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官制既行，除用职事官，不问资序高下，但随阶品，而加行、守、试以赋禄，郎中、员外郎亦自为两等，颇因履历而授之。后来相承，必欲已关升知州资序者为郎中，于是拜员外郎者具改官后实历岁月申吏部，不以若干任，但通理细满八考则升知州，乃正作郎中，别命词给告。顷尝有旨，初除郎官者，虽资历已高，且为员外，候吏部再申，然后升作郎中。近岁掌故失之，故李大性自浙东提刑除吏部，时佐自大理正除刑部，徐自大府丞除都官，岳震自将作少监除度支，其告内即云郎中，与元指挥戾矣。
【译文】
宋朝官制实行之后，任用掌实事的官员，不问资历高低，只随该官员的阶品，在前面加上行、守、试字以确定俸禄多少。郎中、员外郎也分两等，主要依据个人的履历授与官职。后来沿用了这种制度，规定必须是有过知州资历的人才可升为郎中，于是任员外郎的人都要把改官以后的实际任职年月申报吏部，不以时间长短为依据，只要通过了吏部的详细考核，就可以升任知州，然后才可以升为郎中，并重新制定委任状予以任命。不久前曾经有旨，初次任命为郎官者，虽然资历已经很高，而且已担任过员外郎，等吏部再申报时，才能升作郎中。
近年来原有的规定已没实行了，所以李大性从浙东提刑升为吏部郎中，时佐从大理正升刑部郎中，徐门元从大府丞升为都官，岳震从将作少监升为度支使，发布的告书中就称他们是郎中，与原来郎中任职规定相差太远了。
台谏分职
【原文】
台、谏不相见，已书于《续笔》中，其分职不同，各自有故实。元丰中，赵彦若为谏议大夫，论大臣不以道德承圣化，而专任小数，与群有司较计短长，失具瞻体。因言门下侍郎章子厚、左丞王安礼，不宜处位。神宗以彦若侵御史论事，左转秘书监。盖许其论议，而责其弹击为非也。元祐初，孙觉为谏议大夫，是时谏官、御史论事有分限，毋得越职。觉请申《唐六典》及天禧诏书，凡发令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陈。然国史所载，御史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谏官掌规谏讽谕，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当，皆得谏正。则盖许之矣。唐人朝制，大率重谏官而薄御史。中丞温造道遇左补阙李虞，恚不避，捕从者笞辱。左拾遗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无屈避，造弃蔑典礼，辱天子侍臣。遗、补虽卑，侍臣也；中丞虽高，法吏也。侍臣见陵，法吏自恣，请得论罪。”乃诏台官、供奉官共道路，听先后行，相值则揖。然则居此二雄职者，在唐日了不相谋云。
【译文】
御史台、谏院的职责不同，不能相互越权，这方面我已在《续笔》中作了记述，它们分管的职责不同，是各有典故的。
宋神宗元丰年间，赵彦若担任谏议大夫，认为大臣们不以道德来接受和实施圣人的教化，而专门使用计谋，与各个机构计长较短，有失为人楷模的体统。又说门下侍郎章子厚、左丞王安礼，不应该处在这样重要的职位上。神宗认为赵彦若侵犯了御史论事的权限，贬他为秘书监。这样处理的意思是，允许他议论朝政，但责备他超越职权弹劾大臣。
哲宗元初年，孙觉任谏议大夫，这个时期谏官和御史议论各种事情，各有界限，不得越权。孙觉要求重申《唐六典》和真宗天禧年间下达的诏书，凡是天子发布的诏令和正在进行中的事情，如果有不当的，都允许上奏陈述。然而本朝史书记载：御史的职责是掌管纠察官吏有无邪恶行径，肃正纲纪。谏官的职责是规劝、谏止和婉言劝说。
凡是朝政有失当之处，从大臣到文武百官，有任非其人的现象，三省以及有关机构处事不当，都可以谏止。因此，朝廷采纳了孙觉的建议。
在唐代，朝廷的传统大多是重视谏臣而轻视御史，宋代没有这种现象。一次，御史中丞温造与左补阙李虞在路上不期而遇，温造恼恨李虞没有回避，将其随从抓来鞭打借以羞辱李虞。
左拾遗舒元褒等人就此事向皇上建言：“按照旧制，在天子跟前担任侍从的官员，除宰相外，在路上见了其他官一律不须回避，温造丢弃和蔑视这种规章，侮辱天子侍臣。遗、补之类的官员虽然官位低，却是天子的侍臣。中丞的地位虽然很高，但本身就是执法的官员。今侍臣遭到凌辱，执法官员恣行无忌，请追究其罪责。”于是哲宗下诏说：以后御史台官员与供奉官（天子侍从）员如果在同一条道上行走，按照取道先后照行无碍，如果迎面相遇，只须揖手相问。然而居这两种职位的人，在唐代是不能同道问候的。
贞元朝士
【原文】
