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不过，我要提出抗议(所以我感谢你给我抗议的机会)，为什么要抗议呢？因为治人者所犯的罪恶是与治于人者不相干的。政府有时会做强盗，但人民是永不做强盗的。”
这里，雨果的立场是鲜明的。他把侵略中国的英、法政府与英、法人民相区别，他的抗议代表了英、法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对侵略者野蛮罪行的强烈痛恨。
天子脚下升起万国旗
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后，又扬言清政府若不接受他们的条件，就要炮轰北京城，捣毁皇宫。在侵略者的淫威下，清政府完全屈服了，变成了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
9月22日，咸丰逃往热河后，“督办和局”的大任就落到了时年28岁的恭亲王奕身上。
还在21日那天，奕就通过恒祺照会额尔金，要求言和，建议谈判。额尔金在22日复照对此加以拒绝，声称如果清政府不释放巴夏礼等俘虏，决不议和。
奕担心一旦放了巴夏礼，就没有一点谈判的本钱，所以一时不肯释放俘虏。但与此同时，奕却给巴夏礼以优待，先是把巴夏礼从普通监房调出，让他单居一室，还每天给巴夏礼开筵席，席上有48道菜和各种汤和酒，水果几乎是每天早上送去的，所用的茶叶，也是各地专为皇帝的贡品。
10月8日，在英、法联军如不放还巴夏礼便即刻开炮轰城的威吓之下，奕决定释放全体俘囚。当天下午，巴夏礼回到了英、法联军总部。
俘虏虽然释放，但侵略者却还是没有同意议和的表示。到10月10日上午，英、法联军照会清政府，提出不毁灭北京城的条件，其中主要是开放安定门并交给联军驻守。他们还说，如果中国不答应，就要打开一个入口，并限于13日正午前作出答复，如不答应，即行开火。
开头几天，奕还沉得住气、甚至到了限期前10分钟，清政府还没有交出安定门的迹象。这样一来，侵略者反而急了。如果奕拒不交出安定门，英、法联军能否用炮火轰开厚实的北京城墙还是个问题。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安定门开启了，奕终于同意将此门交出。于是，侵略者不费一枪一弹，就得了一个自由进入北京城的通道。从此，偌大一个北京城，顿时成了侵略者的天下。
英、法联军轻易进入北京城后，额尔金又于10月16日给奕一纸最后通牒并暗示奕，如果不接受通牒，清政府就完了。通牒的内容是，奕必须于20日上午10时前用书面形式答复：给英人抚恤金30万两，准于22日交付，准备予23日签订续增条约并交换《条津条约》批准书。否则，英军就要夺取北京城内的宫殿，并采取其他措施，直到中国接受要求。
经额尔金一吓，奕感到除了答应这些要求，否则没有别的出路。当时，奕还特地找出了四条必须屈服的理由：一、据说太平军离北京不到300里，一旦他们与英军勾结起来，麻烦就更大了；二、“夷人”如果老是停留在北京，一定会节外生枝，而且俄国人又时常在中间捣鬼，还不如早点把他们打发走；三、京城远近，土匪横行，即便城内的土匪，也在蠢蠢欲动，现在谣言四起，这种情形，持久下去，局势将不可收拾；四、八旗兵丁，很长时间没发饷，现在又拿不出粮饷发给他们，时间一长，难免不出事。如果早日画押签约，尚可保全大局。在这种情况下，奕完全接受了英国人的条件。
给英国恤银30万两，给法国恤银20万两，都在22日交付，奕乃照会额尔金，询问23日何时换约。不料到了临近签约的最后时刻，侵略者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割让九龙司给英国，准许华工出国，续增条约必须明降谕旨宣布等，并且要把此内容纳入即将签订的续增条约之中。
与此同时，俄国公使伊格纳切夫来到北京，表示愿意充当中国和英、法之间的“调停人”。他一面秘密与额尔金和葛罗会谈，极力怂恿英、法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而他自己则承担压迫清政府接受英、法侵略者要求的任务；一面又主动派人同奉命谈判求和的奕联系，表示愿意从中“调停”。急于求和的奕，别无他法，只得乞请伊格纳切夫出面“调停”。伊格纳切夫乘机控制谈判，提出解决俄中边界作为他调解的先决条件，然后对奕说，中国“在目前情况下进行抵抗是不可能的”，“必须立刻同意联军的一切要求”，实际上就是要清政府无条件投降。
奕在英、法两国武力威胁和沙俄恫吓挟制下，依照咸丰帝“只可委曲将就，以期保全大局”的旨令，于10月24、25日代表清政府分别与额尔金、葛罗在礼部大堂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中英《北京条约》共九条，中法《北京条约》共十条。条约除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外，又增添了以下主要内容：(一)开放天津为商埠；(二)准许华民赴英、法属地或外洋别地工作；(三)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四)将以前充公的天主教财产交还，并准许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五)赔偿英、法军费各800万两，恤金英国50万两，法国20万两，并且恤金即日付清，赔款先各付50万两，其余由海关税内扣缴。
由于北京气候寒冷，白河河口即将封冻，英、法侵略者认为滞留北京是很不安全的。于是，11月1日法国侵略军撤出北京，英国侵略者则待咸丰帝宣布和议后，也于9日撤出北京。然而，按照《北京条约》规定，英、法侵略军撤出北京后，仍可继续留在天津、大沽、登州、北海、广州等地，等到清政府将800万两赔款全部付清后，才完全从中国撤军。这样，英、法侵略军并未直接返回本国，而仍停在天津、大沽、广州等重要海口过冬，直至1861年10月才最后撤离中国。
