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庙朝宰辅
【原文】
蔡京擅国命，首尾二十余年，一时士大夫未有不因之以至大用者，其后颇采公议，与为异同。若宰相则赵清宪挺之、张无尽商英、郑华原居中、刘文宪正夫，所行所言，世多知之。其居执政位者，如张康国宾老、温益禹弼、刘逵公路、侯蒙元功者，皆有可录。康国定元祐党籍，看详讲议司编汇奏牍，皆深预密议，及后知枢密院，始浸为崖异。徽宗察京专愎，阴令狙伺其奸，盖尝许以相。是时，西北边帅，多取部内好官自辟置，以力不以才。康国曰：“并塞当择人以纾忧，顾奈何欲私所善乎？”乃随阙选用，定为格。京使御史中丞吴执中击之，康国先知之，具以奏。益镇潭州，凡元祐逐臣在湖南者，悉遭侵困，因《爱莫助之图》遂为京用。至中书侍郎，乃时有立异。京一日除监司郡守十人，将进画，益判其后曰：“收。”京使益所厚中书舍人郑居中问之，益曰：“君在西掖，每见所论事，舍人得举职，侍郎顾不许邪？今丞相所拟十人，共皆姻党耳，欲不逆其意，得乎？”逵以附京至中书侍郎。京去相，逵首劝上碎元祐党碑，宽上书邪籍之禁，凡京所行悖理殃民事，稍稍厘正之。蒙在政地，上从容问蔡京何如人，对曰：“使京能正其心术，虽古贤相何以加？”上颔首，且使密伺京所为，京闻而衔之。凡此数端，皆见于国史本传。
【译文】
蔡京专擅朝政首尾达二十多年，其间朝中的士大夫没有一个不是借助于他的支持而得到重用的，但这些人后来都采取了公正的立场，不与蔡京合流。如宰相赵、张商英、郑居中、刘正夫，他们所做和所言，人们都已知道。居执政之位的如张宾老、温益、刘逵、侯蒙，都有值得记载的地方，张宾老在确定元党人的名单、审定讲义司汇编的奏牍时，都参与了处置元党人的密议。后来张改任知枢密院事，开始改变了随波逐流的态度。徽宗察觉蔡京专权、刚愎自用之后，暗中下令让张注意蔡京的奸邪行为，并答应将来让他出任宰相。当时，西北边境上的领兵将领，多数自行选定部下官员，只凭力气大小而不看才德如何。对此情况，张宾老说：“任用官员应当选择有才能的人为国分忧，怎么能够只用与自己有私交的人呢？”于是便根据缺员的多少，挑选有才能的人使用，并定为一种规章。蔡京指使御史中丞吴执中攻击宾老，这一情况被张宾老预先得知，便如实向徽宗作了汇报。
温益镇守潭州（今湖南长沙），凡是被贬逐在湖南的元党人，全都遭到迫害，处境困苦，又因《爱莫助之图》而得到蔡京的重用。官至中书侍郎以后，立场有了变化。一次，蔡京任命司监、郡守十人，准备进呈徽宗批准，温益在呈文后面打上批语说：“收回。”蔡京派遣与温益关系很好的中书舍人郑居中前来相问，温益说：“你在中书省任职，哪次见到过讨论任命的事，中书舍人推荐的人被中书侍郎否决过？今天蔡丞相任命的十人，全部是他的姻亲，要顺从他的意志，这怎么行呢？”
刘逵因依附蔡京被升为中书侍郎，蔡京被罢相以后，刘逵第一个上书请求砸碎元党人碑，放宽因上书天子获罪而被列入奸邪之籍的禁令，凡是蔡京所作的违背情理、祸国殃民的事情，稍加纠正。
侯蒙在尚书省任职，徽宗十分平静地问他蔡京是什么样的人，侯蒙回答说：“假如蔡京能正其心术，虽古代贤名的宰相也不会超过他的才能。”徽宗点头表示同意他的看法，并且要他密切注意蔡京的行为，蔡京知道后恨得咬牙切齿。
以上这些记载，都可见于本朝历史相关的人物本传。
教官掌笺奏
【原文】
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书启委教授，因而饷以钱酒。予官福州，但为撰公家谢表及祈谢晴雨文，至私礼笺启小简皆不作。然遇圣节乐语尝为之，因又作他用者三两篇，每以自愧。邹忠公为颍昌教授，府守范忠宣公属撰兴龙节致语，辞不为。范公曰：“翰林学士亦作此。”忠公曰：“翰林学士则可，祭酒、司业则不可。”范公敬谢之。前辈风节，可畏可仰如此。
