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乘坐的车叫作“路”，后世因轭前横木日“辂”而改“路”为“辂”。据《周礼》
，王有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其中玉路为第一，非王者不得乘坐。这种制度一直沿用到唐宋以后。
皇太子、皇子及武将文官都可坐安车，但从装饰上必须有所区分。皇太子的安车是朱轮、青盖、金花篷、黑色纹饰，各种饰件都要异常精美，多鎏金器，习称“青盖车”。皇孙的安车则是绿色的装饰，习称“绿车”。公侯、列侯乘坐的安车，是朱班轮、倚鹿较、伏熊轼、皂缯盖、黑鞯。
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驾出行，皆乘“金根车”，车篷四周加青色帷裳。非法驾乘的车是紫色车篷的“轿车”，有衣蔽相遮掩，车身各处亦加华丽的装饰，每车驾三匹马。长公主的轿车是红色车篷。公主、皇妃和封君则乘坐油画辚车，仅用一马驾辕。
皇帝亲耕时乘坐的车叫“耕车”，形制与装饰同金辂一样，也有人称为“芝车”。车上三盖，帝王居左，御手在中，农具放在右边。
皇帝外出校猎乘坐的车叫“猎车”，形制亦同金辂，“重辋缦轮，缪龙绕之”。因为常猎获凶猛的野猪，习称“猪车”，南北朝时期改“虎车”。
戎车则是天子在战争中乘坐的。汉代的戎车仍如周秦一样，是一种轻便车，无篷无盖，建矛戟、幢麾于其上，驾两马。这种车在文献中和考古发掘中常可见到。
根据汉代的乘车制度，士大夫食俸二千石者，乘车皆皂盖，朱两轷；一千石至六盲石者，朱左辖。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改制，三百石以上皆可皂布盖，千石以上更以皂缯覆盖，二百石以下为白布盖。并明确规定：“贾人不得乘马车。”可见对商人的鄙视。
当时还规定，王公、列侯中二千石和二千石等官员的夫人，每逢朝会或参加皇后“亲蚕”仪式时，可以乘坐她们丈夫的安车。但平时出门则不准乘坐，只能乘“漆布辎轿车”。
皇帝出行，礼仪极其盛大隆重。上路后，公卿在前面奉引，太仆亲自驾御乘车，大将军参乘担任警卫。他的车后要紧紧跟随81辆官车，分三列齐头并进，每列27辆，并有其他装载和驮运货物的千乘万骑随从。
这种出行礼仪大体上是由秦始皇制定的。周代的诸侯出行，是二车九乘。秦灭六国后，合并其车服，所以大驾出行改为81乘。
汉代使节乘坐的车有三种，称为大使车、小使车和近小使车。朝廷派遣重要使节出行，御者必须立乘，车驾四马，施赤色帷幔，前面有一个车队导从，贼曹车、斧车、督车和功曹车各两辆。如果是一般的使臣，无节，则导从之车减半。一般的使者乘坐小使车，御者不立乘，车子也不那么华美，导从车中没有斧车。近小使车，是专门为追捕、考察和奉命取物的官吏乘坐的，蓝舆赤毂、白盖赤帷，仅有骑兵40人跟随。
汉代官吏的用车制度，对在地方郡县的公卿以下的官员，直至县令、亭长，都作了详细的规定，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古代的用车制度是相当严格的，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即使在皇帝的眼皮底下，亦常有王公贵戚“美车服不轨法度者”。所以，文献记载不能作为考查用车制度的唯一准绳。
下面根据考古发现，简单叙述一下汉代几种常见的车。
在古代文献中最常见到的是安车。车舆是长方形，舆前有挡板，饰一铜兽首。前横轼装饰营两个铜铺首衔环。舆两侧有倚屏。华盖的面为黑色，沿边装饰着彩带，呈椭圆形。车辕向前延伸在四匹马之间，辕上立铁弓形器，车衡有辕和筒。驾车的马均佩带辔饰和马衔。这种安车均器具零件常见错金银镶嵌玛瑙及绿松石的工艺品，十分精美华贵，属皇太子、皇子和文武高吸官员用车，即“青盖车”。
