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茹比把人之间的事物看得多透。你以为她没深入过任何感情关系，感情在她自身常常是供她出洋相的——比如采野花、唱小夜曲之类，她却对难以言传的感情逻辑有着神算，得数无非那么几个。也许因为她的英明预见，所以她从不真正开展任何感情。
我说：“不是佳士瓦。是吴川。”
“你和吴川自相残杀了？”她还是没正经的样子。
我否认了。她也不追问。我说我得在她家过夜，因为剧烈的头痛。她两手飞快地在长沙发上刨挖，各种杂志和从没拆开的邮件被刨开了，露出棕色皮革，因为长久不接触人而生硬冰冷：那就是我的床。茹比挣不少钱却一点安居乐业的打算也没有，晚上她匆匆逃回这里歇息，一早匆匆从这里逃走。
等她把我安置下来，她从厨房里拿出一个细长的药管。管子的一头像注射器，另一头圆润，供人插入鼻孔。然后一推注射器，药液便进入了鼻腔深部。止剧烈头疼的速效药，几分钟就消除症状。茹比在药开始驱散我的疼痛时对我诡笑一下，走开了。蒙眬中听见她在浴室里洗浴。抽水马桶一遍一遍地响。吐一口唾沫到马桶里，她也要轰然冲一次水。我没有如愿睡着，却比睡着更舒适。一种内在的按摩使我处于幸福的瘫软之中。我想好了下回怎样跟吴川说话。我要好好告诉她，我多么爱她。佳士瓦呢？我会说你别见怪，我不是存心卖关子、吊胃口，我只不过因为胸前有一块伤疤。受伤的版图不小吧？不过我是值得你爱的，值得你忽略掉那一大片难看的肌肤来爱我。因为你将得到比任何人能给予你更丰富饱和的感情。我躺在茹比从未拆开的邮件和从未清理的账单中间，为自己构想的场景陶醉。奇怪，人为什么在谈到感情时有那样的心理障碍？做贼心虚似的。感情是高贵的礼物，人却总是送不出手，送出去也要像我爸那样把它包上旧报纸，装入破尼龙袋，最好让受礼者误认为它是别的东西。我将堂而皇之地标明我的馈赠。即便被拒绝，我也甘心。从来没有过的自信让我狂喜。睡眠若即若离，等我清醒，已经是天初明了。
那阵难以言喻的舒适和自信已渐渐离去。所有的思绪都还清晰，所以我惊讶不已——怎么会那样自信？那样大胆妄为地要去对吴川和佳士瓦明言我的感情？光是想一想都够窘。
万幸我没有真去做个蠢人。
而什么使我在夜里那样渴望去发蠢？
一定是茹比给我的药作祟。不过假如那药能给你几小时的心灵乐园，何乐不为？原来世界上存在这么一种东西，它可以释放你的诚实和自信，使你傻大胆，做个情感的唐·吉诃德。唐·吉诃德在他自身是庄严无比的，只是给旁观者看着解闷取乐。现在有种药可以消灭旁观者。我起身，趟着茹比的财产，走进厨房。外面是淡青色的四月早晨，服了药它可以是浅粉色或嫩黄色，你想它是什么浪漫颜色都可以，它可以随你的意愿幻变。我无意中尝到了吸毒的甜头。这种止痛特效药的主要成分一定是可卡因。
我打开一个个柜子、抽屉。茹比有着极其简洁秩序的内部系统，抽屉和柜子里东西极少，并且极整齐。没有我要的药。我翻弄得急切起来，饿狼寻食一般，刨弄着各个匣子、盒子。一大把银餐具撞击得吵闹无比，茹比蓬着女大夫短发出现在厨房门口。
“你找什么？”
“噢，找……棉签。”
“哪儿伤了？”
我支吾了一句什么。大概说耳朵眼不舒服，洗澡进了水。茹比叫我等等，她去了自己房间。一会儿又出现了，手上有一盒棉签。
她诡笑地盯着我：“你确定你要找的是棉签？”
假如那药的效力还作用于我，我肯定胆大皮厚地承认，我过了一次美妙无比的瘾，还想再来一次。或许我也会像她一样诡笑，问她给我的头疼药怎么这么好，让我渴望永远头疼。可药的作用已烟消云散，我只能像所有正派人一样严阵抵赖。
第二天我没有给吴川打电话。我以沉默拖欠她的CD。第三天她打了电话来，我不在家。她没有留话在留言机上，但我一看就知道她几次想对着留言机说什么，又作罢了。几个无声留言让我猜想她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又病了。