【译文】
名地州郡，相承把表奏书启一类的事情交给教授去撰写，用钱酒作为对他们的酬谢。我在福州作官时，只为公家撰写谢表和祈雨谢晴文，至于私人的礼笺、谢启、小简之类的文章都不作。然而遇上天子的生日也曾写一些祝贺的话，另外还写过三篇作其他用途的文章，如今想起，每每感到自愧。
邹浩为颍昌（今河南许昌）教授时，知府范纯仁嘱托他为兴龙节写一段贺词，邹浩推辞不干，范纯仁说：“连翰林学士都写这类贺词。”邹浩说：“翰林学士可以写，但祭酒、司业则不可以写。”范纯仁恭敬地表示了歉意。前辈人的高风亮节，真是令人可敬可佩。
经句全文对
【原文】
予初登词科，再至临安，寓于三桥西沈亮功主簿之馆，沈以予买饭于外，谓为不便，自取家馔日相供。同年汤丞相来访，扣旅食大概，具为言之。汤公笑曰：“主人亦贤矣！”因戏出一语曰：“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良久，予应之曰：“为长者而折枝，非不能也。”公大激赏而去。汪圣锡为秘书少监，每食罢会茶，一同舍辄就枕不至。及起，亦戏之曰：“宰予昼寝，于予与何诛。”众未有言，汪曰：“有一对，虽于今事不切，然却是一个出处。”云：“子贡方入，夫我则不暇。”同舍皆合词称美。
【译文】
我第一次由词科考中进士，再次来到临安，住在三桥西沈亮功主簿办公的馆所。沈亮功认为我在外面买饭进餐不方便，就天天从家里带来饭菜给我。和我同年考试的汤丞相前来看望我，询问了我的吃住情况，我一一详细回答。汤公笑着说：“主人真够贤明。”并随即开玩笑似的出一上联：“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过了好一阵，我应对说：“为长者而折枝，非不能也。”汤公大加赞赏而去。
汪圣锡为秘书少监时，每次吃完饭喝完茶，与他同室而居的人还在睡觉。待他们起床后，汪圣锡就开玩笑地说：“宰予昼寝，于予与何诛。”大家一起无言以对，汪圣锡说：“我有一对，虽然于现在的事不切题，但也是同一出处。”随即应对说：“子贡方入，夫我则不暇。
”同室之人都同声赞美对得妙。
北郊议论
【原文】
三代之礼，冬至祀天于南郊，夏至祭地于北郊。王莽于元始中改为合祭，自是以来，不可复变。元丰中，下诏欲复北郊，至六年，唯以冬至祀天，而地祇不及事。元祐七年，又使博议，而许将、顾临、范纯礼、王钦臣、孔武仲、杜纯各为一说。逮苏轼之论出，于是群议尽废。当时诸人之说有六：一曰，今之寒暑与古无异，宣王六月出师，则夏至之日，何为不可祭；二曰，夏至不能行礼，则遣官摄行，亦有故事；三曰，省去繁文末节，则一岁可以再郊；四曰，三年一祀天，又一年一祭地；五曰，当郊之岁，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之方泽，可以免方暑举事之患；六曰，当郊之岁，以夏至祀地祇于方泽，上不亲郊，而通爟火于禁中望祀。轼皆辟之，以谓无一可行之理，其文载于奏议，凡三千言。元符中，又诏议合祭，论者不一，唯太常少卿宇文昌龄之议，最为简要。曰：“天地之势，以高卑则异位，以礼制则异宜，以乐则异数。至于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时，皆有辨而不乱。夫祀者，自有以感于无，自实以通于虚，必以类应类，以气合气，然后可以得而亲，可以冀其格。今祭地于圜丘，以气则非所合，以类则非所应，而求高厚之来享，不亦难乎？”后竟用其议。此两说之至当如此。
【译文】
夏商周三代的礼制规定，冬至之日在南郊祭天，夏至之日在北郊祭地。王莽在元始年间改为合祭，从此以后，没有改变。