地方官员的轮猎车，长方形车舆，有华盖，车上两侧各置铜驽机一架及箭囊一个。车亦由四马牵引，车舆彩绘，饰件多为鎏金铜器，马饰亦多为错金银镶嵌玛瑙和绿松石的饰件。
凤凰车，车舆为长方形，左右两侧有依屏，屏上有彩绘图案，舆后两边还有彩绘小屏及铜奇。舆的四角为四根篷架，篷盖上绘有流云形、几何形和凤凰图案。这种车也是四马牵引，是高级官员的另一种车，也许即贵夫人的轿车。
在许多地区的汉代墓葬中还发现了一种轺车的模型。1977年甘肃武威祁连山下杂木河畔发现的第48号墓中出土了一件较大的木质彩绘轺车模型，为人们提供了西汉末年北方贵族乘坐的轺车的资料。车舆为横长方形，前轼及两刻刻出方格形栏杆(车车令)，轼的右部还有覆瓦状伏栏，施红彩。两辅的上沿镶嵌着矩形铜饰件。舆内右侧的底部有略高起的坐垫，亦施红彩。车车奇内侧用红白两色绘画出羽毛状彩饰。舆下垫伏兔二枚。架轴上和轴头套着铜车。
轮毂为壶形，辋六块，竹辐十六根。辕后端连着舆底，前端上翘如蛇首状。舆前横置编结的竹槽。伞盖柄为两节式，中有铜箍连接，柄端有16根弯曲的竹弓插接支撑的伞盖，盖顶为圆形皂缯。御奴跪坐，作双手持缰状。马昂首睨视，头部有铜当卢，带有装饰兽面纹饰的衔镳。马颈上套轭，轭皆铜饰。车衡的两端也有铜饰件。
除了上述王公贵戚乘坐的车辆，在文献和考古发掘中还有一些不常见的车。如山东曲阜九龙山西汉墓中发现的小马车，车舆倚屏，屏内有四根竖立的木条，屏顶饰有弓形铜饰，全车各部分几乎都用漆绘彩饰，由四匹小马牵引，马身都装饰着镶嵌玛瑙或金片的饰件，这种车可能是贵族妇女乘坐的一种车。还有一种贵族妇女乘坐的牛车，亦称“七香车”。梁简文帝《乌楼曲》云：“青牛丹毂七香车”；唐代王维《洛阳女儿行》：“罗帏送上七香车”。均指这种车。
汉代还有两种不常见的车，一是丧葬用的辕车，一是押解囚犯的监车。
秦汉时期，丧车已有专用之辕车，是安车的一种。这种车的使用是由秦始皇之丧开始的。
因他死于东巡归来的途中，正逢炎热的夏季，又用李斯之计秘不发丧。为防尸臭外溢，车内同时载鱼而归，以腐鱼的气味欺骗舆论。此后，辕车专用作丧车。《汉书·霍光传》记载，“载光尸柩以车京车。”颜师古注曰：“车京本安车也，可以卧息。后因载丧，饰以柳婺，故遂为丧车耳。”古代的车上都要建旗，分为正竖与斜插两种，安车上面的旗帜是斜插的。据《释名·释丧制》。
舆棺之车又叫作辆。其盖日柳，亦日鳖甲。因其形似鳖甲，故称。
汉代将重要囚犯押解上路，要囚之以监车。即用粗木制成槛式车舆，驾之以牛，有兵士押送。西汉时，淮南王刘长谋叛，文帝尽诛参与谋叛者，在众大臣的倡议下，将刘长流放到蜀郡的严道县去。因刘长身体强壮，“力能扛鼎”，在押送时装在槛车中。沿途郡县都害怕有什么失误，所到之传舍皆不敢开启槛车的封条。这个曾骄横一世的淮南王不甘如此受辱，绝食而死。
文帝为开脱自己“杀兄”之责，竟下令将诸县传舍不发封者一律斩首。汉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0年)，中郎将任尚坐赃千万，也由这种槛车押解，斩首于市。
民间常见的交通车辆，除了使用畜力的牛车外，还有更为普遍的独轮车。两汉魏晋时期，独轮车已经是北方地区广泛使用的车子了，一般用于一定距离和范围内的货物运输。甘肃酒泉、嘉峪关地区1977年发掘了八座晋代墓葬，出土文物反映了河西走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贵族生活和交通运输情况。在酒泉县的丁家闸村一座十六国时期的大型壁画墓中，绘制了墓主人日常生活中乘坐的驾牛通憾车和车井车。画中有一支运输车队，由四个车夫推着四辆独轮车组成，且正在行驶中。在唐宋辽金的墓葬壁画中，也曾见到有独轮车的描绘。
汉唐以后，民间的运输主要依靠牛车。到了宋代，牛车已经广布长城内外、大河上下了。
北宋时期，黄河流域民间使用牛车己极为普遍。农忙时节，牛可耕田；农闲时节，牛可挽车进行短途运输。这种状况直到今天在北方农村仍旧存在。
