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的传说
在可靠的信史出现之前，早期人类的各种活动几乎被神话包办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起源也同中国文化的起源一样，带有浓重的传说色彩。但是，尽量从头说起总是有益的，即使这个开端还笼罩在一片神秘之中。
比秦代更早的天文学文献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不过我们在战国时代楚国的帛书中，却读到了一段十分重要的文字，它在描述宇宙的初形和各种天体的起源方面恐怕是目前所知最早也最完整的资料，所以值得引用在这里：
曰故大熊雹戏，出自雯，居于锾，厥田僬僬，女。梦梦墨墨，盲彰弼弼，每水，风雨是于。乃娶叙逞子之子日女皇，是生子四口，是襄天践，是吝参化。法兆为禹为契，以司土壤，晷天步数，乃上下腾传；山陵不疏，乃命山川四海与阳气阴气以为其疏，以涉山陵、泷汩、滔漫。未有日月，四神相代，乃步以为岁，是惟四时。
长日青斡，二曰朱四单，三日黄难，四日墨翰。千又百岁，日月允生，九州不平，山陵香侧，四神乃作，至于覆，天旁动，孜敦之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墨木之精。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思缚，奠四极。曰：非九天则大侧，则毋敢蔑天霖。帝俊乃为日月之行。
共工步十日四时，神则闰，四毋思，百神风雨辰讳乱作，乃逆日月，以转相口思，有宵有朝，有昼有夕。
这些文字详细讲述了天体的形成与演变的过程，其中涉及到11位古史传说中的人物。雹戏乃是伏羲，女皇就是女娲，他们是创造万物的祖神，四子是司掌二分二至的神人，禹为夏禹，契为商契，最后是炎帝、祝融和共工。帛书以这11位神人为线索，讲述了这样一段生动的故事：
在天地尚未形成的蒙昧时代，伏羲氏降生。当时的宇宙广大无形，晦明难分，一片混沌景象。后来伏羲氏娶女娲为妻，生下四个孩子，他们定立天道，于是天地形成，宇宙初开。禹和契又继承前业，下营水土，上度天数，往来于天地之间。大地上川陵不通，禹和契便命令山川四海的神祗及阴气阳气来疏通。当时日月还没有产生，四子于是依次轮流主掌时间，建立了年岁，形成了春分、秋分、胃至和冬至。
在四时产生之后的1100年，日月被帝後创造而产生。当时大地与山陵都向东南倾斜，于是四子来到天盖之上，推动天盖开始绕北极转动。这时炎帝又令祝融，让四子定出春、秋分日和冬、夏至时太阳在天盖上运行的三条轨迹，同时定出东南西北四方。在三天四极奠定之后，帝後终于操纵日月开始正常地运行。
后来共工氏推出十日四时建立了历法，他以十个天干纪日，以分至四时纪年，并设定了闰月，从此日月回天，朝夕昼夜由此而产生，创造宇宙的整个过程终于完成了。
在中国的古史传说中，帛书提到的这11位神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神奇经历，他们在创造宇宙的不同阶段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伏羲、女娲创世纪的神话在后世极为流行，古代美术品中常可以看到二神的画像，伏羲执矩，女娲执规，人身龙尾相互交合，也是将他们视作夫妻。伏羲又称太昊氏，是高居于众神之上的大神。女娲则为地母，神话中炼五色石补苍天的是她，济冀州、止淫水的是她，一日七十化，造生万物的还是她。伏羲最终得到女娲相助，开天辟地。
四子是分至之神，帛书讲到他们为伏羲、女娲所生，与一些古代文献的记载相合。在《尧典》
中，四子的名字分别是春分神羲仲、夏至神羲叔、秋分神和仲、冬至神和叔。不过对照更早的商代甲骨文，四子则有更为简单的名字叫析、因、彝、九，他们分别掌管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
炎帝又称赤帝，神话中把他说成是五行之一的火神。炎帝与祝融的关系比较复杂，《山海经》
既把祝融视为炎帝的后代，也把他视为颛顼帝的后代。同炎帝一样，祝融也是世传的火神，有的文献说他又叫作黎，曾作高辛氏的火正，死后为火官之神。中国的古文献普遍以炎帝、祝融主配南方，将他们视为同一系的神。帛书称祝融受命于炎帝，遣四子奠定三天四极，正是采用了这种说法。
帛书中还出现了两位夏商时代的着名人物，一位是夏代始祖禹，另一位是商代始祖契。关于禹治洪水的故事早已妇孺皆知，而契在传说中也曾作过帝尧的司徒，他曾辅佐大禹平治水土，所以帛书中说他与禹同主下土。
帝俊是帛书中提到的又一位神秘人物，史传一说帝俊就是帝喾，为太阳和月亮的缔造者。帛书说他创造日月，并使其正常运行，正与文献相合。
共工为炎帝后裔、祝融之子，神话中说他曾与颛顼帝争夺帝位，盛怒之下头撞不周山，使天柱折，地维绝，从此天倾西北，所以日月星辰由东向西移动，地不满东南，因而水潦尘埃由西向东流泄，但并没有关于他推步十日四时和建立闰法的记载。事实是，古人在未发现岁差现象之前应是有所感觉的，假如我们把中国地理西北高东南低的特点同时考虑在内，那么这种“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的天文和地理现象显然早就被古人注意了。
