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波将毛发送回北京，后由中科院、北京医学院、北京市公安局法医组织进行联合鉴定，并与熊类和其他灵长类的毛进行比较。鉴定结果排除了熊毛的可能性，肯定了这是高级灵长类的毛发。这次毛发鉴定，首次使用了微观水平的实验方法，标志着中国“野人”之谜的揭示已开始从神话、传说、目击者提供证词这类原始的初级阶段向科学考察阶段迈进。也正是这次毛发鉴定，为以后神农架“野人”的综合科学考察提供了实验依据。
百人大考察大搜捕
1976年9月，中科院古人类所又派遣一个考察组来到房县，成立了鄂西北奇异动物考察办公室，并组成一支27人的考察队，在神农架地区进行了两个月的考察。考察队对目击者、知情者以及“野人”活动的现场作了调查分析，还写出了考察报告。
正值考察队调查期间，1976年10月8日下午3点多钟，七里村小学教师何启翠，带领三年级十几个学生到天子坪下沿的山上搞“小秋收”。师生们正干得起劲，突然发现100米以外有一个两足直立行走的红黄毛动物，在茅草丛中由东往西朝坡上走。
当时，一些年龄较小的学生吓得连忙跑下山坡。何老师和学生何相全、柳向云、刘志梅、朱彩云等人没有跑，继续观察那个动物的动静。他们看到它走了几步以后，在原地向左转了个圈子，同时以右胳膊抹了一下脸，用手撩了一下头发，四处张望了一下，然后不慌不忙地向坡上走去，翻过坡便消失了。
考察队闻讯后，立即赶来采访了何老师和她的学生们。从现场看，这是个十分空旷的山坡，又是白天，且多人看到，应该是较为可信的。
中国科学院领导听取了考察队的汇报后，决定1977年组织较大规模的“野人”考察，并邀请全国对“野人”研究感兴趣的科研人员参加。
1977年3月，由中科院、武汉部队、湖北省联合组织了鄂西北奇异动物科学考察队，房县县委副书记王金鼎任队长，黄万波、袁振新、王高升副师长等为副队长，我国著名生态学家、华东师大生物系教授钱国祯任顾问。这里，汇集了当年全国“野人”研究的精英。除古人类所黄万波、袁振新、张振标外，还有北京自然博物馆研究员周国兴、上海华东师大生物系教师刘民壮等。这支有110人参加的考察队，堪称解放以来规模最大的考察队伍。
紧跟在这支庞大队伍后面的是武汉军区某部副师长王高升带领的55名侦察兵，数百名当地农民、民兵以及闻讯而至的来自全国各地的“野人迷”。
考察人员分成近10个考察小组，以及两个穿插支队，袁振新、周国兴分别任两个穿插支队的支队长，他们深入到封闭状态的原始森林里头，探察是否存在适于奇异动物群体生活与繁殖的环境条件，并希望在探险考察的过程中能与“野人”相遇，追踪和捕获它们。
数十年来，在神农架地区，一直流传着国民党军队和地方保安队抓到、打死“野人”的传说。黄万波、李健、刘民壮等人先后在考察中采访了当年亲眼目睹这一景象的群众。
房县红塔公社马栏大队党支部书记黄新合，已年过六旬了。1922年，他亲眼看到国民党保安团抓获过一个“红毛野人”。
“那时候我年纪小，快到10岁，胆子不大。听说保安团押野人下山，我只敢从门缝里往外看。开始时，我看到保安团的几十条枪押着个野人，用粗铁链捆着。后来，保安团把野人捆在饭店外边的一棵树上，我才敢出门。这野人大约有五六尺高，满身长着棕色毛，毛的根部是红色。手脚都比人的手脚长，身体粗壮，眼睛、鼻子像猩猩，脸宽大。我看得很仔细，一直看到保安团吃完饭把野人带走。当时和我一起看的人很多，现在活着的还有黄新明、黄新奎两位老人。”
