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山峰：希夏邦马Shishapangma
攀登记录：2008年10月2日10：10（北京时间）登顶
我向往山里被晒得黝黑质朴的人们；向往绿色草原上牧人一边唱着嘹亮的歌声，一边自在地驱赶着如云的羊群；更向往山里清新的空气和雪山之巅那些出人意料的美景……这里，有无穷的力量牵动着我的脚步！
我的攀登梦，一直在路上延续。
2008年9月初，当我决定向希夏邦马迈进的时候，面对朋友的嘱咐和祝福，我只对他们说了4个字——
等我回来。
自从遭遇卓奥友的雪崩后，我感到了雪山极致环境蕴藏着无穷力量，也感到了人的渺小和不足，同时开始审视自己，唤醒自己……
作为唯一一座完全在中国境内的8000米级山峰，希夏邦马的藏语意思是“不能放羊，不能种青稞，气候严酷”，这也是我登顶的第二座8000米级雪山。希夏邦马，1980年正式对世界登山界开放以来，平均每年只有不到10支外国登山队攀登这座山峰。别看它8012米的海拔高度名列14座8000米高峰的最后一名，但它却是人类登顶的最后一座8000米级山峰。自1964年中国国家登山队和西藏登山队的10名队员首次攀登并登顶后，2008年以前，国内还没有一支业余登山队登顶此山。而能够登顶的女性登山者，更是屈指可数。1981年，日本登山队的田部井纯子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登上希夏邦马的女性。此后，少有女性问鼎希夏邦马。
希夏邦马的气候特征大体上与珠峰相似，每年春季的4月和5月，秋季的9月和10月，会有大约1个月左右的好天气。在这1个月内，连续两天以上的好天气一般可能出现2—3次，3天以上的好天气一般可能出现1—2次，这期间是登顶的最好时期。但是在雪山之间密布的冰川，因为布满了纵横交错的冰雪裂缝，随时会让攀登者在此迷路和坠入裂缝。正是这样的未知和风险，希夏邦马每年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探访者。
2008年9月16日，我和王石、汪健、张梁、金飞豹等一行11人组成的登山队到达了海拔5300米的希夏邦马大本营。
攀登8000米级雪山，在大本营睡觉还算“舒适”。早上，我从睡袋里露出脑袋，拉开自己亲自设计的帐篷，感觉格外亲切。外面阳光明媚，眼前河谷里流淌着雪水，头上一朵一朵的白云在蓝天和山巅之间慢慢飘移，呼吸着清冷稀薄的纯净空气，感到这种美似乎也可以让人随云飘飞。
营地的帐篷前是几条纵横交错的“小河”，河水都是从喜马拉雅山脉流下的雪水，它们急匆匆地冲刷着乱石遍布的河床，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我忍不住顺着水流声来到河床，发现河滩里散落着图案奇异的大小石头，我寻到了一块“布达拉宫”和一块“穿着长裙的少女”，自然界让人们充满神奇想象。
在适应性训练途中休息时，王石建议队里多才多艺的华仔给大家跳舞。华仔展示了他大学时期最拿手的霹雳舞，动作娴熟流畅。轮到我时，却不知道为何唱了与此刻环境毫不搭调的歌——一首我在参加汶川地震救援后创作并录制的一首歌——《希望还在》：
苦难的硝烟还在。
你还在。
你也许已是一粒种子。
化成一棵小草。
你也许化变成了。
变成参天大树。
在我们心中你没有离开。
你还在。
从没有离开。
也许化作一朵白云。
化作巍峨高山。
在花的海洋里。
化作一只蝴蝶。
轻轻地飞过曾经的家园。
心连心。
无边界。
这人间满是真爱。
我看见。
我听见。
希望就在身边。
你没有离开。
你还在。
你已化作声声呼唤。
化作坚强勇敢。
在蓝色天空里。
那一张张笑脸。
就像天使在我的心间。
不管你。
你在哪里。
你能感到亲人的温暖。
就在风雨里。
紧紧相偎相依。
我的家乡我就在你身边。
…………查看原图。
查看原图查看原图这是一首我在参加汶川地震救援后写的歌。歌声将我的记忆带回到4个月前的汶川地震的救援现场。
如果说，2007年秋天卓奥友的攀登让我与死神擦肩而过，汶川地震的救援则让我目睹了生命的脆弱与顽强……
