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
杜如晦（586～630），字克明，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出身于世代为官家庭。祖父杜徽曾在隋时任怀州刺史，父亲杜吒曾任隋昌州长史。少年时代的杜如晦聪明勤学，尤喜好文史，他气质英爽，以风流自命。隋大业年间，参加吏部人才选拔，吏部侍郎高孝基对他很是器重，认为他“有应变之才，当为栋梁之用”，但又暂时叫他俯就卑职，补任为淦阳县尉。隋炀帝的残酷统治，使民怨沸腾，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先是山东杜如晦像邹平王薄，领导农民义军杀富济贫，攻占山东不少州县。及后，起义烈火愈烧愈旺，到大业十二年（616）农民起义的队伍已增加一百三十多支，参加人数有三四百万之众。全国有三支强大的起义队伍：河南的瓦岗军，窦建德的河北起义军和杜伏威的江准起义军。杜如晦虽然很早就辞掉了淦阳县尉的职务，不愿为朝廷服务，但由于家世、经历和所受的教育，使他不可能和农民起义军走在一起。在动乱的时局中，他和房玄龄一样，密切地注意着时局的变化。隋朝统治阶级内部也高举起了反隋的大旗，隋的统治已分崩离析，摇摇欲坠。大业十三年（617）太原留守李渊，在晋阳举兵反隋。他率领其子李建成、李世民等向南方进发，由于甚得民心，加上策略得当，次子李世民英勇有谋，因而进军神速，所向披靡，在十一月，就迅速占领了隋代的都城长安。李渊父子攻克长安后，杜如晦见大局已定，又深知李世民英勇有谋，广结天下豪士，便只身投靠了李世民。李渊进入长安以后，把隋炀帝的严刑苛禁尽皆废弃，并与民约法十二条。除对拒不投降的阴世师等十余人处死外，其余一概不问出于策略原因，按起兵时定下的方针，李氏政权立年仅十三岁的杨侑为天子，并尊逃往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
不久，江都发生兵变，隋炀帝为其部下宇文化及所杀。李渊遂即迫使杨侑下了退位诏书，禅位于自己。李渊接帝位于太极殿，改隋义宁二年为唐武德元年，立李建成为皇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十九岁的李世民当上了尚书令。李渊父子达到了“化家为国”的目的。李世民拜杜如晦为秦王府兵曹参军，执掌王府簿书、考课、仪卫等事务。过了不久，杜如晦被调任陕州总管府长史。总管府是在边塞之地设立的统率军队的机构，长史为总管府的次官。当时，秦王府的很多谋士勇将被调往外地任职，李世民对此非常忧虑。
记室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房玄龄对杜如晦的这一荐举，使李世民大吃一惊，他对房玄龄说：“尔不言，几失此人矣！”李世民马上奏请高祖，将杜如晦硬留下来，仍为秦王府属官。从此，李世民把杜如晦视为心腹，常与他商议军国大事。
李渊虽然称帝，但实际上只掌握着关中和山西、巴蜀等一些地区，周围都是割据势力。如何消灭这些割据势力，统一天下，是李氏王朝面临的重要问题。李渊父子经过商议，确定了巩固关中，出兵西北，进而进占关东，收并江南，统一全国的方针政策。李渊命李世民为右元帅，率军征伐，杜如晦亦随李世民转战南北。李氏集团采用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于武德元年（618）打败了陇西割据势力薛仁果，紧接着又铲除了在凉州称帝的李轨，巩固了唐在长安以西的统治。武德三年（620）平定了盘踞晋北的刘武周。后来刘武周逃至突厥，为突厥所杀。当把关中周围的割据势力剿灭以后，李世民就决定出关东进，对盘踞在洛阳的王世充发起攻击。
王世充是李唐在关外最重要、又最难对付的对手。他原先是隋炀帝的鹰犬，曾任隋王朝的礼部尚书用阴谋手段夺取实权，王世充后来自己当了皇帝，国号郑。他利用李世民与刘武周作战的机会，趁势攻占了唐朝的大片土地。在李世民的大举征讨中，王世充手下的名将如罗士信、秦叔宝、程志节等先后降唐，许多州县的官吏，如淆、邓、荥、汴、豫、显等州相继降唐。李世民对于归降的官吏一般都以礼相待，这就使得更多的人，纷纷脱离王世充集团，出现了“河南郡县相继来降”的局面。在李世民军队的进击下，王世充连连败退，洛阳被围。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王世充向农民起义军窦建德求援。