81岁的黄新明老人在一旁证实道：“我那时20多岁。这野人大得吓人，脚有一尺多长，可保安团的人还说这不是大号的，是二号的。野人一身毛，红红的带黑色。脚上的毛浅些，手掌、脚心都没毛。听说这是在神农架捉到的。”
71岁的黄新奎老人也做了补充：“保安团押着野人下山时，有4个人抬着一个半人多高的木笼子。野人走，他们用铁链套在野人身上；野人不肯走，他们便将野人关在笼子里，由人抬着走。这野人走路时，老半弯着腰。”
房县城关镇五金玩具厂女工刘继宽津津有味地谈到她1942年的见闻。“那年我13岁，家住在浮水。一天，听说国民党75军要押野人下山。当时由于怕抓壮丁，男的全跑光了，只有我们这些小孩子和老婆婆在家。快到晌午，野人押来了。我们小孩子都跑去看稀奇。我看到他们用铁链子捆着一公一母两个野人，有士兵拉着。野人的头比人头大，头上红毛披肩。两个野人个子都高。公的还流着泪，母的比公的矮些，母的乳房下垂。野人手比人手长，拿苞谷给它，它伸出手来拿着啃；腿比胳膊长，一步跨很远。听说它们是在90里外无人烟的皇界被捉到的。”
房县红塔公社农民张玉金讲述他亲自参加捕猎并击毙“野人”的故事，更加引人入胜。“我18岁时在国民党县中队当勤务兵。大概是1943年的春季，神农架一带闹‘鬼’。当时的房县县长贾文治不信邪，就骑上一匹黑马，带领保安队第二中队和第一中队第八班共五六十人，从房县出发进神农架”。
“这天天气晴朗，地上的雪还未化完。黄龙山上只有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的人向贾文治反映说，家后坡里有个野物在叫唤，已经叫了大半天了。贾文治派了包括我在内的30个保安队员，带着3挺机关枪抄后路包围了那个地方。我们居高临下，果然看到有两个野人，一个低着头坐在那里叫，一个围着它转圈，还不时用手碰一碰坐着叫的野人。”
“我们观察了约半个小时，决定以咳嗽声为号，3挺机枪一起开火。枪响后，站着转圈的野人飞快地逃跑了，低头狂叫的那个却应声倒下。我们到它跟前一看，被打死的是个公的，它被夹在劈开的木桩上，而这是猎人准备夹狗熊的捕猎器。早知如此，还可以抓个活的呢！这公野人有五六尺高，浑身尽是红黑色的毛，脚心和掌上都有很厚的白茧子。几个保安队员把打死的野人抬到离那户人家有半里路的地方，剥了它的皮，皮很薄，不好剥，肉上还粘着皮毛。剥完皮就用行军锅煮了，内脏和头都没有要。在场大部分人都吃了野人肉。腥气大，我没敢吃。当时，贾文治就在那户人家里歇息，也给他端了一碗，不知他吃了没有。留下了一条野人腿，贾文治说要把它送给省长哩。”
房县板仓二队的晏明德，60多岁了，弯腰驼背，头发斑白。他绘声绘色地叙述了当年亲眼目睹国民党军队围捕8个“野人”的经过。野人“家族”的群体活动，给人以充分的遐想。
《九歌》中记载的“山鬼”
大约在1947年，晏明德被国民党军队拉去背盐，过了柳林店，来到羊角洞。在那年的阴历九月份，羊角洞的原始森林里跑出来8个“红毛野人”，国民党和保安队调集兵力围追了好几天。后来，8个野人躲到羊角洞一个独家户的3间屋子里。有2000多士兵把那房屋团团包围起来，架起机枪，并放火烧屋，准备将野人烧死。
顿时，浓烟缭绕，烈火冲天。突然，有7个8尺高的野人掀开屋顶蹦出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出重围逃走了。只有最后一个矮小的野人力气小，好不容易才蹿上屋顶，士兵们一拥而上，抓住腿和胳膊把它从屋顶拖了下来。那野人被押送到羊角洞的荒草坪，看热闹的老百姓围得水泄不通，晏明德硬是挤进去看了。只见那野人站在那里，有7尺高，一身红毛，亮晶晶的，脸有猴相，很像人，长发披肩，是个公的，没有尾巴。士兵们说野人是个好方子，可做药，当场把野人砍成数块，每个营队分一块肉，有的只分到一把毛。