2008年5月12日，我的家乡四川发生了8级罕见强震，当时我正在探路者公司参加为期3天的战略董事会。从网络得知震中汶川灾区已千疮百孔，特别是看到一张被无数次转发的从废墟里伸出的血淋淋的布满尘土的小手被母亲的手紧紧拉着的照片，这样的场面深深牵动着我！那里是我的家乡，可能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要回去，尽我的微薄之力。
地震后，公司便组建了汶川灾区应急救援队，调集了大量帐篷、衣物等，赶往地震灾区。我原本可以随队参与救灾物资的发放等工作，但却接到了民政部山岳救援队的救援待命通知。身为其中成员，我没有犹豫，就决定跟随救援队出发，我想，那是更需要我的地方。
在出发的飞机上，我们每个人都按规定签了份类似遗嘱的个人声明，作为队里唯一的一名女队员，此前从来没有接触过“遗嘱”这样的东西，救援队是由具有各种专长的志愿者组成，看男士们都痛快地签字，文件内容我连看都没有看，也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出发时，除了必要的救援装备，我们没有购买食品等补给，原本打算到成都再购买。可是飞机刚刚降落，一辆中巴车在机场接上我们连夜就奔赴彭州市。到达后，直接被当地救援指挥中心安排前往震中龙门山镇。
龙门山作为成都的后花园，曾经是热门的旅游景点，每个周末、假日，有多达十几万人在此休闲、旅游。地震后，龙门山断裂带造成的强烈破坏致使当地交通、通讯完全瘫痪，机械化部队无法深入山里，在大规模救援行动开始前，只能由山岳救援队突击进入龙门山地震核心区，掌握第一手灾情。
我们的中巴车最终不得不在驶入龙门山镇的小鱼洞大桥前停下来，官兵们正在搭建临时浮桥，无数前来救援的部队车辆在此排着长长的队伍。由于一直在赶路中，我们始终没有时间购买食物补给，此时此地，周围一片混乱，也不可能买到食物。就在我们停车的附近，队友们捡拾了一些散落在地上的未喝完的瓶装矿泉水，还有未开封的方便面、饼干等当做晚餐。
根据救援指挥中心的报告，我们即将展开突击搜救的银厂河峡谷，当时推测约有上万游客被困。在余震不断、受灾人数可能比较多的情况下，为了第一时间把灾情通报给救援指挥中心，救援队决定把队伍临时分成突击队、救援队和大本营协调组。突击队由体能最好、救援经验最丰富、户外技能最强、装备最精良的队员组成，尽量用最快的速度向峡谷纵深突进，通过无线电台将沿途灾情，特别是峡谷里面受灾的严重程度，通报给指挥部；救援队负责在突击队后面进行次生灾害评估与沿途搜救；留守大本营的队友保证无线电畅通并协调各方救援力量，根据前方反馈及时调整救援实施方案。
考虑到我是女性，体能可能比不上男队员，开始并未把我分在突击队里，但在我的坚决要求并保证不拖后腿的承诺下，终于加入了由挪亚、杨献忠、老龙等5人组成的突击队。出发后，发现一座山完全倒了下来，横亘在原本通往峡谷的路上，公路像被翻炒过一样，沥青、山石草木、衣物以及动物残肢混杂在一起，而我们脚下正踩着的泥石流里，埋葬着全村13户人家，50多口人……
饥饿和大强度的赶路，突击队的5名队员们体能消耗极大。从在北京接到救援任务到现在，除了在桥头喝的几口捡来的矿泉水和进食一点零食，几乎一直没有吃东西。搜救途中，当我们路过一家已经坍塌的矿泉水厂时，我决定试试从中找些矿泉水补充体能。队友还没来得及劝阻，我已经快速小心地进入厂房，搬着一箱矿泉水冲了出来。队友吃惊地看着我，虽然我跟队友强调我个子小、动静小、没事儿，其实我清楚，震后摇摇欲坠的钢筋水泥屋顶随时可能继续掉下砸在我微小的身躯上。
就在我抱着矿泉水跑出厂房没多久，那栋建筑轰然倒塌，队友们被吓得目瞪口呆，我也腿脚发软。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奔波，我们终于到达银厂河峡谷的尽头。
那是怎样的景象啊！
——仿佛真的是，天塌了下来，填平了这座峡谷……
第二天，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返回到大本营，等待我们的是一个更不幸的消息：既然大多数游客不在银厂河峡谷里，就一定在另外一条旅游热线——回龙沟峡谷里。而且这条沟里有三座水坝，如果垮塌，后果不堪设想！此前某部官兵小分队曾尝试进入峡谷搜救，没多久就因有官兵受伤而不得不终止搜救撤回营地。