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交通运输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除了上述各种车辆外，在民间还有许多其他形制的车子，如牛车就有一些不同的种类，独轮车的形式也并非一致，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3．肩舆和步辇、轿
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汉代的交通工具也有新的发明和改进，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了比汉代以前更舒适轻便的肩舆。
肩舆，是一种由二人扛抬的乘坐工具，既可以在通衢大道上行进，也可以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走，是官员公余出门会客和贵族、乡绅田园生活中必备的代步工具。文献和历代文学作品中屡有记述。如宋代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载：“张君猷为湖南漕。过南岳，自肩舆中见路左一道观甚丽，榜曰：朱陵宫，遥望其中，有一羽衣立殿上。君猷意欲下，而从骑半已过。
”云云。
19r78年，在江苏省溧阳县竹箦乡发掘了北宋哲宗元占六年(公元1091年)的两座夫妻合葬墓。墓主李彬，金陵溧阳人，其曾祖父、祖父和父亲均“累世不仕”。李彬本人也从未做过官，但由于世代经营，到李彬时已成为“赀积巨万”的地方富豪，平日以交接社会上层人士为乐，每出门便乘肩舆。他的墓中出土了陶制肩舆和两个舆夫俑，形象地再现了当年的情况。
李彬的舆为一只大椅，形制完全同室内陈设，只是两旁各安置一根竹杠，不施檐帷。舆夫二人，皆短衣小帽，装束整齐，可能是在其家中长期固定做这种劳役的仆人。二人在肩舆的前后作抬舆的姿态。舆的两只抬杠的间距，略宽于人之双肩，故舆夫在行走时是将一根杠子担在肩上，另一根则用手承托举起。这样可使手与肩相互轮换休息。
这种肩舆十分便于在数里，数十里范围内出行，但不宜远行。现在，到一些高峻的名山大岭游览，犹可见到类似的肩舆，由舆夫帮助体弱的老人和妇女儿童登山爬坡。例如四川的峨嵋山至今仍有肩舆，当地俗称“滑竿”。
步辇亦即一种肩舆，不过其舆可以卸下而形成供人躺卧的担架，也可以用来运送货物。
肩舆和步辇，北方用木制，南方则多用竹制。南宋时，江南盛行一种小竹舆，十分轻便，在文献中多见记载。
中国最早的肩舆见于汉代，到现在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在西南山区，至今仍然是很有实用价值的交通工具。
由于肩舆是用人力代替车马行走的，所以有些讲究礼仪的士大夫不愿意乘坐。北宋王安石辞去宰相之位后，居于钟山，出门乘驴。有人劝他说：还是乘肩舆舒服些。王安右变色道：自古以来王公即使不讲道德的人，也未尝敢以人代畜！一时传为佳话。
轿子是由肩舆发展演变而成的，在宋代出现，南宋后比较流行。轿子是把肩舆和步辇上的乘椅、躺椅改制成厢式。坐轿的官员仕女从轿后所开之门掀帘而入，下轿时从前面挑帘而出，轿厢之左右各有遮着布帘的小窗口。在现代，轿子已不是常见的交通工具了，而且渐失去交通工具的意义，成为新嫁娘结婚时去夫家的一种有吉祥喜庆象征意义的代步工具。
北宋时，一般官宦人家的妇女出行，可乘坐四人抬的小轿或八人抬的大轿，视其门第而定，有一定法规限制。南宋后，八人轿似乎更多用于高官。陈世崇着《随隐漫录》，曾写到南宋都城临安的贵妇人乘坐八人抬的大轿在街市中穿行的情况。考古发掘中多次发现宋代以后的贵族墓中有壁画、石刻的轿子图像。如四川彭山发现的南宋虞公着夫人出行图，就是轿夫备好大轿，整装待发的情景。
中国古代的轿子，在西方未曾发现，但是肩舆、步辇在古埃及的油画中曾经见到。据记载，波斯人也曾使用肩舆。在古代罗马，只有皇后和元老院议员的夫人才能乘坐肩舆，后来就完全变成运送伤员的担架了。
