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的缘起
战国中叶，齐国创设的稷下学宫，为当时惟一的新型官办高等学府。它的诞生，使当时中国文化教育的中心转至齐国。稷下遂成为各种学派荟萃的园地，百家争鸣的场所，开创了先秦文化教育的新局面。
稷下学宫初建于田齐桓公当政时（前375～前357），与古希腊柏拉图创设雅典学院的年代大致相当。因学宫设于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淄川区）的稷门（城西门）处，而称作“稷下之学”或“稷下学宫”。经齐威王、宣王二世，稷下学宫达到了鼎盛。到田齐王建当政时（前264～前221），齐田局势岌岌可危，稷下学宫也江河日下。至公元前221年，齐为秦所灭，这所高等学府便随之消失。它前后历经桓公、威王、宣王、滑王、襄王、王建六代，凡140年左右。
稷下学宫是由齐国养士逐渐演化、升华而成的产物。春秋战国时期，在列国争相养士的热潮中，齐国养士最早最多，齐桓公时便因养游士而称霸。除公室养士之外，私门养士之风也十分盛行。齐国孟尝君田文养“食客数千人”，以此培植个人势力，与公室争斗。列国公室私门竞相养士，大大有助于人才的吸收和培养，而且为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人员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闲暇。这也成为稷下学宫产生的历史条件。操办学宫的历届田齐王都继承了先王的遗旨，给稷下先生以很高的政治地位和优厚的生活待遇，并且一如既往。齐国像当年养士那样，根据学者的水平和名望，将其分作若干等级。甚至稷下先生的学生的待遇也由老师的地位而定，徒随师贵。当年孟子要离齐它去时，宣王曾以“养弟子以万钟”作为挽留的条件。给先生万钟，用作养其弟子之资，可见稷下学宫既养师亦养其徒，兼养士与育士于一身，这是稷下学宫脱胎于养士之风的显证。
稷下学宫的构成及其特征
稷下学宫不同于西周时官府之学，也不同于秦汉以降的太学、国子监等官学，它集收徒讲学、研究学术、参议国政于一身，是一个特殊的教育机构，也是中国古代官学的一个重要设置，具有鲜明的特色：
有教无类，择优聘师。稷下学宫在招收学生方面，借鉴了当时私学中“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取缔了以往奴隶主贵族享有的教育特权，所招学生不问门第出身，用度由国家供给，学生最多时达“数百千人”。在选择教师方面，不分贵贱，择优聘用，统称“稷下先生”。如出身家奴、身为赘婿的淳于髡就被推为稷下先生。凡来稷下的学者大师，齐王都要亲自召见，通过问对，察其学术水平，并据社会声望的高低，带徒多少，授予不同的头衔。最高的列为“上卿”或“客卿”，次等的列为“上大夫”和“大夫”，也有的被尊称“博士”。稷下先生受到充分的尊崇，致使天下著名学者纷至沓来，络绎不绝。孟子曾两次游学于稷下学宫，荀子也频繁出入此地。孟、荀均被列为客卿，号称“稷下之冠”的淳于髡拜为上卿。此外，被列为上大夫和大夫的比比皆是，齐宣王时“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当时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凡列为大夫者，皆“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这种尊师重教的措施，招揽了各国名士携其弟子前来讲学，致使稷下学宫人才济济，成为一所“跨国”性的高等学府。
稷下学宫采用了民主管理体制，学宫中主持教学、掌管重大学术活动的为“祭酒”，均为学问渊博、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如荀子“三为祭酒”，并有“最为老师”的美称，即年龄最大，学术水平最高。“祭酒”的称谓便由此而流传后世，成为秦汉以后全国最高学府——太学或国子监的负责人。
兼官学与私学于一身，容育士与养士于一体。稷下学宫是由田齐创办的官学，但其基本细胞却又是私学。前往讲学的学者，大都办有私学，带其弟子同入稷下。淳于髡“弟子三千”；孟子“从者数百人”；田骈有徒百人；宋研、尹文“率其群徒，辩其谈说”。这些大师的从游弟子多者数千百人，少者也有几十或数人。弟子来稷下学宫仍从其师受教，这样便形成了官学中有私学的局面，私学成为官学中的个体。稷下学宫成为官方主持之下，私学云集的一种官资私办的联合体。实际上稷下学宫是由春秋私学向汉代官学过渡的一种中间形态。
教学与咨询相结合。稷下学宫人才济济，荟萃了儒、道、法、阴阳、名等各家各派有谋略的知识分子，自然形成了一个“不治而议论”的咨询群体。战国时期，群雄角逐，战争频仍，呈现“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的景象。正是在这种局势下，稷下先生们纷然为社稷安危出谋划策。稷下先生虽有上卿、客卿、大夫之别的封位，但这仅标明荣誉、待遇的高低，他们没有加入实际的官僚行列，不负责具体政务，“不任职而论国事”，发挥着“智囊团”的作用。他们议论时政的利弊，并提出自己的主张，所谓“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民”。“议执政之善否”，或“咸作书刺世”。这承袭了春秋时期郑国“乡校”清议政治的风尚。
稷下先生即为国学老师，也为谋士。他们在带徒授课的同时又充当着国君的顾问。博学强记的淳于髡喻谏齐威王之举，至今仍然传作美谈。正是有淳于髡等稷下先生的晋谏，齐威王励精图治，复兴霸业，重用邹忌、田忌、孙膑等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军政，增强了国力。稷下先生们不仅在齐国谏威王、说宣王、劝滑王，而且率徒游学，穿梭于各国之间“上说下教”，各抒己见，陈清利害。从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脉络追溯其渊源，稷下学宫这种教学兼咨询政治的形式，是历史上由政教合一向政教分离转变，由养士演变、升华为育士学堂过程的中间形式。