此时我们的体能也已经接近透支，如果不能保证自身安全，是否还要冒险搜救？队员们的心情非常复杂。我们是民政部专门抽调过来执行山地搜救任务的专业山地搜救队伍，如果我们不进去，谁进去？这似乎为救援队现场总指挥王鑫出了一个难题。别无选择，我们必须立即赶往回龙沟峡谷！
最终，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3名队友通过翻山绕路，忍受着山体裂开后散发出的让人窒息的强烈的硫黄气味，靠四肢爬行穿越原始的灌木丛林，在1米多厚枯木落叶的原始森林中艰难跋涉12小时后，终于解救出被困6天的8名幸存者和1条小狗！这也是彭州地区在地震后唯一一次性解救被困者生还人数最多的救援。
我并不是一个胆小鬼，但从汶川地震灾区回到北京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夜里常常在地震救援现场的噩梦里惊醒。那段时间，只有与那些一起在地震灾区共同经历过死生的队友们在一起时，才会感到踏实。救援的原则是生命平等不存在交换，但当我们作为救援队员出现在灾难现场，面对死伤，其实来不及做任何选择。正如在进入回龙沟峡谷搜救的前夜，有队友躲在帐篷里偷偷地用仅有的矿泉水擦洗满身汗水、泥浆的身体，只是希望如果遇难被发现时，身体能稍微干净一点！
我作为两个女儿的母亲、母亲的女儿、丈夫的妻子，每每回想起在汶川救援死生一线的经历，身体总是处于紧绷的状态，鼻子发酸、内心对家人充满无限的愧疚感……身为救援队队员，当时的每一个决定，参与的每一次救援行动，都意味着可能与家人永别。而我离开的时候，甚至都没有来得及与亲人说句告别的话，也不知道该如何告别……
这段回忆，我不想再描述经历过的血腥、惨烈的场面，我想，震后人们的积极生活状态，人人都有心存敬畏、顽强不屈的精神面貌，是这次地震给社会留下的真正遗产。
无论是作为一名山岳救援队队员，还是儿时在山里的玩耍经验，都告诉我，危险就在那里，它其实无处不在。有一次救援队训练在悬崖下降时，我的辫子不小心被卷进了下降器里，曾经有人在遇到同样的情况时，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不得不把头发一点点剪掉才避免头皮被撕裂。我当时镇定地利用自制上升系统，十几分钟后快速脱险。但当我决定涉足喜马拉雅山脉的时候，尚未很清楚地在脑海里形成对攀登危险的认知。
…………
在攀登希夏邦马时，我最初几天的状态，比攀登卓奥友时好了许多。随着从大本营到山上的适应性训练距离越来越远，这种感觉就越明显。
9月20日，我们开始从ABC前进营地向C1方向进发，我们的目的地是到达ABC与C1之间的“换鞋处”，“换鞋处”的设立是为了高海拔适应时大家需要把技术装备带上去事先放在那里。这段路程大约5公里，海拔5800米，我这次上山大约用了3个半小时，下山将近两小时，在队伍里算是走得不快也不慢。每当在营地休息的时候，心里都十分宁静舒适。偶尔也会带着几件衣服，找到距离营地很远的水坑，在冰凉的雪水中就着石头搓洗，感受高山牧民的清凉的日常生活。
一天，我和队友们聚在大帐里看了著名的登山电影《进入空气稀薄地带》。当看到影片里的队长在登顶后下撤遇难前和他正怀身孕的妻子最后一次通话的情景时，我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
身旁的队友冲我打趣：“静静，是不是害怕了？”
我只是含泪微笑地转过头去……
9月22日开始到冰塔林进行适应性训练。我从来没有攀越过这么远的冰川，有些吃不消。我心里纳闷，近60岁的王石，他是怎么完成这些艰难攀登的？路上我始终默默紧跟在王石后面。一路走来，我发现了他的“秘密”：他登山的步伐总是不快不慢，心情平稳，即使有人超过，他也不急不慢，始终保持着匀速前进。他的这种平稳坚持，让我在后来的登山过程中深深受益。