漕运四河
北宋首都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市)有汴渠、黄河、惠民、广济四水，可通漕运，时称“漕运四河，”是当时汴京的重要交通要道。一说四水中有金水而无黄河，不过金水虽流贯开封，但是不通漕运，仅供皇城内苑用水兼作城民汲用。所以应该以黄河为漕运四河之一。
最古老的运河
春秋时期，长江汉水流域上起襄阳，中行沙洋下止荆沙，乃楚国主要的粮棉生产基地和商品集散地。然而，沙洋以上地方的物资运输水路到楚郢都，得绕道汉口再入长江而上，运行900多公里水程，会逢征战频繁十分不便。为缩短江汉水乡到长江附近的楚都之水程。在楚令尹孙叔敖主持下，于公元前6世纪初开凿了两沙运河。
两沙运河又叫扬水运河，全长仅86公里。它是我国最古老的运河，比着名的京杭大运河(始凿于前486)历史还要悠久。该运河开通后，往来船只如梭，多时竟日达400余艘、形成百舸争流的繁荣景象。楚吴争雄时，运河主要为军需征用。楚灵王以后，成为漕运的重要通道。后又为江汉水乡沟通川湘，进行商品贸易的物运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条运河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增起到“贯通江汉，排泄洪水、灌溉良田、美化大地”的作用。
古老的两沙运河因时代变迁久未整治，如今已淤塞殆尽。据说，使用现代远红外探测技术，也未能完全勘测出确凿的原址。疏浚或重新开凿两沙运河曾一度成为人们的热烈议题，但因水路运输的日渐萧条及其他原因而搁浅至今。
船的由来
船是水上的主要运输工具。独木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船只。在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已懂得截取树木，掏空为舟，作为水上交通工具。用木板造船，大概起于商代。甲骨文中多次出现舟形的象形字，就是明确的佐证。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南方已有专设的造船工场——船宫。
秦汉、宋元和明代，是我国造船业的三大发展时期。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南方的战争中，曾组织过一支能运输50万石粮食的大船队。汉代的木船已根据不同用途分为客船、运输船、渔船等若干类。宋元时期的造船业在前代基础上迅猛发展，主要是船体增大，船体结构更为合理，使用铁钉造船。船体两侧下削，龙骨贯穿首尾，船底呈V字形，便于破浪行驶。多墙多帆，八面使风。指南针运用于导航，是个重大的飞跃：据记载，宋代出使朝鲜的“神舟”，载重达1500吨，载员数百人，船上有市井(商店)，还可以养猪、酿酒、织布。到了明代，我国高超的造船技术，已引起世界不少国家的关注。例如明神宗万历三十三年，西班牙驻菲律宾的总督就主持仿制过大批的中国船。公元1405~1433年(明成祖永乐三年至明宣宗宣德八年)的28年间，由62艘“宝船”和200多艘其他船只组成的庞大船队，在郑和率领下，7次远航，遍访亚非30多个国家，规模空前，驰名中外。
古埃及的筏，是用树木枝条做成架子，外面蒙上兽皮或涂上油脂，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沼泽地区，人们用当地的芦苇捆扎成筏。在拉丁美洲一些湖里，用柴草捆筏。有些地方，用动物皮缝制成袋子，中间充气成为皮筏。在亚美尼亚，就有用动物皮制成的圆形皮船，其最大载荷达到100吨，行驶在幼发拉底河上与底格里斯河上。
轮船的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