窦建德为隋末农民起义军的著名领袖，李世民围困王世充，使窦建德也感到震惊，他担心一旦王世充被唐军消灭，自己也会受到直接威胁，便亲自前往洛阳支援王世充。窦军来势凶猛，唐军决定调转枪口先消灭援军窦建德。于是，李世民指挥唐军扼守武牢险隘，以待战机。当窦建德军队饥倦、疲堪之时，李世民见时机已到，便突然发起攻击，“帅轻骑先进，大军继之”东涉汜水，猛冲猛杀，窦军大溃，窦建德也受伤被俘。窦建德战败后，李世民乘势于武德四年（621）集中兵力围攻洛阳。王世充眼见大势先去，就率领群臣出城投降。武牢之役是唐统一中国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战役，此次战役的胜利，决定了整个中原的形势。
李世民大胆而果断地指挥了这一战役，取得了一石二鸟之功，一举摧毁了二个强敌。因此李世民受到嘉奖。因为功勋卓著，“前代官皆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又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增邑二万户。武德五年（622），刘黑闼在河北漳南筑台告祭建德，自称大将军，公开打起反唐旗帜。不久，刘军攻占大片土地，定都洛州，自称东汉王。李世民率军攻打刘黑闼，此次战争，旷日持久，打得十分艰难。最后刘黑闼大败，逃往突厥。然而两个月后，刘黑闼又返回再战，太子李建成亲征，并采纳魏征建议，用镇压和安抚相结合的办法，最后击溃刘黑闼，统一战争结束了。在这场战争中，李世民兄弟虽各有建树，但李世民显然取得了更大的战功。而在这方面杜如晦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他在军中运筹帷幄，对战争双方的情况判断准确，他杰出的才干，受到了军内外的赞赏。杜如晦也由此而升迁，李世民任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今，杜如晦任大行台司勋郎中，封爵建平县南，食邑三百户。不久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
文学馆是李世民为接待四方文士而开设的。十八学士中，以杜如晦为首。李世民曾令人画了十八学士图像，藏于书府。像赞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怀忠履义，身立名扬。”可见，李世民对他的礼遇之重。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后，开府置官属，又拜任杜如晦为天策府从事中郎，成为天策府的高级幕僚。
理政治国
李世民卓著功勋，使他的威望与日增高，权势也逐渐扩大，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也迅速增长。李世民不仅掌握着大量军队，还担任尚书今的职务，居宰相之职。这在唐王朝的上层统治集团中，尤其是在李氏兄弟中间有着特殊的地位。另外，在太原起兵和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李世民礼贤下士，广求人才，收罗了一批谋臣猛将，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这个政治集团的形成和他在唐王朝中的特殊地位，使李世民产生了不满足于当秦王的野心。
然而他的哥哥李建成，位居东宫，为人宽简、仁厚，辅助李渊处理政务，在唐王朝的初创过程中，他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李世民与李建成在打天下时，两人同心协力，但到坐天下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为了夺取皇位，兄弟俩变成了仇敌。统一战争结束后，李世民与李建成的斗争日趋表面化。
武德七年（642），李渊带三位皇子打猎，命他们驰射角胜，李建成乘机将一匹烈马交给李世民骑。李世民不知有诈，骑上这匹马追逐野鹿，马烈性大作，三次尥蹶子，险些把李世民掀下坐骑武德九年（626），李建成约李世民宴饮，暗中下毒，李世民饮后心中暴痛，吐血数升。