1860年11月14日，伊格纳切夫以俄国“调停有功”为理由，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从中国掠夺了大片土地。
《北京条约》是《天津条约》的继续和扩大，是外国资本主义强加到中国人民身上的又一副新的沉重的枷锁。通过这个条约，英、法等国侵略者不仅迫使清政府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而且又夺取了新的特权和利益：
增开天津为商埠，将使这座中国北部最大的商业城市逐渐变为西方列强侵略势力深入华北的经济重心。同时，由于天津是北京的大门，这就更有利于外国侵略者从军事、政治上控制北京。
准许华民出口做工，实际上是准许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合法”地从事拐骗、贩卖人口，为资本主义发展掠夺廉价劳动力。从此，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动人民一批一批地被当作“猪仔”贩运到外国去，受尽欺辱、歧视，流血流汗以致牺牲性命，为外国资本家积累财富。
割让九龙司，进一步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并为英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军事、经济侵略提供了新的据点。
准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各省购地建造的特权，更加便利了外国侵略者深入中国内地，进行文化侵略和干涉中国地方政治，以及从事搜集各种情报的侵略活动。
赔偿英、法军费各800万两，是对中国人民的又一次勒索，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不堪。而赔款从海关税中扣缴，使侵略者可以直接参加对中国海关行政的管理，进一步破坏了中国海关主权。
总之，《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主权进一步遭到破坏，大大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
沙俄趁火打劫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以趁火打劫的方式，从中国抢到了比英法侵略者更多的东西。
沙皇俄国原是欧洲东部的一个封建农奴制国家，它本来同亚洲东部的中国相距遥远，并不接壤。到了1547年，野心勃勃的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登基，在加冕仪式上宣布自己是全俄罗斯的统治者，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并自称沙皇(“沙皇”称号来源于拉丁文罗马皇帝凯撒的俄语变音，凯撒以穷兵黜武而着称)。此后，历代沙皇为建立“第二罗马帝国”，不断向四周大规模地侵略扩张。17世纪中叶，与其东方侵略据点相邻近的中国黑龙江流域，就成了它的侵略目标。
黑龙江流域很早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沙俄只是向东侵占了西伯利亚大片土地后，才开始听说“黑龙江”的。但是，沙俄为了占据沃野千里、美丽富饶的黑龙江流域，实现其扩张领土的欲望，从17世纪中叶开始，多次派出武装匪徒，窜入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以东地区，蚕食领土，修筑城堡，掠夺财物，屠杀居民，进行侵略活动。
为了保卫边疆，从1652年起，清政府多次派兵反击沙俄侵略者。经过多次较量，特别是1686年，清军第二次围攻雅克萨，重挫沙俄侵略者后，沙俄侵略者不得不同意与中国进行谈判。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了第一个边界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明确规定了中俄两国东段边界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从法律上肯定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尼布楚条约》之后，1727年和1728年，两国又先后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划定了西起沙宾达巴哈，东迄额尔古纳河的两国中段边界。这几个条约的签订，正式划定了中俄两国的疆界。这以后，尽管沙俄不断派军队在边境地区进行非法活动，但是，慑于清政府的强大，始终不敢轻举妄动。因而，中国北部边疆得以维持了100多年的稳定和安宁。
然而，以鸦片战争为起点，清朝日趋衰微没落的国势和军事自卫能力的不断下降，使沙俄得到了乘虚而入的机会。从此，中国北部边疆稳定和安宁的状态就不复存在了。
1856年10月，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此，沙俄侵略者个个喜形于色，认为“中国事态”对他们十分有利，“兼并黑龙江左岸”的时机已到，可以趁火打劫，“毫不声张地解决”。于是，1857年初，沙俄政府便委派普提雅廷为公使来中国活动，但清政府拒绝他到北京谈判，让他同黑龙江将军商谈边界问题。沙俄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后，便立刻另派穆拉维约夫为全权代表，去瑗珲同黑龙江将军奕山谈判。