帛书中记载的这11位神人，无疑都是最早的天文官，不过在稍后的文献中，还有其他一些人物也与天文占验有关。《世本》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俄占月，后益作占岁，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斯诸术而着历法。这些记载所要说明的问题十分清楚，它表明中国天文学的主要部分似乎在黄帝时代就已完成了。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知道黄帝时代究竟能够追溯到多久，但是种种迹象显示，中国传统天文学中的这些主要内容的起源确实是相当古老的。
羲和最早是在《尧典》中作为羲与和两个人物出现的，他们是分至四神的父母，从这一点看，羲和的名字应该是伏羲、女娲的演变。伏羲主日，女娲主月，直到后人把他们合并为一人以后，才另造出了一个主月的常侯。
在远古时代，天上的太阳一直被想象有十个，《山海经·大荒南经》在记述这则神话时这样写道：
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日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这里，羲和变成了帝後的妻子、太阳的母亲，而且她本领很大，生下十个太阳。十日的神话在同书的《海外东经》和《大荒东经》中描写得更为生动：
黑齿国，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有谷日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古人的这些认识十分有趣，羲和把十个太阳安置在东方畅谷的扶桑树上，它们在这棵树上总是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居上枝的一日等出去的那个太阳回到扶桑树下枝的时候，就从上枝进入天空，于是人间便分享着它的光明与温暖。当它走完了天空的路程回到东方的肠谷里时，它的母亲羲和便替它洗一次澡，然后让它到扶桑树的下枝去休息。这时，另外一个太阳便又从下枝升到上枝，再进入天空，人间于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白天。十个太阳轮班一次共用十天，也就是一句。
十个太阳在东方的扶桑树上轮流出入，经过天空，再回到场谷扶桑，都是由它们的乌载负着飞出去又飞回来的。一日有一只乌，十日有十只乌，这一点在后来羿射九日的神话中也反映得相当清楚。
屈原曾在《天问》中发出这样的疑问：“羿焉跸日？乌焉解羽？”可见羿之所以能把日射落，实际是因为他把载日的乌给射中的缘故。乌后来变成了一种三足鸟，然而早在新石器时代，这个赤乌载日的传说恐怕就已经存在了。
太阳最初为什么会有十个？这可能与中国传统的十进位制有着密切关系。《左传·昭公五年》：
“明夷，日也。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明确讲到了这一点。中国古人长期使用干支记日法，他们虽然习惯于将十干与十二支配合起来记日，但种种迹象显示，天干的产生却似乎比地支更古老。显然，单纯采用十于记日的做法不仅体现了“日之数十”的传统思想，而且符合记日法中最朴素的“旬”的周期，这些特点甚至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仍表现得非常鲜明。因此，天有十日的神话实际反映了天干的起源，十个太阳轮流出没，自甲日至癸日，周而复始，旬的概念便应运而生了。
十日神话与只有一个太阳的现实毕竟是矛盾的，随着人类认识的进步，这个矛盾终于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于是新的神话便诞生了，这就是十日并出和后羿射日的传说。《淮南子·本经训》
对这则神话是这样记述的：
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苹木，而民无所食。楔输、凿齿、九婴、大风、封碲、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楔输，断修蛇于洞庭，禽封碲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
王逸在注解《天问》时则说得更为明确：
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鸟皆死，堕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
后羿是传说中东夷族的一位神奇射手，帝尧请他来帮忙，把中天并出的十日射落了九个，九日中的九鸟全被射死，从此天空中便只留下一个太阳运行了。
十日并出的神话难道仅仅是出于古人的想象吗？
问题大概不会这么简单。其实这种现象在自然界中并不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认为它来源于日晕和幻日，那也并非没有根据，因为在某种大气条件下，一次复杂日晕所出现的幻日可以达到十个之多。事实上，东汉王充在《论衡》中已不止一次地论及了这个神话，有趣的是，他已得出多出来的日不是真日的结论。显然，古人为了解释只有一个太阳的事实，复杂的日晕所造成的数日并出而后消失的现象，对于诱发他们的想象力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既然十个太阳每日轮班，那么月亮是否也不止一个，而且每月轮流出没呢？《天问》中保留了古人的这样一种新奇想法，屈原说道：“夜光何德，死则又育？”他们认为，月亮从圆到缺会慢慢死去，下一个月出现的将是一轮新月。这个想法显然导致了12个月亮神话的产生，不过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十二月明显是比十日更为晚出的传说，而且这两种传说的来源是相同的。对于这个神话，《山海经·大荒西经》这样写道：
