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官府又屡次派兵镇压。在筑路的几年里，消耗的粮食和经费即使倾尽整个巴蜀的租赋也满足不了。由此可见，通西南夷的道路是历尽艰辛才开辟出来的。浩大的工程耗用了大量人力财力，也严重影响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不过，这条道路的修治却为后来的社会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华北平原，秦汉时期有一条道路十分重要，即飞狐道。这条道路是东汉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诏令王霸负责修筑的。王霸与杜茂指挥刑徒6000人，从代城(今河北蔚县东)南部的飞狐口谷道延伸，经代城面西到达平城(今山西大同)，沿路堆石布土，筑起亭障，全长三百余华里。北方发生的许多战争，都是通过这条古道调兵遣将的。在和平的日子里，道上行人不绝，商旅过往频繁，成为华北地区着名的交通要道。
除了朝廷下令修筑的一些着名道路外，还有不少道路是根据移民和军事上的需要而开凿的。东汉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伏波将军马援率大军水陆并进南击交趾，在沿着海边进军时，因山路荆棘丛生，极不便利，就边开路边行进，筑路千余里。这种道路，历史上并没有留下专门的名称，军事行动结束后，道路也就成为民间往来的纽带了。
总之，秦汉时期，中国大陆的陆路交通是日益发展的。这一交通大发展的阶段，初步奠定了春秋战国开始形成的中华大地陆路交通的基础，形成了各地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文化的交流。如今，上述这些古道已大多无存，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的公路和铁路。但是，现代的道路律往恳循着古道扩展延伸的。虽然历史已埋进深山幽谷，行路人已听不到马嘶剑啸，千百年里古人对行路难的慨叹却永远萦回在山谷间，化作风声水声，迎送着南来北往的人们。
3．唐代的道路
在叙述唐代的道路之前，先略述一下魏晋至隋代的陆路交通情况。
汉代末年，内战频繁，三国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六十年间，各个独立王国都没有足够的力量统一全国，所以水陆交通只能分散地局部地发展。在连年战争中，经济生产遭到破坏，人口也遭到极严重的损失。除了征发壮丁充军，各朝的统治者几乎无力调动更多的人修筑道路。不过，在各个王国内，也有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从总的情况看，全国的交通还是向前持续发展的。
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有一条从河套地区通往阴山以北的交通要道，在南北朝时期为北方各民族的交往作出了贡献。这条道路因呼和浩特市西北的路口有千余步土色灰白，人们习惯地称之为“白道”。北魏时，在南谷口设有白道城，城北有白道岭和白道川。孝明帝正光年间北边六镇各族兵乱，破六韩拔陵曾扼守此道，屡破魏军。
太和六年(公元482年)，北魏孝文帝曾“发州郡五万人治灵丘道”。北魏早在拓跋天兴元年(公元398年)时，就修筑了这条道路，自望都(今河北唐县东北)至代(指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太延二年(公元436年)又通莎泉道(今山西灵丘西)。孝文帝即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加修治的，因为道出灵丘，故称灵丘道。这条古道北起平城，南越恒山，自灵丘以下循今唐河谷道出太行山，南抵中山(今河北走县)。此道为当时从山西高原北部通向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
历史上穿越太行山的古道路主要有八条，号称“太行八径”。滏口道，即为太行八径之一。
山道穿行于河北磁县西北的石鼓山之间，滏水(今滏阳河)源出于此。山高谷深，为自邺(今漳西南)西出的交通要道。公元394年，燕慕容垂灭西燕，即经此道。
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大动荡，隋代的统一为全国交通的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隋王朝的幅员已很广大，东部、南部皆临大海，北至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西至且末(今新疆且末)，东北至辽西(今辽宁朝阳锦西一带)，西南至安南。如此辽阔的国土，必须有发达的水陆交通作为商品沟通、文化交流的保证和维护政治统治、军事行动的基础。在隋朝两代君主三十几年的统治岁月里，陆路交通没有什么明显的建树，只是大运河的开凿为促进南北交通往来做出了贡献。公元618年，李渊父子建立了唐朝，从此中国的交通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
唐代的国土比隋代更为辽阔，“东极海，西至焉耆(今新疆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在今越南境)，北接薛延界(今内蒙古阴山北)”。其陆路交通堪称四通八达，从都城长安可以通向全国各地州邑。根据《新唐书·地理志》，可以了解到当时新开辟的许多道路，陆路交通真可谓无所不到了。