教学自由与严格学规相结合。稷下先生可自由招生，来去自由，“合则留，不合则去。”学生进校后，也有择师的自由，听课的自由，不限于仅听一个老师的课，也不拘于从一而终地追随某个先生，出现了学无常师的状况，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各种学说，扩大视野。这便呈现出教与学双向选择的自由。此外，在稷下学宫，还常有“游学”活动，即稷下先生携其学生周游列国，进行讲学或交流学术，对于扩大该学说的影响，活跃学生的思想起了积极作用。它充分体现了稷下学宫教学自由的精神。但是在自由讲学的同时，还有一套对学生严格管理的规则，《管子·弟子职》篇据郭沫若考定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这个守则从学生日常起居的衣着服饰，从课内听讲到课外复习，从尊敬师长到品行修养，面面俱到。可以窥见昔日稷下学宫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风纪。教学自由与严格学规的结合，使得学校呈现出既严肃、又活泼，既紧张、又自如的有张有弛的教学秩序。
兼容并包及百家争鸣的办学方针。稷下学宫的教学组织者、领导者，是由众人推举的学界名流。国君不直接干预教学与学术研究，形成了权力与学术相对分离的格局，为学术向深度、广度方面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也为百家争鸣创造了环境。自稷下学宫建立之后，桓公、威王、宣王等都礼贤下士，网罗众家，广招天下英才，广开言路，显示了当时国君的开明、豁达大度。它向各国有识之士敞开大门，为其提供优厚的物质条件和学术环境，不囿于一家一派之言，容纳“百家之学”；不分国籍、不论出身门第，延揽天下学界精英，使稷下学宫声望日隆，教学和学术水平也日益提高，成为战国时期的文化教育中心，并成为百家争鸣的论坛和文化沙龙。
见于史书的稷下先生中有：儒家的孟子（邹人）、荀子（赵人）、徐劫和其徒鲁仲连（齐人）；道家的宋研（宋人）、尹文（齐人）、环渊（楚人）、接予（齐人）、季真（齐人）、彭蒙（齐人）、慎到（赵人）、田骈（齐人）、慎、田二人后由道家转向为法家；阴阳家有邹衍（齐人）、邹爽（齐人）；法家学派有邹忌（齐人）；名家有鬼说（宋人）、田巴；还有“学无所主”的淳于髡（齐人）。按国籍分，以齐人最多；按学派分则以道家学者最盛。稷下道家又分作三派：宋研、尹文派；彭蒙、田骈、慎到派及整理老子遗说成《老子》的环渊派。后以宋、尹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发展为黄老学派。此外，法家在稷下学宫中也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被认为是稷下之作的《管子》记录了大量法家思想，是法家在稷下学宫中实力雄厚的佐证。
稷下学宫除正常教学外，还有定时举行的由各学派参加的学术研讨会——“期会”，刘向《别录》中说：“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各家学派济济一堂，有的讲“阴阳之术”，有的“序君臣父子之礼”，还有的讲“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等。各家学者持之有故，畅所欲言。通过“期会”，使诸学派得以交流，打破了封闭式的门户之见，拆除了学派间的森严壁垒，出现了学术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况。在“期会”上，师与师、师与生之间可以展开驳难，充分显示了学术民主的气氛。争鸣的结果，使各派势力消长出现了起伏不定的现象，诸家通过互相批评攻伐，又互相吸收，“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既相互驳难具有排他性，又相互借鉴具有趋同性，各派在“相生相灭，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过程中，不断分化和交融，使稷下学宫后期，出现了两个综合各家思想的派系，即“黄老学派”和荀学。黄老学派“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该派是以老子学说为基调，又渗入了儒、墨、名、法等各家特色；荀学是以儒家为主体，集各家优点之大成。这两派均是百家之学融合的产物。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独一无二的官办高等学府，是对旧官学改革的成果。它的创办为先秦教育史揭开了新的篇章，其规模之大、历时之长、特点之鲜明、成果之卓著，堪称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它的官私合办的形式可谓中国教育史上一大创举。它的诞生，使从西周官学到汉代太学之间官办高等学府的缺阙脱节得以衔接。稷下先生多有作品传世，其中稷下学人的论著汇编《管子》，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一块瑰宝，其《弟子职》，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较完备的学生守则，成为历世书院、官学制订学则、学规的蓝本。它首开中国历史上学校实行网罗众家、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先河。它创设的“期会”制，也成为后世书院“讲会”制的滥觞，对书院自由讲学、开放门户、切磋论辩的教学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稷下学宫的教学硕果累累，培养了大批治学、治术的人才。稷下学宫是精英文化的集结地，它容纳了那个时代的多科学术领域最高水平的文化积淀物和一些具有开拓性、创新性的文化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