了稀缺资源。因此说，战后恢复经济的最重要一环是恢复劳动力增长，也就是恢复人口增长。囚犯作为基础人口存在，是促进未来人口增长的原始资源，同时他们具备参与社会劳动的能力，将其免罪释放出来，有助于加快经济恢复的速度。
然而恢复经济和稳固统治尚需要一个平衡点。项羽死后，其政治势力虽然就此烟消云散，但这并不代表刘邦就可以高枕无忧。因为在第二次分封后，新一轮的政治势力割据就此重新开始，刘邦面临的政治威胁依然存在。
史书记载，汉高祖称帝后，曾允许士兵解甲归田。定居关中的士兵，给予十二年免税政策；返回原籍的，给予六年的免税政策。乍一看，很容易将这理解成是在就此解散军队，让士兵彻底回家务农，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然而细一推敲，却发现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前文说过，由于第二次分封，作为政治安全隐患的割据势力仍旧存在，未将他们剪除之前，解除武装力量的做法根本是自寻死路。
回过头去史卷中找答案，不难看到，刘邦解散军队这件事，至多只是一个噱头，因为两个月之后他就再次调动军队开展军事行动，以谋反之名对时为燕王的臧荼动武。
兵员的组织和动员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倘若真如史中所言，刘邦将军队解散，那么他征讨臧荼的事情就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在如此仓促的时间内，将归家种田的士兵重新集结、组织起来是很困难的事情，就更不要提进行武装征讨了。
由历史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刘邦至死前，都没有彻底停止军事行动，由此可见，在他有生之年里，根本没有过真心实意的裁军念头。当然，这也受形势所迫。在执政者的军事神经始终绷紧的前提下，其辖区的经济体系实难脱离战时状态。而战时状态的经济环境往往处于高度集中管理之下，政治权力频频会插手经济事务。这种政治权力干预经济的情形，就是典型的管制经济。典型的例证是，汉高祖刘邦在被确立为核心领导者的政治地位后，曾动用行政命令，严格限制富庶人群的消费标准，尤其是商人，如禁止穿丝绸衣服，禁止使用马车等。同时伴有抑制商业发展的政策存在，不仅提高商业税率，还对商人施行低国民待遇，如人格歧视、侮辱等。
由此可知，刘邦执政期间的经济环境仍旧处于政府的高度管制之下。曾有史学家认定汉初的经济政策，是类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其实是不够准确的。因为没有半点迹象表明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力度减弱。
黄老之术是泛自由主义经济理念
“黄老之术”于汉初盛行，并不能成为自由经济的明确证据，至少在刘邦执政阶段，经济政策尚未向自由化发展。真正逐渐推动经济向自由化发展，实始于惠帝、吕后执政时期。而经济泛自由化的高峰则在文、景二帝执政时期，是谓“文景之治”。
文帝执政期间，主要着力于恢复经济秩序，鼓励农业生产。对于这一点，无须过多怀疑。然而政治气候上的宽松，比如放松对民间言论的管制，废除连坐法并减少肉刑的施行等，却要换一种角度来思考和看待。因为这段历史首次被载入史册的背景是我们所不能忽略的。作为记录者的司马迁，由于其生活年代距那段历史过于相近，以至于令人无法相信他所记录的历史完全属实，并没有半点因政治压力而杜撰的美化成分。尤其是当我们了解到，他曾因写史不慎而受刑的这一历史细节，让我们更应对他笔下特殊时期的历史，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态度。
所谓肉刑，就是指伤害人肢体的刑罚，其设立目的是以其残酷性威慑社会成员，使其不敢抵制或否认统治者的权威性。肉刑的施加，绝大部分会伤害到人的劳动能力。从保护劳动力的角度讲，汉文帝时期有可能会减少肉刑的使用，但不能就此认为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体现人道主义精神。当其统治权威受到挑战或玷污时，他下达死刑命令时的决绝，丝毫不比其他任何暴君逊色。在新垣平一案上，文帝就展示了其作为统治者的冷酷无情。普通的欺诈，断不至于以生命来作为支付失败的成本。然而这欺诈行为若是施加到统治者身上，令其不可侵犯的权威性有蒙羞之感，那么难免遭至极刑。于是我们看到，在骗局被拆穿后，自觉被愚弄的文帝对新垣平没留半点情面，果断而毅然地下达了处决及灭族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