大荒之中，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联系前面说的作为帝俊之妻的羲和，显然与这里所记的帝俊妻常羲一样，都是伏羲、女娲的演变，他们或生十日，或生十二月，也是伏羲主日、女娲主月神话的承袭。那么，假如十日神话与十干的起源具有密切联系的话，十二月传说就应该直接反映了十二支的形成。
中国古代涉及日月的神话还有许多，其中“夸父逐日”则是很有趣的一个。传说巨人夸父与太阳竞走，并且在太阳将要落下的时候捉住了它。这时他自己也渴极了，把黄河水喝干后仍不能解渴，于是又去喝大泽的水，但终于没能走到大泽就渴死了。
这则神话在无文学上恐怕比在神话史上更有价值。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很清楚，夸父追逐的其实并不是太阳，而是太阳的影子。我们知道，测量日影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项重要内容，观测太阳自日出到日落的运行轨迹，不断度量变化中的日影，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则神话似乎正暗示着中国古代天文学测度日影方法的起源时代。
早期的恒星观测与古人观象授时的活动密切相关。在上古文献中，凡涉及到星象起源的内容，几乎都不能回避这一点。我们在《左传·昭公元年》
中读到这样一个故事：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囚，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这个参商二星不得相见的远古传说早已成为怨艾离别的熟典。长子阏伯和次子实沈本来只是高辛氏的两个儿子，兄弟俩同居于旷林，但很不和睦，终于惹怒了天帝，把阏伯迁到商丘，让他去管理商星，又迁实沈到大夏，让他管理参星，从此二人再不能见面。这个故事的天文学意义是十分清楚的，商星指二十八宿东宫七宿的心宿二，古人又叫它大火星，西方人称为天蝎座。星；参星则是《史记·天官书》中所讲的白虎，在西方是猎户座的主星。两个星座正好位于黄道的东西两端，每当商星从东方升起，参星便已没入西方的地平，而当参星从东方升起，商星也已没入西方地平，二星在天空中绝不同时出现，这便是参商离别故事的由来。
二子的事迹在同时代的文献中曾反复出现过多次，在《左传·襄公九年》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描写：
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这些记载虽同出一辙，但已明显加入了大火与参星在古人观象授时方面的重要意义。大火星属红色一等亮星，古人之所以赋予它这个名称，不仅仅因为它是苍龙七宿中最明亮的红色巨星，关键还在于大火对于古人授时定候的指示作用，犹如火之对于农业的作用一样重要。古人最初正是通过对大火星出没的观测来指导“出火”、“人火”的生产实践。
大火星的形象在史前和商周时代的美术品中早巳出现，然而这些却都远非最原始的记录，作为一个完整的授时体系，参商两星在融入龙、虎两象之后，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今天我们所能找到的最早物证见于河南濮阳西水坡星象图，这是一座属于公元前4500年的仰韶文化遗迹，按照当时的实际天象，参商两星恰好分别处于春分和秋分两个分点上，授时标志十分明确。很明显，利用上古神话去揭示某些历史真实，这恐怕是最有意义的一次。
中国古史中的神话与传说丰富多彩，其中不乏反映远古人类对宇宙的想象和对日月星辰运行规律认识的作品，准确地说，它们涉及了宇宙结构、天体演变、日月运行、恒星观测、干支和历法的起源以及日影测量等一系列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做了广泛的探讨，这几乎囊括了中国天文学的所有主要内容。
朴素的宇宙学说
中国古代的宇宙理论大致包括三种学说，即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关于这些学说的优劣高下，自战国开始便长期存在着激烈的辩论，但是由于宣夜说至少在东汉时期已成绝学，它的大部分理论的失传致使这一学派中没有出现任何能手，因此辩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浑天与盖天两派。盖天学派原有一个旧名叫作“周髀”，它的理论保存在一部名为《周髀算经》的着作中，“周”是周天，“髀”是表股，天周为规，表股为矩，所以“周髀”的简单理解就是方圆，用它来描述宇宙的基本模式便是天圆地方。“浑天”两个字无疑是指零球，而“宣夜”一名的含义则比较虚幻，东晋的虞喜认为宣主明，夜主幽，现代学者则更倾向于把这种学说解释为“无所不在的夜”，不过与其实际含义可能都有距离。
星图巡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