神宗元丰年间，下诏打算恢复北郊祭地的礼仪。元丰七年，只在冬至这天举行了祭天大礼，而未祭祀地神。神宗元六年，下诏让大臣们广泛讨论，许将、顾临、范纯礼、王钦臣、孔武仲、杜纯各持一说。到苏轼的看法提出来以后，其他的议论便全部作废。当时众人之说归纳起来有六种：第一种说：现在的寒暑与古代一样，周宣王能六月出师，那么夏至之日为什么不能祭地呢？第二种说：夏至之日天子不能举行祭地之礼，可以派遣官员代行，过去也是这种例子。第三种说：省掉繁琐的礼节，那么一年之中可以再次举行郊祭。第四种说：三年祭一次天，中间隔一年再祭地神。第五种说：当郊祭的那一年，十月在京郊祭天，更换夏至在方泽祭地，可避免炎热时祭地神的不便之处。第六种说：当郊祭的这一年，夏至的这天在方泽祭祀地神，天子不必亲临，可在宫中点燃祭礼的火炬。
上述六
种说法，苏轼都一一加以驳斥，认为没有一种是可行的，他的奏书载于奏议中，共有三千言。宋哲宗元符年间，天子又诏令讨论合祭，议论不一，只有太常少卿宇文昌龄的意见最为简要。说：“天地的形势，天高地低位置不同，因此在祭祀的礼仪上应不同对待，演奏的曲子数目也不相同，至于衣服的花纹，祭礼时的用具，祭礼的时间，都有规定，不得紊乱。所谓祭礼，是从没有实体存在的意境中去寻求感觉，从实际存在的人世去沟通看不到的神境，这就必须以同类去求同类，以相同的气去合相同的气，这样，神才会亲近你，才可以寄希望于神前来接受祭礼。如今祭地设置在圜丘之上，气既不相合，类也不同无法沟通，要求天地神灵来享受祭礼，这不是很难的事情吗？”最后天子便采纳了他的建议。苏轼和宇文昌龄二人的议论，都是十分精当的。
讨论滥赏词
【原文】
东坡公《行香子》小词云：“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不如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绍兴初，范觉民为相，以自崇宁以来，创立法度，例有泛赏，如学校，茶盐，钱币，保伍，农田，居养，安济，寺观，开封、大理狱空，四方边事，御前、内外诸司，编敕会要、学制、礼制、道史等书局，掖庭编泽，行幸，曲恩，诸色营缮，河埽功役，采石、木筏、花石等纲，祥瑞，礼乐，两城所公田，伎术，伶优，三山，永桥，明堂，西内，八宝，玄圭，种种滥赏，不可胜述。其曰应奉有劳、献颂可采、职事修举、特授特转者，又皆无名直与，及白身补官，选人改官，职名碍格，非随龙而依随龙人，非战功而依战功人等，每事各为一项，建议讨论。又行下吏部，若该载未尽名色，并合取朝廷指挥，临时参酌。追夺事件，遂为画一规式，有至夺十五官者。虽公论当然，而失职者胥动造谤，浮议蜂起。无名子因改坡语云：“清要无因，举选艰辛。系书钱，须要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旅中愁，心中闷，部中身。虽抱文章，苦苦推寻。更休说，谁假谁真。不如归去，作个齐民。免一回来，一回讨，一回论。”至大字书写贴于内前墙上，逻者得之以闻。是时，伪齐刘豫方盗据河南，朝论虑或摇人心，亟罢讨论之举。范公用是为台谏所攻，今章且叟奏稿中正载弹疏，竟去相位云。
【译文】
苏轼的《行香子》小词说：“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不如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高宗绍兴初年，范觉民担任宰相，认为自徽宗崇宁年间以来，凡创立一项法令制度，照例广泛赏赐。如学校、茶盐、钱币、保伍、农田、居住赡养、安抚接济、寺庙道观、开封府事、大理寺狱空、四方边事、御前护后、内外诸司、编纂会要、学校制度、礼乐制度、道史等书局，宫廷编排恩泽、天子行幸、法外施恩，各种建筑物的修缮、治河功役，采石、木筏、花石等纲，祥瑞、礼乐、掌管公田的两城所、方伎、伶优、三山、永桥、明堂、西内、八宝、玄圭等等，都要赏赐，赏赐之滥，不能一一叙述。赏赐的名目有：为朝廷服务有功，献给朝廷的颂词有可采之处，本职事务做得好等等。特别授与官职和特别转升官职者，都是直接赏赐的，还有白身补官，州官属吏改任他职，因职务名份所限，天子即位前不是跟随者而按旧日跟随者封官的人，没立战功而按立有战功的对待等等，一件事情列为一项，建议让百官讨论。又行文吏部，以上所举各项如果还有未被包括进去的而又应由天子作决定进行赏赐的，可以临时参考别的办法赏赐。