在关内道，德宗贞元七年(公元791年)，刺史李西华从陕西兰田到河南内乡，开新道七百余里，“迥山取涂，人不病涉，谓之偏路”。至今，这条路仍是连接关中和豫西的主要通道。
在河南道，玄宗天宝七载(公元748年)，河南府尹韦济因偃师县境内的北坡道十分迂回，“自县东山下开新道，通孝义桥”；第二年，馆驿使御史中丞宋浑在虢州开新路，自稠桑西经晋王斜。这样的短距离道路各地都有新开的，大大便利了各地的行路人。
江南东道。敬宗宝历年问在杭州余杭一带修筑甬道，连通了西北大路，长达百余里。使“行旅无山水之患”。
江南西道。宪宗元和年间，路曼主持在歙州祈门以西四十里的武陵岭。上凿石修筑盘山道；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潭州都督翟灌从益阳的望浮驿开新道，经过浮丘而至湘乡。
岭南道。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玄宗下诏令张九龄在韶州的大庾岭开凿新路。
上述各条新开的道路，以关内道的偏路为最长，以大庾岭的山路最为险要。
张九龄在《开大庾岭路》一文中说：新路未开通之前，“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曲折狭窄的山径极为险峻。筑路之后，“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瞻江淮之求”。说明这条交通要道确实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大庾岭是一条由西而东的山脉，又称梅岭，位于江西大庾县境的南面，距县城约二十五华里，地跨赣粤两省，势居五岭之首。其山延绵二百里，高耸森然，气势磅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三十三年(前214年)，派遣尉屠睢率领50万谪徒，分五路进军百越。其中一路沿赣江而上，经大庾岭突破许多山隘进入岭南地区，从此统一了中国的南疆。为了加强对岭南的控制，遂于梅岭要塞设置了横浦关，以重兵戍守。当时，这条古道只是山林间曲折蜿蜒的小路，许多地段仅能供单身行人艰难地通过，南北往来十分不便。汉元鼎五年(前112年)，武帝讨南越吕嘉，分三路出兵，其中楼船将军杨仆率领的一路也是从这条小路进军岭南的。他得胜凯旋后，留裨将庾胜兄弟戍守梅岭关，并在岭北筑城。因他排行老大，后人为纪念庾胜，故称梅岭为大庾岭。
当年的庾将军城今已无存，当时的梅岭古道仍是山间小径。
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梅岭一带的军事纷争一直频繁不断。东晋末年，卢循领导的农民军从广东分两路北上，其中一支由古道越岭而人江西；南北朝时，陈武帝即于公元550年从大庾岭出兵梁，并以陈代梁，成为南朝的一个开国皇帝。隋朝统一全国后，于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在岭北设置大庾镇。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升镇为县，是为大庾县之始置。
唐代的广州，是全国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大都会，是极其重要的港口，也是商旅云集的城市。沟通赣粤南北交通的梅岭古道成为十分重要的交通命脉。由于秦汉时期开凿的古驿道年久失修，张九龄“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险之故”，仅用数月就使这条古道成为一条“坦坦而方五轨，阗阒而走四通”的新驿道。同时，为了方便过往官员和商旅，还在驿道沿途修筑了一些驿亭和公私兼营的客店、货栈等。这条道路的修治，便利了海外诸国扩大通商后岭南与中原的贸易，成为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
古往今来，历代文人墨客写下了大量描述梅关古道的诗篇。唐代宋之问流放岭南，途经大庾岭时写下的《题大庾岭北》，流传很广：
阳月南飞雁，传闻此地回。我闻殊未已，何日复归来。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
今天，这条铺满鹅卵石的古驿道，虽被千百年的过往行人踩踏得光溜溜的，仍在陡峭的山崖间起伏掩映着。
从成都到昆明，有一条千年古道，经由四川的宜宾和云南的昭通，是从中原经蜀入滇的主要交通线。昭通地区的盐津县豆沙关曾有隋开皇五年(公元585年)十月始州、益州石匠开山凿石、架设编梁桥阁，直通越析州等地的题记。隋朝灭亡后，这条路逐渐行人稀少而一度荒废下来。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德宗遣御史中丞袁滋从长安赴_云南，册封异牟寻为南诏首领，当时的剑南两川节度使韦皋为袁滋一行经过而派人重修这条古道。巡官马益率领行营兵士负责这项工程。
唐人樊绰撰有《云南志》(亦称《蛮书》)，较详细地记录了异牟寻迎送袁滋一行的经过：
贞元十年十月十五日，宦官头目、云南宣慰使内给事俱文珍及刘幽严、吐突承璀，与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颀、判官监察御史崔优时等。离开四川成都府界内的昭通豆沙关，到达安宁城；十九日到曲驿；二十一日过欠舍川，二十三日到云南城；二十四日到白崖城；二十六日过太和城(今大理市太和村)，异牟寻出大理城五里相迎。从豆沙关到大理，袁滋等人在路上共走了12天。