刘禹锡《听旧宫人穆氏唱歌》一诗云：“曾陪织女度天河，记得云间第一歌。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刘在贞元任郎官、御史，后二纪方再入朝，故有是语。汪藻始采用之，其《宣州谢上表》云：“新建武之官仪，不图重见；数贞元之朝士，今已无多。”汪在宣和间为馆职符宝郎，是时，绍兴十三、四年中，其用事可谓精切。迈尝四用之，《谢侍讲修史表》云：“下建武之诏书，正尔恢张于治具；数贞元之朝士，独怜流落之孤踪。”以德寿庆典，曾任两省官者迁秩，蒙转通奉大夫，谢表云：“供奉当时，敢齿贞元之朝士；颂歌大业，愿赓至德之中兴。”充永思陵桥道顿递使，转宣奉大夫，谢表云：“武德文阶，愧三品维新之泽；贞元朝士，动一时既往之悲。”主上即位，明堂礼成，谢加恩云：“考皇祐明堂之故，操以举行；念贞元朝士之存，今其余几。”亦各随事引用。近者单夔以知绍兴府进文华阁直学士，谢表云：“数甘泉法从之旧，真贞元朝士之余。”夔当淳熙中虽为侍郎，然一朝名臣尚多，又距今才十余岁，似为未稳贴也。
【译文】
唐代刘禹锡的《听旧宫人穆氏唱歌》一诗说：“曾陪织女度天河，记得云间第一歌。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刘禹锡在唐德宗贞元年间担任过郎官、御史，二十四年以后，从贬斥的地方再度入朝，因此有这种感慨。汪藻开始采用了刘禹锡的这种说法。他在《宣州谢上表》里说：“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制定的新官仪，没料到今日得以重新见到；数一数贞元年间留下的朝中有志之士，现在留下来的已经不多了。”汪藻在徽宗宣和年间任馆职符宝郎，写谢表时是高宗绍兴十三、十四年间，他借用的典故可称得精当确切。
我曾四次采用
过这一典故，在《谢侍讲修史表》中这样说过：“天子下了像建武年间那样的诏书，正是恢宏张大治理国家的最好措施，数一数贞元年间朝中的官员，我只可怜那些被贬谪流落的孤独无依之人。”在高宗生日庆典时，皇上降旨凡是担任两省官员的都给予升职，我蒙恩转为通奉大夫，在上谢表时说：“侍奉天子左右，定当如贞元年间的朝臣一样，颂扬天子的伟业，祝愿能和唐肃宗至德年间的中兴一样。”在我担任永思陵桥道顿递使转为宣奉大夫时，在谢词中又说：“我像唐高祖武德年间的文阶官员一样，享受三品官的待遇使人惭愧；想起贞元时期的朝中官员的遭遇，又引起了我对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之人的悲哀。”孝宗即位，天子宣明政教的殿堂建成，我在所上的谢加恩表中说：“查考仁宗年间明堂的规章，落成庆典是在宣政以后举行；想起像贞元年间朝中的士大夫，今天我朝剩下的也只有几人。”这些都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引用刘禹锡的这一典故的。
最近单夔以绍兴知府的身份升为文华阁直学士，上谢恩表说：“我好似汉代甘泉宫蒙恩随驾的侍从，又如贞元时期余留下来得恩的士子。”单夔在孝宗淳熙年间虽然是侍郎，但当时朝中名臣还很多，相距现在都只有十多年，在谢表中引用汉、唐时期的这两则典故，看来不十分妥当。
表章用两臣字对
【原文】
表章自叙以两“臣”字对说，由东坡至汪浮溪多用之。然须要审度君臣之间情义厚薄，及姓名眷顾于君前如何，乃为合宜。坡《湖州谢表》云：“知臣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臣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登州表》云：“于其党而观过，谓臣或出于爱君；就所短以求长，知臣稍习于治郡。”《侍读谢表》云：“谓臣虽无大过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实，欲使朝夕与于讨论。”《颍州表》云：“意其忠义许国，故暂召还；察其老病畏人，复许补外。”汪《谢徽州》云：“谓臣不改岁寒，故起之散地；察臣素推月旦，故付以本州。”《为陆藻谢给事中》云：“知臣椎钝无他，故长奉贤王之学；悯臣践扬滋久，故亟升法从之班。”《为汪枢密谢子自虏中归不令入城降诏奖谕表云》：“知臣齿发已凋，常恐邓攸之无后；怜臣肺肝可见，有如去病之辞家。”凡此所言，皆可自表于君前者。刘梦得《代窦群容州表》，有“察臣前任事实，恕臣本性朴愚”之句，坡公盖本诸此。近年后生假倩作文，不识事体，至有碌碌常流，乍得一垒，亦辄云知臣察臣之类，真可笑也。
【译文】
表章的自叙中重复使用两个臣字进行表述。从苏轼到汪浮溪都多次使用。然而使用时要考虑君臣之间情义厚薄以及这个人在天子脑海里的印象如何，这才合宜。苏轼在《湖州谢表》中说：“陛下了解臣愚笨不识时务，难以与新近提拔的贤士相比；也知道微臣年老不愿多事的特点，或许能管理好百姓。”《登州表》里又说：“陛下从偏护一个人的角度出发，来看他的过失，认为臣的所为或许是出于对皇上的一片赤诚之心，因而迁就我的短处而看我的长处，知道微臣对于治理郡县还是比较熟悉的。”在《侍读谢表》里说：“陛下认为臣虽然没有过人的才能，也了解臣直率而不欺蒙皇上，打算让臣朝夕相处讨论国事。”又在《颍州表》中说：“陛下知道臣一腔忠义，以身许国，因此才召臣回朝；又了解我老而有病畏于繁杂的人事，不适宜于在朝，才又允许到外地补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