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字元恪。三国（3世纪）时吴国吴郡（今江苏吴县）人。生卒年不详，博物学家。
陆机，一作陆玑，以别于同时同郡的文学家陆机（字士衡）。其实，文学家陆机在吴亡后入晋，应为西晋时人。以博物著称的陆机，因正史无传，且缺乏史籍记载，其生平活动，尤其是他的生卒年，很难考订。从惟一可资凭说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也只能得到点滴信息，觅得少量线索。
据《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作者题署，知道陆机是三国时吴郡人，做过太子中庶子，官至乌程令。他出身于江南吴郡世族。孙吴政权是靠南北世家大族支撑起来的。吴郡的顾、陆、朱、张在孙吴政权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在孙权统治时期（200～256），孙权与顾、陆联姻，更加深化了这种政治依赖性。顾雍掌管朝廷政权，陆逊掌管吴国兵汉，朱治为吴郡太守。这时，孙氏子弟及顾、陆、朱、张四姓子弟做大小官吏者数以千计。而且每过几年，就有几百人被送到中央去做官。陆机可能是在这个时期做吴太子中庶子，出任乌程令的。
据该书看来，陆机对北方的动植物颇为熟悉，也了解北方某些地方的俚语、方俗，书中所提到的地名，也多属长江以北、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可以推断他在早年曾游学于北方，到过北方很多地方。
陆机是否从师郑玄（127～200），由于史料缺乏，不便妄测。但可肯定的是，东汉末年，北海（今山东）郑玄杂糅今古文经学，以其门徒多、著述富，成为当时“天下所宗”的儒学。陆机即使不是郑玄的入室弟子，至少也是深受郑学影响的儒者。
《诗经》是儒家经典之一。《诗经》中的动植物多为春秋以前长江以北、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动植物，名称古老。战国以来，释《诗》者往往以一物之别名来解释《诗》中的动植物古名。如果学《诗》者不了解“别名”所指为何物，则《诗》中之动植物名仍令人费解。陆机治诗，师承郑学，训诂名物，不仅参考前人著述达30种，吸取当代《本草》中动植物知识的新成果，更为重要的是，他根据自己在北方的实地考查所得的“活材料”，运用写实和比喻（同类事物的类比）的方法，生动具体地解释《诗》中的动植物古名，把它置于科学认识的基点上（不仅仅是文字训诂），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大大地超越了前人注释的水平，在古代生物学史上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其一，陆机治诗，将动植物知识分列出来单独成册，著成《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这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创举。而且，由于它的出现，使古典博物学开始从儒家经典注疏中分出一支。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分上、下2卷，上卷为植物部分，计有草本植物60种，木本植物47种；下卷为动物部分，其中鸟类27种，兽类12种，虫类24种（内有鼠类、两栖类），鱼类11种（含兽类、贝类）。该书对动植物形态（种类辨别）、生态（习性）、地理分布，以及栽培、驯化和利用，具有一定深度的认识，类似于近代的“自然历史”。
其二，陆机对动植物的形态描述翔实，突出动植物的形态特征，可据之以辨别其种属。
例如他对鹭的描述：“水鸟”，羽毛“洁白”，“青脚高七八寸，尾如鹰尾，喙长三寸余。头上有长毛十数尾，长尺余，毵毵然与众毛异”，即如今鹳形目的白鹭。鹈鹕的形态特征是“颔下胡大如数升囊”。鼍（扬子鳄）“形似水蜥蜴”，“长丈余”，“卵生”。至于植物的形态特征更为详尽：“今药草贝母也。其叶如栝楼而细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块根），正白，四方连著有分解（块根、簇生）也”。显然是葫芦科的贝母。“薇，亦山菜（野生）也。茎叶皆似小豆，蔓生，其味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薇即如今豆科植物大巢菜。