我按了门铃便后悔，又自找上门，好像走亲戚走热络了，不走受不了。吴川看见我便说：“你怎么把脸涂那么红啊？”我说：“我没涂任何脂粉，大概步行上楼热了。”“不会吧？”她的笑容如此带有揭露性。我一进她的公寓就直奔浴室，别上门，开了化妆镜上方的灯。的确把脸涂成了个小丑，两块圆胭脂都没抹开。开车化妆是碰运气，光线也讲究不得。我用手把两团红擦掉，又洗了手。正要开门出去，想起什么，又拉一把抽水马桶。这样听上去我进浴室不是改妆。出来后我故意扯开嗓门，东拉西扯把自己弄成一个随意来去的常客。吴川等我闭嘴马上说：“现在好多了，两团红抹开了。”我对她无情戳穿的话装聋，打岔去说正在放的一部电影。我不过读了报上的影评，但谈论起来就像我看过似的。
吴川把我丢在客厅，自己去打电话。她的电话是我按门铃打断的，她明白地告诉我。她拿着无线电话在各屋走动，翻开随邮件来的各种广告，再把翻看过的扔进字纸篓。字纸篓是铁丝和彩色玻璃珠编织的，她发现上面少了一颗大珠子，便弓腰四下寻找。我坐的蒲团下她也找，做手势叫我挪个地方。实在找不着，她皱起眉，小脾气上来了，蒲团给她抛得满屋子，同时对电话上的人说：“真烦，我最喜欢的东西毁了。”
小纳粹在那边？
我来的不是时候，待的不是地方。
她见我站起身，拿起包，匆匆对电话上的人说她一会儿再打回去。她挂了电话，问我为什么不给自己弄茶。我耸耸肩。她飞快地进了厨房，一会儿端出茶盘。我一看茶叶是我喜欢的毛峰。她打开铁听外面的塑料封皮。一盒未启过封的新茶叶。专门为我买的？又要自作多情了。
我没话找话说。她拿出蔻丹来涂脚趾甲。我说茹比拖我下水，用可卡因或者海洛因给我治头疼。只不过经了医生处方，毒品理直气壮地成了灵丹。我想再头疼一回，正当地享用毒品。
吴川打断了我：“是she。”
“什么？”我问。
“你老把she说成he。一开始我特别吃力，不知道你在说谁。对不起打断了你。往下说吧。”
真是愚蠢，原想用那么个事件证明我也可以堕落，也可以把堕落看成“酷”。她却排斥了我，用不着我降尊和他们为伍。她今天挑了我多少刺？先是化妆，又是英文。她够优越了，用不着夸张她的优越感。从小上贵族学校的宝贝表示她对我的杂牌英文忍受了很久，实在受够了。我就是这么一个陪衬人，黎若纳用来衬垫她完美无缺的宝贝。我无心再挽回什么。她看出我恼羞成怒，看出我怒得几乎要破口大骂。让她看出来好，芝加哥反正已进入了春天，人们可以坐在露天咖啡馆做陌生的伴侣。偶然有人搭讪，很好，什么后果也不会有。人从群居动物走向独居是进化，我这样玩命地串亲戚是退化。露天咖啡馆无数，酒吧无数，你可以有无数陌生人做伴，有密西根湖的湖光水色给你看，伴和伴都视而不见地挤坐在同一把遮阳伞下。有种说法是有些生物永远遇不上另一些生物，因为它们的物质密度不同。权当我有个不同物质密度的妹妹吧。
我向门口走。吴川大声问：“CD？你带来了吗？”
她认为我这次来不该是闲串门，应该有正当理由。不归还她的东西，我来干吗？
我说非常抱歉，我借给茹比听，她不知把它放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过过两天肯定会找到。
她说：“你怎么让她随便拿走了？”
“是她问我借的，不是随便拿走的。”我也来了脾气，“不就是一盘CD吗？丢了我买一盘赔你。”
“那是我妈送我的生日礼物。”
原来我把她妈的慈母心看得太不值钱了。十来块钱，网上邮购，要多少有多少，那也能和千里之外的慈母亲手选购、亲手装盒、亲手邮寄的东西相比？并且言明那是“我妈”。
“那告诉你妈，对不起了。”我说。
在走廊里我听见门“砰”的一声关上。真实嘴脸露出来了，一盘CD就能让一张真实嘴脸翻出来。能够及时翻脸的人是强者，剩下的像我和爸，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给一点好脸色就梦想翩翩。爸永远也不会和黎若纳翻脸，不是因为他宽宏大量，而是他自身致命的需要。我们都因为这致命的需要而强硬不了。
当晚吴川居然又打电话给我，问我找到那盘CD没有。她逼人太甚，我决定不做任人伤害的废物了。我说：“什么了不起的屁玩意儿，我马上给黎若纳打电话，叫她给我也寄一盘来！甜言蜜语管什么用？寄东西从来没我的份！”
得承认这话很弱智。但我没办法，顾不上掩饰自己满心狭隘的冤屈了。
她说：“是不是我所有的东西，你都想分一份？”
我听出她的话含有更恶毒的暗示。我说：“你什么意思？”
她说：“璜也该有你一份儿。”
