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中遍布王朝兴衰更替的故事，它看似锦绣纷呈的万花筒，又像变化无端的魔方。这不单使执著于文化的猎奇者神往，也使许多醉心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痴迷。一句古话经常被人提起，那就是：以史为鉴，可知兴衰。这句话流传了千年，业已为后世之人达成共识，也是千百年来读史者最广谱的理由。然而“为鉴”之法，却大相径庭。
显然，以道德作为衡量历史得失的尺度，不是个明智的选择。原因在于，道德不是一个恒定的常量，而是一个变量，会因时间、地域乃至个体的不同而有所差别，甚至是完全相反。可以说，简单的道德尺码，容易让人迷失于偏颇的价值观中，使人辨不出历史的真实面貌。
挖掘历史中的权谋，无疑是成熟些的选择，对于采取此种视角的读史者来说，褒义的评价是老谋深算，贬义的评价是老奸巨猾。应该说，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向来不缺少这种算计人的智谋，但是对于兴衰变化的深层原因却少有研究，除了简单地贴上道德标签作为总结外，很少拿得出规律性的、带有技术含量的内容。
由此可见，常见的读史视角实在难以起到“知兴衰”的作用，它的局限性使它承载不了如此庞大的负荷。于是我们不得不另辟蹊径，来找寻这规律性的、带有技术含量的内容。
既然谈到规律，那么我们的视角就该定位于科学而非玄学。科学，就要有系统的论据作为支持，而论据的来源则无一能脱离历史。我们不妨这样理解，历史，是当今社会科学的分析样本，更是过去社会科学的实践报告。
不可否认，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无论世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看待或阐释，总有些历经沧海桑田仍不能改变的事物永存——这才是我们要的带有技术含量的内容，也是无数历史爱好同仁皓首穷经，试图通过冗杂的历史资料，穿越时光的障碍，拨开重重人性迷雾所要探询的兴衰密码——历史的一般规律。
然而揭示历史的一般规律却远非易事，除去要仔细品读卷帙浩繁的史籍外，还要在读史的过程中，过滤掉虚假信息。这是个绝对不能忽略的问题。自孔夫子开始，许多历史记录者就根据自己的好恶肆意篡改历史，为这个坏风气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河。以至于后世的统治者们修史，也没了道德底线。典型的如乾隆皇帝，公然命人在四库全书里杜撰、篡改历史，此行为不可谓不无耻。
若说孔丘篡改历史（文学界通行的说法叫“曲笔”）还有几分可爱，因为这毕竟是出于一种善意的理想，那么岳珂杜撰历史就有了明显的功利色彩。在一个重血缘、重门第、重承传、重渊源的国度里，背负着死刑犯后人的名头，想在政治上出人头地，不免有呓语之嫌。想要在政治上翻身，首先就要洗清自己“政治审查”上的污点——祖一辈的案子一定要给平反，否则不单自己无法出头，恐怕自己的子孙也要捎带着见不得天日。因此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为祖父平反上。究其一生，在政绩上乏善可陈，但是在仕途上却能步步高升，实乃是他在平反工作中功绩彪炳的证明：宁宗、理宗大约都认可，当初高宗惩处岳飞过于严厉，于是对其子孙给予了相当的政治补偿。
平心而论，岳珂的所为于情于理都可以理解，但是作为修史者，将其翻案所杜撰的论据列入堂堂正史，就显得太过荒诞。
历史中更多的伪信息来自于记录者的曲笔，原因不言自明，是受到了当时统治者的暴力胁迫，如司马迁，就为此丧失了做男人的权利。为了保全生命，他只能有选择地写出历史，许多应该明确出示的信息就变成了隐含信息。类似的情形在历史记录中层出不穷，这使得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大多都很“讲政治”。讲政治，无疑会得到统治者的首肯，但是却使历史失真，更为后世的历史研究工作无端平添了许多负担。
至于战国时期秉笔直书崔杼弑君的史官兄弟四人，不说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却也是凤毛麟角。出现此种情形，只能说当时的政治氛围尚未像后世一样压抑，君权也未神化，统治者的权术意识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准。而史官在记录历史的态度上，尚能保持严谨客观的态度，甚至愿意用生命捍卫这一信仰，实在是难能可贵。
从后世之史中曲笔成分不断增多可以判断，中华历代帝国的政治文明中，统治者的权力、权术意识是递增的，而道德基准线却一降再降。由此不难看出，中华的历史不单是一个权力集中的渐进过程，还是个道德水准的逆向淘汰过程。
因此说，甄别历史素材的真伪和挖掘出隐藏在表象后面的潜在信息，才是我们揭示历史一般规律最难的课题。只有突破这一瓶颈，才能利用我们现有的社会科学知识，对历史规律进行技术性解剖。
信息的遗失和篡改过的秽史固然是探寻规律的天敌！除此外，我们又时常有感，总有一种力量在冥冥中左右着历史的走向，而那王朝兴衰更替的神奇变化，就像被上帝之手翻动着的魔方一样变化无端。
然而细究起来却不难发现，这其中虽有诸多偶然，却绝非无迹可寻。究其症结，实难脱离政治范畴。
政治经济学课本上常说，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太过含蓄也太模棱两可，起码不够直观。换一种说法，似乎更能清晰地表达出两者的关系，即：经济是政治的目的。反过来说，政治的终极目的一定与经济挂钩。基于此种逻辑，我们可以判定，经济是影响历史进程的主要力量——黄仁宇先生在他的大历史观（Macro-History）中，也充分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对此的认同，意味着我们未来解剖历史将以经济作为初始切入点，再辅以其他社会科学并行，来阐释历史的一般规律。
中华历史悠久绵长，完全将其解析，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撰写此文的初衷，旨在提供一种视角重新衡量历史中的得失，因此所选素材求精勿求全，只截取先秦两汉中典型的历史断面作为基础分析样本，并由此延展开做深入浅出的探讨。然而仅仅这些断面，在经济视野下，也足以让我们得出许多与传统读史法相悖的结论。对于文中句句诛心之言，甚至是带有颠覆性的观点，希望不要以传统的价值观来约束、批判。
简而言之：欲知兴衰，须探人性密码；欲问政治脉搏，必先理清经济谜团。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