追夺官职事件，朝廷作了统一的规定，有的甚至被夺官十五次。有的人虽然大家都认为应该夺官，但失官者全部出动造谣诽谤，混淆是非，以至议论纷纷。一个因不知名的人因此而改动苏轼的诗说：“清要无因，举选艰辛。系书钱，须要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旅中愁，心中闷，部中身。虽抱文章，苦苦推寻。更休说，谁假谁真。不如归去，作个齐民。免一回来，一回讨，一回论。”用大字书写贴在京城内的墙壁上，被巡逻的卫士看见撕下呈报朝廷。当时伪齐王刘豫正窃据河南，朝廷顾虑这样下去会动摇人心，因而停止了关于赏赐问题的讨论。范觉民因此而受到御史和谏官的攻击，被罢免了宰相的职务。今天章且叟的奏稿中还引载了那时弹劾范觉民的奏章。
尺八
【原文】
唐卢肇为歙州刺史，会客于江亭，请目前取一事为酒令，尾有乐器之名。肇令曰：“遥望渔舟，不阔尺八。”有姚岩杰者，饮酒一器，凭栏呕哕，须臾即席，还令曰：“凭栏一吐，已觉空喉。”此语载于《摭言》。又《逸史》云：“开元末，一狂僧往终南回向寺，一老僧令于空房内取尺八来，乃玉笛也。谓曰：‘汝主在寺，以爱吹尺八，谪在人间，此常吹者也。汝当回，可将此付汝主。’僧进于玄宗，特取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孙夷中《仙隐传》：“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尺八。将死，预将管打破，告诸人曰：‘可以同将就圹。’”亦谓此云。尺八之为乐名，今不复有。《吕才传》云：“贞观时，祖孝孙增损乐律，太宗诏侍臣举善音者。王圭、魏征盛称才制尺八，凡十二枚，长短不同，与律谐契。太宗即召才参论乐事。”尺八之所出，见于此，无由晓其形制也。《尔雅释乐》亦不载。
【译文】
唐朝卢肇担任歙州（今安徽歙县）刺史时，在江亭大会宾客，要求客人各用眼前的事物作一酒令，令尾必须带有乐器之名。卢肇自己作酒令说：“遥望渔舟，不阔尺八。”有一个名叫姚岩杰的宾客，饮酒一大杯，凭栏呕吐，不一会儿回到席上，回一酒令说：“凭栏一吐，已觉空喉。”这些趣事记载在《摭言》一书中。
另外，《逸史》一书记述：“唐玄宗开元末年，有一狂妄的僧人来到终南山回向寺，一老僧要他从空房内取来尺八，即是一根玉笛，老僧对他说：‘你的主人在本寺时，因为爱吹尺八，被贬谪在人间，这根玉笛是他经常吹奏的，你带回去，可将它交给你的主人。’狂僧把玉笛献给了唐玄宗，唐玄宗特意用它吹奏一曲，发现与他原来用过的玉笛一模一样。”孙夷中著的《仙隐传》说：“房介然善于吹竹笛，命名为尺八。临终之时，预先把竹管打破，告诉身边的人说：‘可将竹笛与我同葬在一起。’这里的竹笛也就是尺八。尺八作为乐器名称，今天已没有了。”《吕才传》中说：“唐太宗贞观年间，祖孝孙增删乐律，太宗下诏侍臣推荐精通乐律的人参与其事。王、魏征都称赞吕才会作尺八，他所制的十二根尺八，长短不一，但都和音律谐和。于是太宗就召吕才参与乐律的增删。”尺八的出处，见于这里。至于其形状如何，《尔雅·释乐》中也没有记载。
三给事相攻
【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