每一次穿过冰塔林区的适应性训练都是一次艰苦的拉练，筋疲力尽后返回冰塔林的路程同样不轻松。有一次，在攀登冰壁的时候，我因为用力不够，飞舞过去的冰镐和脚下的冰爪都没有抓牢，就着急开始向上攀登，脚下冰爪一滑，就迅速地掉了下去，眼看就要落入下面的冰潭里。幸亏在我脚下方的王普反应敏捷，一把挡住了我，要不然就会掉进下面的冰水坑，变成冰冷湿漉漉的落汤鸡。
出现过滑落的危险之后，我自己变得越来越小心。遇到训练路程较长的时候，我通常会比其他队员提前半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出发。越往上走，路上的状况就越复杂，不仅碎石遍布、冰塔林立，还有长长陡峭的冰坡。遇到这样的复杂情况，对我而言，想跟上队伍很艰难，我有意识地把全天要训练的路程分成数段，比如，碎石坡路段，冰塔林段，冰坡段。我发现，有了大方向后，目标越清晰，就越容易完成，把任务分解，分段完成，依次突破，心理也轻松了很多。
随着适应性训练的长度增加，我们的营地也随着往上移动。其中一天的训练，是从5500米ABC前进营地出发，但是晚上需要住在6100米的C1营地。刚开始的时候，我能跟上第一梯队，但是等到过了冰塔林攀爬冰坡的时候，我的体力几乎不能再支撑行走。从ABC前进营地到C1这段中间路程冰裂缝很多，稍微不留意就容易掉进冰塔林的冰缝或者水坑里，我必须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攀过冰塔林后去往C1的长长的冰坡仿佛没有尽头，而且路线单调，没有什么变化，走起来漫长枯燥。我使出浑身的力量也走不了多远。眼看着队友一个一个从我身边超过，我劝慰自己不要着急，可内心还是越来越急躁。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风也开始越刮越大，雪花也随着飘了起来，开始的行进中我一直没有穿羽绒服，感觉体温下降得非常厉害，越到后面的路程，走得就越慢，伴随着风雪和强烈的“高反”，感觉越来越冷。出发前没有想到自己状态这么不好，还有天气变化得如此糟糕，比预想完成的时间超出了3-4个小时。行走中我没戴羽绒手套，只戴了一副薄棉手套，手也慢慢冻得生疼。跟随我的协助是个非常有经验的藏族小伙，他看到我咬着牙打哆嗦的样子，让我甩手促进血液循环以避免冻伤，然后紧紧握着我的手前行，鼓励我加油往上走，因为一旦停下来，体温会下降得很快，很危险。
他拉着我的手在风雪中一步一步往上攀登，我内心无比感激。我已不记得他的名字和样子，但那温馨得像诗画般的一幕，永远留存在了我的脑海。
就这样匀速地走一步停一步，一直坚持了下来。我看了一下时间，仅爬这最后一段长冰坡，我就用了5个多小时，接近晚上8点才到达C1营地。我几乎已经成了一个雪人，钻到睡袋里缩成一团，捂了好半天，身体才渐渐缓过来。
按照预定计划，第二天我们本来是要赶往C2营地进行适应性训练的，可是早上起来，发现风雪比头一天更大，队长不得不决定重新下撤到ABC前进营地。
下撤中，刚走出一小会儿，肚子开始剧烈地揪心疼痛，我想立刻就停下来，但这是不可行的。我知道今天下撤最难的路线还在后面等着我——冰塔林、碎石坡。我想，肚子疼的原因可能是昨天在行进过程中冻得时间太长，体温下降时吸入了太多的冰冷空气，而且一晚上都在寒冷中度过，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我真担心这样下去天黑之前也下不到ABC前进营地。要命的疼痛持续纠缠了大约1个多小时，等到我开始翻越冰塔林的时候，身体才慢慢恢复正常。
除了痛苦，还有很多苦中之乐。想起在往上攀登适应训练时，和同行的王普、杨浪涛一起走了一小段路程，作为记者，他俩这次没有登顶计划。当我们走到一面非常陡的碎石冰坡时，我在后面不小心踩到一块松动的石头，身体连滚带滑往碎石坡下摔出了好几米。我本能地大叫起来。
王普迅速回头，看到我已经停止下滑，“没事儿吧？”他问。
我狼狈地紧紧趴在泥石上，笑着摇了摇头：“没事儿。”
怕自己继续下滑，我小心翼翼地扶着泥石半弯着腰站了起来。