我气得话也说不出，听她分析为什么璜在和我谈话之后躲避她。已经不成体统了，她把我当什么货色？原来这么多天她一直把我看成一个无耻的插足者。香港人冷血果真冷得纯正。那些冷血大家族肥皂剧教导出这位小姐的感情品位。我居然想和这么个人姐妹一场。“砰”的一声，我看见一杯红酒在我对面墙上放开了焰火。庸俗的小妞儿，贵族学校对她的俗无能为力。
我说：“吴川，你听着，下面是我跟你说的最后一句话，完了我们再也用不着说话了。”
她说：“我听着。”
“璜和你的事我管错了。我和他谈话是警告他别把疱疹传给你。我叫他去找个医生，做一份病情鉴定，我承担医疗费。你不信可以问佳士瓦，他碰巧在场。”
她嗓音泼得厉害，说：“你算谁？和他说那样的话？！你比我想的阴暗十倍！你出卖了我！也出卖璜！现在他的教授都知道璜得了疱疹！”
我说：“璜不是教育你不要歧视疱疹吗？”
“你太阴暗了！”
我看着红酒在对面墙壁上淌下来。看着黎若纳擦拭着泼在她脸上的红酒——黎若纳一生就欠谁这么爽地泼她一次。
我“再见”都不说，就挂上了电话。三分钟之后，吴川又打回来。她还没吵过瘾。我让电话铃去空响。她气急败坏，在留言机上发狂：“你挑拨、出卖！我那时把你当亲姐姐……”她泼妇似的叫阵。黎若纳，看看你的千金，这么好的英文句法胡糟蹋了吧？吴川继续在留言机上叉腰瞪眼唾沫四溅：“你接电话！不接就是自认理亏！”
随你说什么吧，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用手机给佳士瓦的手机打了个电话。他答话声音很低，说他正在医生办公室。我问他得什么病了，这么晚去看急诊。他说他马上给我打回来。等我挂上手机，吴川也闹完了。她最后几句话我没听见。
佳士瓦来的时候我醉得足以上大街去演讲了。芝加哥的夜晚到处有这样愤怒的空谈家，酒精让他们看到如云的听众，听到雷动的欢呼。我脸上挂着永恒的微笑——许多祖先相片上的那种深明大义的微笑，给佳士瓦开了门。他说我穿和服很别致，我低头看看，果真看见下巴下面有一具穿和服的身体。伪装的和服，是生产睡衣的厂商急于走出经济困境，在一本关于日本艺伎的俗不可耐的小说轰动后，想尾随着弄出点东方肉感主义。
等佳士瓦也醉得一脸傻笑，我们终止了谈话。原本他在这个时间来也不是想谈话。三分钟之后，我们已和地平线同一角度了。沙发使我们动作起来受限制。而正是这种不择场地的即兴感让我们成了十几岁的高中生。似乎是太情急了，我们都没有剥干净衣服。
停下来后，酒醒了一半。我发现我们已滚落到地板上了，上身靠着沙发。我问佳士瓦什么急病让他去看医生。他说是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生意太火，时间往往排到晚上八点。我问他为什么突然需要看心理医生。他奇怪了，说五个人里有三个看心理医生，他和他的心理医生是十多年的老交情。
原来是这样：一个人在湖边的露天咖啡馆和陌生伴侣搭讪，再付高价找心理医生进行深层倾诉。明的暗的、浅的深的交情都有了。所以用不着走亲戚。群居的猿类后代们继续进化，靠酒吧、咖啡馆、心理医生、电子网络进化到孤居。心理医生是你最牢靠忠实的伴侣，你最肮脏、罪过的想法和行为都得到他的包容。佳士瓦最近的罪过想法是如何消灭他和我之间的最后距离。
我和佳士瓦紧密依偎，却是通过某幢楼里的心理医生调整情感的进度、浓度。假如有个心理医生在我和吴川之间，我们也会省事得多！和吴川谈时尚、美食、大减价、春游，和心理医生谈对姐妹情感致命的需要，对吴川的爱怜和担忧。没有心理医生作为情感的中转站和调度室，你看看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两败俱伤。人对情感怎么这样无能？
佳士瓦的心理医生一定纵容他：勇敢些，攻溃最后的防线，缴下她最后的羞耻。而他还是仁义的，没有给我来个彻头彻尾的真相大白。他和我在醉酒时也有进化到今天的理智，默契地不去触碰我的伤痕。
这个夜晚，多少醉鬼对着黑暗的空虚吐露真情？大声地宣布他们的恨与爱，词不达意、句不连贯，不要紧，不耽误他们痛快。
送佳士瓦走时，我说：“什么时候再见你？”其实我是说：“我好不舍得你走。”
佳士瓦说：“随时。”他的意思是：“过一阵再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