《云南志》同时记载：“自四川成都府至云南蛮王府，州、县、馆、驿、江、岭、关、塞，并里数二千七百二十里。”这就是说，袁滋等在路上每天要走二百余里，可见这条路整修得相当平坦便捷了。
从成都至“云南蛮界”，中间的分界在隽州俄淮岭。马益率行营兵马筑路，就修筑到俄淮岭为止。开路置驿，共设驿舍32处，此路成为后世从四川往云南的主要通道。玄宗以前，路上行人稀少；德宗以后，来往于成都大批的商队就络绎不绝了。
早在秦汉时期，从长安通往全国各地的道路就形成了系统的网络。到唐代，这种交通网络更加扩展延伸，无所不至了。根据唐代地理名着《元和郡县志》等典籍，可把从长安通往各个方向的主要道路概括如下：
从长安向西北方向，经泾州、原州、会州、兰州、鄯州、凉州、甘州、肃州、瓜州、沙州、伊州而到安西都护府(今新疆库车)，全长约2780公里；从长安径直往西，经风翔、凤州、成州、武州、文州、扶州而抵松州(今四川松潘)，全长约1080公里；从长安往西南方向，经兴元府、利州剑州、绵州、汉州而到成都；另从汉州折向西南经鼓州、蜀州、邛州、雅州、黎州、隽州抵姚州；而自成都向南行经眉州、嘉州到戎州，这几条路线的总长度约1160公里；从长安往东北行，经坊州、延州、夏州、落盐池而达天德军的防地(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五加河东岸)；从坊州东南的路口转向东北行，可经同州、河中府、绛州、晋州、汾州、忻州、代州而到朔州；从朔州有两条路分开，一条通往单于都护府(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另一条继续向西北行200公里到蔚州，然后可至天行军的防地。上述总路程为1700多公里；从长安往东，经华州、潼关、虢州到达东都洛阳。从洛阳向东北行，经怀州、卫州、澶州到魏州；从洛阳直接向东行，经郑州而达汴州(今河南开封)；从汴州再东行经曹州、兖州、淄州、青州、莱州而达登州；从汴州东南行，经宿州、泗州、楚州、扬州、润州、常州、苏州、杭州、越州而抵明州；从杭州折向西北行，经睦州、婺州、处州抵温州；又自睦州西行，经衢州、建州、福州，到达海港城市泉州。这几条路线的总长度约4560多公里；从长安向东南行，经商州、邓州、襄州、江陵、岳州、潭州、衡州、郴州、韶州，到达南方大港口广州；另外，从襄州往西南方向，经峡州、归州、夔州、万州、忠州、涪州到黔州；自襄州东南往随州方向，经安州、沔州、鄂州，黄州、蕲州、江州、洪州，再折西南到吉州、虔州，翻越着名的大庾岭，便到达韶州，再归前述之古道直达广州。这些道路的总里程，除去韶州到广州的重复不计，约为4680公里。
以上从长安通往各个方向的道路，各地距离的里程可能与实测里程有少许出入。每条路线所经过的城邑也许比实际上的路途更为迂回曲折，但唐代的主要交通路线即如上述，这些路线的总里程约为14800多公里。
唐代的陆路交通已经基本上确定了中国大陆的交通格局，宋代以后再没有大的变化了。
4．丝绸之路
广阔的欧亚草原，西起匈牙利，越过第聂伯河、伏尔加河、乌拉尔河，经过中亚而达中国的北部和西部，自远古时代起，就是众多的游牧部落生活和斗争的巨大舞台。从中石器时代狩猎集团留下的具有细石器工艺传统的千百处遗址，到青铜时代游牧民族到处留下的石丘墓地、大石遗迹和遍布各地的动物形纹饰铜牌，一切都贯穿着草原民族的文化传统，弥漫着草原民族的生活习俗。在中国北方，商代晚期至秦汉时期，先后活动在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有鬼方、严狁、羌、山戎、林胡、东胡、楼烦、匈奴、乌桓、鲜卑等族。这些民族和黄河流域的民族交往，大大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从中原通往北方和西方的条条道路，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的日子里，都是连接各个民族文化交流的纽带。两千多年前开辟的丝绸之路，永远为后世人民所讴歌。
汉代在完全继承了秦代统一的疆域基础上，在北方开拓了朔方郡(今内蒙古杭锦旗北)，西北开拓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诸郡；东北开拓了玄菟(今辽东至朝鲜咸镜北道)、乐浪(今朝鲜平安南道)郡；西南开拓了犍为(今四川宜宾一带)、越隽(今四川西昌一带)、胖舸(今贵州大部)、益州(今云南晋宁一带)、交趾(今越南北部)和九真(在交趾南)诸郡。于是，自今之朝鲜北部、辽宁、河北沿海而南至广州、海南岛及越南北部，全入了汉帝国的版图。这是秦汉以来国内交通区域最宽广的时期。汉武帝在牢固地控制了统治权力之后，开始进一步扩大通向各方的交通。
在历史上最着名的域外交通中，人们会首先想到张骞通往西域的不平凡历程。
当时，在甘肃西部的玉门关、阳关以西，中亚乃至东欧一带，汉朝统称为西域。在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葱岭以东的塔里木盆地，活跃着三十多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国。随着汉王朝势力的向西发展，这些小国首先被征服。但同时与汉朝争夺这些小国的，还有北方势力强大的匈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