在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斗争中，齐王李元吉完全站在李建成一边，他和李建成经常会同后宫谮诉李世民。李渊常常偏袒太子，信以为真，要加罪于李世民，幸亏陈叔达常常进谏，李世民才幸免于难。紧接着，李元吉又密告李世民有谋反之意，要求速斩世民。不过此时李渊明智，他认为李世民有平定天下之功，谋反的证据又不足，没有下手杀害李世民。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李建成和李元吉合在一起的实力，大于李世民，况且李建成又处于太子地位，这更处于优势地位。这种形势使秦王府的僚属非常担心。
房玄龄、杜如晦和长孙无忌等都认为，必须先发制人才能转危为安，他们劝李世民早下决心，尽快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以保国家长治久安。当然，李建成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想方设法瓦解秦王府的武将、谋士，不过这一策划没有获得成功。但他们在李渊面前诬陷房玄龄、杜如晦李渊听信谗言，把房、杜二人驱逐出秦王府。武德九年（626）夏，突厥数万骑犯边。李建成认为瓦解、分化秦王府精兵强将的机会来了。他向李渊推荐，由李元吉代李世民出征。李元吉又请求将秦王府的名将迟尉敬德、程志节、段志玄、秦叔宝等调归自己使用，以增强北征实力。这一着实际上是要扼杀李世民。
李世民感到已危在旦夕，便与长孙无忌、高士廉、迟尉敬德等商讨对策，并派人密召房、杜二人进府，密商计策。经过一番精心策划，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在玄武门内设下伏兵，一举射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为李世民夺取皇位扫清了障碍。接着，又逼着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此时军政大权已完全落在李世民手中。李世民拜任杜如晦为左庶子，协助他处理政务。同年七月，又调任杜如晦为吏部尚书。武德九年八月，李渊让位。李世民即帝位于东宫显德殿，改元贞观，尊李渊为太上皇。李世民做了皇帝，对群臣论功行赏，以房玄龄、杜如晦等五人功居第一。进封杜如晦为蔡国公，赐食邑一千三户。贞观二年（628）晋升杜如晦为检校侍中，兼吏部尚书。检校侍中，即代理侍中，是门下省的长官，也就是宰相。
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下诏授杜如晦为右仆射。诏曰：“杜如晦，识量弘恢，神采凝映，德宣内外，声溢高堂。”从此，杜如晦与房玄龄同朝为相，为唐朝的盛世之治呕心沥血。杜如晦是宰相，又是吏部尚书，执掌着选官任能的大权，他在引荐贤才，罢除不良官吏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杜如晦取士用人，注重实践。当时选官取士往往重言词口笔，而不察其品德。杜如晦录用人员，主张先由州郡推荐，然后考核录用。在临终前他还推荐刚正不阿的戴胄做吏部尚书。杜如晦精于理政治国，唐初的典章制度，“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国家纲纪松弛，百废待兴。杜如晦和房玄龄拨乱反正，使唐朝初期的政治制度和统治秩序逐渐走上正轨，贞观之治新局面的开创，与房、杜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杜如晦在朝廷，君臣关系如同鱼水，同僚之间也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唐太宗每与房玄龄商讨大事，房玄龄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两人同朝辅政，取长补短、发挥了各自的特长。因此《资治通鉴》称“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杜如晦用人，非常推崇诤谏之臣。他认为“天下有诤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把诤臣看作是挽救国家危亡的栋梁。他鄙视隋代内史诗郎虞世基，认为他身居要位，处得言之地，但他对隋炀帝的荒淫残暴，却缄口不言，无诤谏之语，“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用这样的人执掌大政就是尸位素餐。