1858年5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威胁北京。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已根本没有力量顾及黑龙江的防务。沙俄便乘机迫使清政府堕入它的圈套。穆拉维约夫在做好了充分的武力准备之后，22日与黑龙江将军奕山进行谈判。但不等谈判商议，穆拉维约夫就将事先拟好的边界条约草案气势汹汹地强迫奕山签字。当无理要求遭拒绝后，他竟以联合英、法对华作战相要挟，气势汹汹地对译员大声叫嚷：“告诉他们，我们不能再等了”，“同意与否，我只能等到明天”。随后，他把军队调到江岸，出动军舰在黑龙江上鸣枪开炮，昼夜不停，向中国代表示威，进行军事恫吓。胆小怕死的奕山，这个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炮舰所吓倒、签订《广州和约》的投降老手，又一次被沙俄强盗的武装示威吓坏了，害怕沙俄马上开战，不好对付。5月28日，在未经清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他便擅自决定接受沙俄侵略者的无理要求，签订了屈辱的中俄《瑗珲条约》。这个条约规定；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给沙俄；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里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吉林省的全部海岸线及海参崴海口，划为中俄“共管”；黑龙江、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船舶航行。从此，中国的第二大内河黑龙江，变成了边界河，黑龙江左岸，只有“江东六十四屯”归中国管辖。
《瑗珲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拒绝批准《瑗珲条约》，并对奕山等人予以革职处分。但沙俄侵略者却不管条约是非法的，反而得寸进尺，继续用武力强占中国领土和海滨地区的许多港口。1858年6月，俄军占领乌苏里江的伯力。随后，穆拉维约夫率军舰不断闯入乌苏里江，建立村屯，进行移民，派军驻守。1860年6月，俄军侵占我国的重要港口海参崴，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即“控制东方”)。
当时，清政府外遭英、法联军入侵，内受太平军打击，已无力阻止沙俄在东北的扩张。在这种形势下，沙俄又派出伊格纳切夫少将出使中国，加紧胁迫清朝政府批准《瑗珲条约》，并签订割让乌苏里江以东土地的新条约。伊格纳切夫到达北京后，立即向清政府抛出了所谓《补续和约》六条，清政府理所当然对这些无理要求全部加以拒绝。伊格纳切夫在京讹诈不成，气急败坏地要求沙俄政府对中国采取行动。然而，当时沙俄政府的方针仍然是暗中支持英、法，分享利益，不愿直接公开参战。因此，指令伊格纳切夫在英、法侵略中国的战争中，继续保持“中立”和“观望”，以便趁火打劫，从中渔利。伊格纳切夫在1850年5月离开北京南下与英、法侵略者勾结，向其提供有关军事情报，协助英、法侵略军进攻北京。
当英、法联军攻到北京城外时，目睹清政府乱作一团、束手无策的形势，伊格纳切夫认为对清政府开展迫降，威逼讹诈的大好时机已到，于是赶紧进京“调停”。到达北京后，伊格纳切夫一方面装扮成“保护人”的样子，安慰作为“钦差大臣”、“督办和局”的恭亲王奕不要害怕，他担保绝无危险，可以从中“调停”，“帮助”中国；另一方面，他又极力炫耀武力，乘机恐吓，敲诈勒索。在他“公正的调停”和“帮助中国”的幌子下，英、法侵略者很快与中国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并陆续撤离北京。这时，伊格纳切夫开始与清政府谈判。他借口“调停有功”，向清政府索取“报酬”，并以英、法侵略军可能重新开进北京，沙俄也要惩罚清政府相威胁，强迫清政府订约。被侵略者吓破了胆的奕，不敢表示反对，在1860年11月14日，“委曲允从”，与伊格纳切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清政府除承认了它一直拒绝批准的《瑗珲条约》外，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中俄“共管”领土也被强行划归俄国。此外，沙俄还蛮横无理地规定了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把清朝设在中国境内城镇附近的常驻长伦(即哨所)硬指为分界标志，把当时中国内湖斋桑湖和特穆尔图淖尔湖硬指为界湖，为日后侵吞中国西部大片领土制造“条约根据”。
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沙俄果然援引“条约根据”，采取种种卑劣手段，肆行侵占中国西部大片土地。1862年8月，沙俄政府要求清政府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与沙俄代表巴布科夫在塔城谈判。谈判中，巴布科夫坚持要以中国常驻卡伦为界，企图全部占有包括斋桑湖和特克斯河上游地区的大片领土，遭到明谊的严辞拒绝，谈判破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