基于对形态特征的认识，陆机能依据某些植物的共同特征来进行归类。如：“榛，栗属”，是以榛、栗果实相似而定；“梅，杏类”也是以其树、叶、果实相似而定。尤为重要者，他根据植物的形态特征正确地辨识了《诗经》中的同名异物的植物名称。他认为“苕之华”的“苕”和“邛有旨苕”的“苕”，是两种不同种属的植物，前者“似王刍，生下湿水（沼池、下湿地）中，七、八月中华紫（开紫花），似今紫草”（似为禾本科植物，《辞海》以为是紫葳科植物，恐非是）；后者则是幽州人所说的翘饶，蔓生，“茎如劳豆而细，叶似蒺藜而青。其茎、叶绿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显然是豆科黄芪属植物紫云英。“标有梅”的“梅”，是“杏类也”，即如今蔷薇科植物；而“终南何有”的“梅”，却是荆州人所说的“梅”，也即，“终南及新城、上庸皆多樟。终南山与上庸、新城通，故亦有也”，即如今樟科润楠属植物楠。其他如“蒲”，“有蒲有荷”的“蒲”，即如今生于浅水中的香蒲；“扬之水不流束蒲”的“蒲”却是“柳”，即如今杨柳科的蒲柳。“杞”，“集于苞杞”的“杞”为枸杞（“地骨”）：“无折我树杞”的“杞”，是生于“水旁”的“柳属也”，即如今杨柳科植物杞柳。
其三，陆机在该书中不仅记载了动植物的生长地和栖息地，而且特别着重记载了动物的种群生态现象。
鹳“树上作巢，大如车轮”，即言其树栖，集群营巢，苍鹭（“负釜”、“背灶”、“黑尻”）则“泥其巢，一旁为池，含水满之，取鱼置池中……”集群营巢于水边，共食。鹈鹕也是群栖共食，“好群飞，若小泽中有鱼，便群共抒水，满其胡（皮囊）而弃之，令水竭尽，鱼在陆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如果说白鹳营巢简陋的话，那么鸱鹗（巧妇鸟）营巢可谓精巧。鸱鹗“取茅莠为巢，似麻二失之如刺袜然，悬著树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谓之宁鸟，或日巧妇……”。但也有的鸟“性不树止（栖）”。
他还注意到某些鸟类的雌雄关系，“鹁鸠……阴则屏逐其匹，晴则呼之”。鹑“不乱其匹”。“今云南鸟……啼鸣相呼不同集”，以及“布谷生子，鹪鹩养之”的寄生关系和尸鸟鸠（鸠鸽类）双亲育子的现象。
至于黄鸟，“当葚熟时，来在桑间。故里语日：黄栗留看我麦黄葚熟否？亦是应趋时之鸟也”。既言其栖息地，又说明其迁移的季节。鱼类中的（鲟鱼）、鲔（白鲟），“出江海。三月中，从河下头（即江河入海口处）来（河）上（游）……今于盟津东石碛上钓取之……又河南巩县东北崖上山腹有穴，旧说此穴与江湖通，鲔从此穴而来，北入河西上龙门，人漆、沮”。即言鳢、鲔是生活于淡水和海水中的底栖鱼类；旧说虽不可信，但却言明，鲔由海入河的迥游路线及其迥游季节。“鲂，今伊、洛、济、颍鲂鱼也”。广而薄肥，恬而少肉，细鳞鱼之美者，渔阳、泉州及辽东梁水，鲂特肥而厚，尤美于中国鲂。故其乡语日“居就粮，梁水鲂”，颇有生态地理的观念。
其四，陆机不但对于动植物的形态、生态（种群生态）等描述真实，而且还特别注意到动植物的经济用途。如鼍（扬子鳄）“其皮坚厚，可以冒鼓”，鱼狸（斑海豹）的皮“今以为弓箭步叉者也”。对植物利用的描述更为突出，可供食用的植物，大都指出可食用部位，并注明食用方法。还提到一些材木的木理和用途，“条，木舀也，今山楸也……材理好，宜为车板。能湿（耐湿性能好），又可为棺木。”“柞……其木坚韧有刺，今人以为梳，亦可以为车轴；其材理全白无赤心者为白木妥。直理易破，可为犊车轴，又可为矛戟铩。”“棘……其木理赤者为赤棘，一名。白者为棘，其木皆坚韧毫今人以为车毂。”“木丑，木意也……材可为弓弩干也。”等等，而对一些草本植物如纟宁麻、塞（莎草）、菅的用途也有记载。此外，还谈到一些野生植物如薇、常棣，木遂（鹿梨、鼠梨）已为人们栽培；动物中的鹤，白鹭已被人们驯养。
总之，陆机对动植物的观察和描述，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古代人们都以麒麟（简称麟）为瑞兽，陆机根据“并州界（今山西中条山一带）有麟，大小如鹿”的形态特征，断认为并州的麟，“非瑞应麟”。因此，《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具有一定的科学水平。但是另方面，陆机毕竟运用的是直观描述的方法，因此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对“螟蛉有子，果嬴负之”的寄生现象视之为神秘。又说“桐有青桐、白桐、赤桐，宜琴瑟”，实则只有白桐（泡桐）才能制琴瑟等乐器。至于“云南、洋河人绩以为布”，也非陆机所说的桐。对“驺虞”的注释也带有迷信色彩。
尽管如此，《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不失为一部古典博物学著作，而陆机在研治经学的过程中独辟蹊径，使生物学从经学中分列出来成为一个分支，从而在我国古代传统经学中起到启迪后人的历史作用，在学术上产生良好的反响。东晋郭璞注《尔雅》中的动植物名，便大量引用陆机的著述。东魏农学家贾思勰《齐民要术》中也曾援引。北宋陆佃《埤雅》、南宋罗愿《尔雅翼》莫不以陆机《诗疏》为其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