作为宰相，杜如晦以儒家的传统道德要求自己。他宽厚待人，雍容大度，他能正确对待别人的长处，发挥别人的长处。《资治通鉴》说：“故太宗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硅）、魏（征）善诤谏而房、杜让其贤，英（指李，封英国公）、卫（指李靖，封卫国公）善将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归人主。”因而，杜如晦虽为有唐一代名相，但史书记述他的事迹并不多。贞观三年（629）十二月，杜如晦因病情严重辞去宰相职务。病重期间，唐太宗亲自前往探望。对杜如晦的英年早逝，唐太宗非常悲痛，废朝三日，赠司空，徙封莱国公。
魏徵魏徵像
魏徵（580～643），唐贞观时名相，以善谏著称。字玄成。先世是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后居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西）。祖父魏彦，在北魏时曾欲删削各家《晋书》，成一家之言，未成。父亲魏长贤，是著名史学家魏收的族叔，博涉经史，北齐时为著作佐郎，欲承其父志，改撰《晋书》，后因讥刺时政，出为上党屯留令，其志未遂。
魏徵少孤，通贯书术，素怀大志，不营赀产。隋末农民起义爆发，魏徵诡为道士，以避世乱。大业十三年（617），武阳郡（即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举兵响应瓦岗军李密，以魏徵典书檄。魏徵代宝藏作启谢李密，为李密所重，召为文学参军，掌书记。后以“十策”说李密，未被采纳。武德元年（618），瓦岗军为王世充所败，魏徵随李密投奔李渊，遂为唐臣。魏徵请出使山东，李渊因署魏徵为秘书丞，东出关，先后劝降了据守黎阳（今河南浚县东）的瓦岗军余部徐世勋及据守魏州的元宝藏。二年十月，魏徵在黎阳被窦建德所俘，署为夏政权的中书舍人。四年，窦建德、王世充相继为唐朝所灭，魏徵遂复归长安，任太子洗马。当时秦王李世民为争夺皇位继承权与太子李建成及齐王李元吉明争暗斗，魏劝建成亲自将兵出征刘黑闼，借机树立威信，结纳豪强，作为战胜世民的政治资本，次年，随太子至河北，建议释放囚俘，分化黑闼部众，黑闼果败。九年，魏徵又劝建成早除世民，未被及时采纳。六月四日发生“玄武门之变”，建成、元吉被杀。秦王李世民获胜，不久即位，是为唐太宗。太宗素重魏徵之才能，遂化敌为我，引为太子东宫詹事府主簿，拜谏议大夫。以后相继任给事中、尚书右丞，封钜鹿县男，又除秘书监、参预朝政（即宰相）、侍中，进位左光禄大夫，进爵郑国公。晚年曾为太子太师。
唐太宗以虚怀纳谏著称于世，贞观一朝谏臣云集，著名的有魏徵、虞世南、王硅、刘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等人，其中以魏徵最为杰出。他素有胆智，忠心耿耿，敢于犯颜直谏，面折廷诤，前后所奏二百余事，其中大部分保留在《魏郑公谏录》和《贞观政要》两书中。贞观十一年（637）所上的《论时政疏》、《陈十思疏》（简称《十渐疏》），是他一生奏疏中最为重要者。综合所谏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居安思危，施行仁义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举贤任能，斥佞退邪坚持法制，力避任刑虚怀纳谏，不责过激偃武修文，少动干戈善始令终，力防蜕变。魏徵所谏都是为了唐朝的长治久安，使太宗少犯很多错误，对“贞观之治”的出现起了不小的作用。
贞观十七年，魏徵卒。太宗十分惋惜地对朝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太宗还亲自为魏徵撰成碑文，亲书刻石。就在这一年，太宗在凌烟阁图画二十四名功臣的肖像，魏徵名列第四。太宗晚年发动亲征高丽的战争，损失巨大，受创班师，扫兴之余懊悔地说：魏徵如果在世，就不会使我有这次出征。
魏徵以家学渊源，适应唐初统治之需要，亦略有纂述。唐贞观中修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代史，魏徵总领其事，其中《隋书》由他主要负责，并亲自撰写序论。此外，他还主编《自古诸侯王善恶录》，并为萧德言等所辑《群书治要》一书作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