王普轻松地晃了晃手中的摄像机，冲着我幽默地说：“下次再摔的时候，提前告诉一声，我就在这里开机等着拍啊。”可以想象，他这次来这里想拍一部电视纪录片的心情有多么急切！
我苦笑着说：“如果真摔下去就惨了，这坡上全是松动的石头，即使不摔死，也得是半残。”
杨浪涛也在不远处停了下来。他来自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大高个儿、光头，平日总是随和地笑脸相迎，此时也一脸坏笑地来了一句：“要不你再摔一次？”
9月30日，队伍把帐篷扎到了海拔7060米的C2营地，我们将会从这里出发，在距离顶峰近1000米的地方，准备最后冲刺。王普和杨浪涛却在大本营自制国旗，准备迎接十一的到来。
9月30日夜里零时，我们准备开始冲顶。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发现外面的风非常大，还下着很大的雪。队长阿旺有些犹豫，是出发还是等待下一个机会？考虑到希夏邦马的好天气不多，如果等待，也许就错过了登顶的机会，还是决定出发碰碰运气。
所有队员戴着头灯在黑暗中出发了。
因为前几天天气非常不好，路绳只修到了C3临时营地，就没有办法再往上修了。
所以C3以上只能是靠协作一边修路一边前进。这样一来，过了C3营地以后，行进的速度非常慢。高山协作琦美扎西在最前面修路，这也是整个队伍中危险最大的工作。早上7点多时，太阳升起来了，阳光洒在身上，渐渐感觉身体没那么冷了，可是攀爬的路线却越来越危险了。
最后冲顶的岩石坡很陡，上去之后我才发现，从右边路线爬上去更容易一些，但是由于判断失误，攀爬的时候我选择了左边。如果这时候下面的队友不知情拉动绳子，我就有可能会被从岩石上拉下来。还好，我费了很大的劲终于爬了上去。在最危险的一段岩石上，我趴在那里一动不敢动，歇息了几分钟，又折腾了半天才爬了上去。后来在ABC的登顶庆功会上，王石套着黄色连体羽绒服，演示我当时四肢分开趴在石壁上一动不动恐慌的样子，形容我“像只金色的花蝴蝶趴在石壁上，一动不动”，把所有的人都逗得合不上嘴，我也捂着嘴笑个不停。
每次冲顶，都是在黑暗中出发。
10月2日早上10点10分，我继队友张梁之后顺利到达顶峰。由于顶峰地势很险，地方也很小，又是大风，天气很冷，我们没有办法等大家一起到来享受巅峰时刻，匆忙拍了几张照片就开始下撤了，拍照片时甚至把旗子拿倒了都不知道。
从C3营地下撤的途中，我们遇到一次流雪。当时我和次仁多吉走在前面，阿旺队长在我们的后面。流雪过来的时候，我和次仁多吉并不知道，阿旺在后面急得大声喊：“小心！小心！”由于风声很大，我并没有听见他喊什么，我也没有回头，只是集中精力往前走。还好，次仁多吉比较有经验，他听见喊声立即回头，看见雪浪正向我们冲了过来，于是回头冲着我喊：“小心，流雪……”当我反应过来回头看时，那一大片雪已经在我后面停了下来。第一次感受身后的雪浪袭击，心跳怦怦，急速加快。
往C2营地下撤的路上，我的体力极度透支，困乏不堪，边走边拼命地睁开眼睛，因为实在是太困了，在行走中哪怕稍微停留一下就可以睡着。“不能睡！千万不能睡！”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以前队友们向我描述的在珠峰顶上见到的情形——一名登山队员因为太困，用登山杖支撑着身体立在雪地里睡着了，结果变成了冰雕，永远没有醒来。在似睡非睡之间，我一边想着珠峰顶上的冰雕人体，一边努力地睁开眼睛，告诫自己一定不要睡着了，终于撑到了C2营地。向导出于安全考虑，要求下撤到C1营地再休息，可我实在是太困了，倒进帐篷就睡着了。当时整个睡袋都是潮湿的，大约睡了半小时就冻醒了。我睁眼看了看天气，发现已经好转，每一次登顶都会看见光明。就跟向导商量，“我们下去吧？”向导说：“下面的营地已经没有我们的帐篷了。”不得已，我们就在C2营地的帐篷里冻了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一早才开始继续下撤，一直到下午4点才到达大本营，而王石、汪建、华仔头天晚上已经赶回了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