刘民壮，这个具有执著精神的学者，对“野人”考察情有独钟，百折不回。他主动要求去最偏远最艰苦的大九湖考察，认为在那人迹罕至之处发现“野人”的机会较大。
到达大九湖的当天夜里，刘民壮就找了当年遇到两个白毛野人的林场干部陈怀林了解情况，进一步核实有关野人合群行动的佐证。在大湾营基，他还听夜壶洞生产队长刘启章叙述他爱人一家逃难去川鄂交界处时，看见原始山林里有个母野人，怀里还抱着个吃奶的娃娃。
5月25日，他找到山民萧仁凤，调查她在1973年6月在大九湖四方田看到“野人”的经过。那年端午节刚过，萧仁凤在四方田挂坡地上听到有走路的声音。起先她以为是采药人，继而又担心是老熊，就把婆婆刘采秀喊来壮胆。婆婆眼睛不好，看不清，而萧仁凤却看到两个红毛野从山梁上走到一棵花栎树旁，像人一样大声尖叫。村里好多人都听到了，有人听到这恐惧的凄厉叫声就冲天打了一枪，野人才吓得沿山梁逃走了。第二天，萧仁凤带人到花栎树下一看，还看到野人躺在草上翻滚而留下的凹坑。
刘民壮拿出猴类、四种现代猿、巨猿和南方古猿、北京人的复原图，《古今图书集成》中的“狒狒图”，以及四种现代猿的幻灯片，请萧仁凤指认她看见的怪物像哪一种。萧仁凤一眼看出幻灯上的猩猩图像，说：“颜色和形状都像这个。”待放到南方古猿复原图的幻灯片时，她又进一步说：“更像这一个。”随后，由萧仁凤带路，刘民壮一行来到四方田现场考察。萧仁凤指着远处几棵大花栎树，说那个“野人”就是站在那棵顶大的花栎树下的。
此刻，在神农架的另一边，坐镇大岩屋指挥部的王副师长却接到考察队群力片组长张纪叔打来的紧急电话。5月25日这天早上，群力大队三座庵小学六年级学生蔡国良（16岁）和他的父亲到大队部去。走到大龙洞沟时，蔡国良听到西面坡上有怪叫声，扭头一看，一个浑身麻黄色毛的怪物正在直立行走。它高约1米，没有尾巴，头发很长，叫的声音像哑巴叫一样。蔡国良于是将他的发现报告了考察队。
王副师长当机立断，立即调来两支人马打穿插，想采取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一举活捉这个直立行走的怪物。群力片的考察队员由蔡国良带路，迅即奔赴大龙洞沟现场。此处海拔1300米，坡度40度，树木稀疏，茅草丛生。考察队员在这里发现几个30厘米长、五趾并拢的脚印，还发现几根新折断的树枝，找到一些毛，毛呈白麻色。他们沿脚印跟踪了一段路，再也找不到任何踪迹了。
吉普车在三十六拐公路上来回巡逻。匆匆赶到的两支穿插支队，分成若干小组连夜埋伏在周围隐蔽处。指挥部约定，一旦发现“野人”，就朝天鸣枪；听到枪声，所有的埋伏小组都向枪响的地方集中围捕。一旦抓到“野人”，就捆起来押上吉普车，送交指挥部。
围捕方案考虑得相当周全，看来成功在望。考察队员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沉浸在一片紧张而又兴奋的乐观情绪之中。震惊中外的神农架“野人”之谜似乎即将揭晓，捕获“野人”的功臣们也将名垂青史。
考察队员们各就各位，严阵以待，有的匍匐在乱草丛中，有的潜身在暗洞里，有的隐蔽在大树上。士兵们把冲锋枪的弹匣填得满满的，只要发现“野人”，就一梭子朝它腿部扫过去。
也许是过于兴师动众了，那个小“野人”不知藏到何处，埋伏了3天依旧动静全无。
到了第三天的下半夜，连续几天没合眼、处于极度疲乏之中的人们忽然听到“砰”的一声枪响。这可是期待已久的战斗信号。大伙霍地站起来，拼命朝枪响的方向跑，边跑边喊：“抓野人哪！抓野人哪！”刹那间，漫山遍野吼声震天。包围圈越缩越小。当人们合拢到山尖会师时，没见到“野人”，倒发现一个战士躺在地上呻吟，鲜红的血正顺着他的裤管往外流。
原来，隐蔽在大树上的士兵，三天三夜没合眼，极度疲劳，实在熬不住，打起了瞌睡，树枝钩动了扳机，致使冲锋枪走火，打伤了自己的脚。人们大失所望，悻悻散去。很显然，目标暴露了，“野人”即使还在这儿，也会藏匿起来。揭谜的希望落空了。
转眼已到盛夏，指挥部决定休假一月。神农架山高林密，也算是避暑胜地，但蚊虫蛇蝎在夏季也多如牛毛，令考察者们难以招架。
8月初，考察人员又从各地陆续来到房县集中。按照部署，下半年不仅考察“野人”，对与“野人”易于混淆的可疑动物，如大青猴、金丝猴、熊类也要考察，以排除误传，同时进一步考察神农架的地质、地貌、动植物分布情况，为“野人”考察提供间接的证据。
8月30日晚上，考察队办公室得到情报，神农架林区泮水公社八角庙发现“野人”。第二天一早，袁振新副队长率考察队员直奔现场，走访反映情况的铁炉大队木匠、20岁的肖兴扬。8月30日上午，肖兴扬和钱海林、毛常福3人在龙洞沟西侧林中伐木。10点左右，肖兴扬又热又累，到沟边小洼里摘五味子吃，忽听前方山梁上树枝响，抬头望去，离他15米的树林间探出一个圆圆的脑袋，后来手和脚也伸了出来，是一个高约1.5米的棕毛“野人”，像一个干瘪的瘦老头。它手握树枝，一步一步地往上走。走了一两丈远，冷不丁转过脸来盯着肖兴扬。它的脸上宽下窄，嘴鼓，腮帮上毛茸茸的。对视一阵后，肖兴扬害怕了，掉转身朝钱海林他们奔去。他神色惊慌地告诉他们看到了怪物。这时，他们3人同时听到那边传来两声怪叫：“呜——咳！”“呜——咳！”毛常福学着叫了一声，它就不再叫了。谁也没胆量上去看，中午下山就将情况报告了驻队的公社干部。
袁振新与队员们一起来到现场，发现有3个脚印，其中一个较清楚，当即用石膏灌注了模型。在不远处还找到两堆粪便，四周都有相同的脚印。粪便的成分有植物根、茎、叶纤维、果皮碎片，并有不少昆虫甲壳，很可能是那个奇异动物排泄的。听取考察队汇报后，指挥部迅即决定：在奇异动物发现处周围25平方千米的山林中，立即部署7个考察组和1支机动部队，一方面静态监视，另一方面动态穿插，搜索追踪。
又一场围捕“野人”的战斗开始了。此刻，由江廷安任队长的穿插一支队正在远离公路、人烟稀少的房县跑马道一带考察。接到指挥部电令后，他们连夜整理行装，做好转移准备。9月1日清晨，他们急行军赶到公路边，驱车向八角庙进发。由于路途崎岖遥远，汽车开了一天，到达八角庙已是9月2日中午了。
与此同时，穿插二支队和其他几个考察小组也奉命赶到指定地点：指挥部临时迁到八角庙，领导人坐镇指挥，神农架林区政府也连夜组织民兵和猎手协助考察队进山追踪，并派出熟悉地形的向导上山引路。
到9月3日，集结的总人数达100多人。沿发现区域外围的山脊、山口设立5个考察组，日夜轮换把守野兽出没要道。而在中心区域，则有两个考察组动态穿插、搜索。
9月4日早晨，考察队员带上电影摄影机、照相机、望远镜、麻醉枪、通讯对讲机出发了。包围圈布置就绪后，指挥部发出信号，考察搜索行动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