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常根在连山乡做副乡长，丈母娘一家就在乡政府对面，开了一家烟酒杂货店，专门为乡政府各部门服务。
乡政府大院里所需的办公用品，尤其是乡政府办公室每天迎来送往的烟、酒、糖、茶以及笔墨纸张什么的，全都在侯副乡长丈母娘家小店里“记账”。
侯副乡长是连山土生土长的干部。在连山这小小的弹丸之地，侯副乡长还是有点根底的。他在乡里抓大农业，同时还分管办公室的工作，当着连山乡的大半个家。尤其是他分管的那几个部门，别管是什么票据，只要签上他侯副乡长、侯常根的大名，拿到乡里财政所，就能领出票子来。
所以，乡政府来侯副乡长丈母娘家小店里“记账”，如同往侯副乡长丈母家小店里送钱，是一个道理。
这样一来，乡里边但凡是需要购买的物品，都要从侯副乡长丈母家小店里购买，有时，乡里急需的稀罕物儿，那小店里没有，就通知他们家到别处去买来，然后，再卖给乡里。总之，凡是乡政府需要购买的东西，都要从侯副乡长丈母家的小店里“过一把”。
那样，一来图个方便，出了乡政府大院，过一条小马路，就是侯副乡长丈母娘家小店，月底拿发票找侯副乡长签字时，不用看侯副乡长的脸色，顺顺当当地就能让发票变成钞票；这第二嘛，不用说，大伙也都明白，无非是讨侯副乡长的好呗。
这一天，县里有一位人大副主任去世了，按照常规，类似的事情，乡里要以党委、政府的名义，前往吊唁。乡政府办公室的秘书，在具体办理花圈、挽联事宜时，顺理成章地想到侯副乡长丈母娘家的小店。因为，花圈这玩意赚头很大！
侯副乡长丈母娘得到消息后，很快去镇上的一家花圈店搬来几个大花圈，价格翻了几番之后，放在小店门口，等候乡里的秘书来拿。恰在这时，下边一个村里的村长到乡里办事，看到侯副乡长丈母娘家门口摆放着几个花圈，误认为侯副乡长的老丈人死了。
侯副乡长的老丈人确实也在生病。前些天，那位村干部曾亲自揣着“红包”，到乡中心医院去看望过侯副乡长的老丈人。想必，那老爷子这回是撒手西去了，这事情可不能马虎，这可是讨好侯副乡长的好机会。
当下，那位村干部就掏出手机，给他几个要好的邻村干部通报了侯副乡长家的消息，随后就到镇上的花圈店，为侯副乡长老丈人定做一对大个儿的花圈，并让人写上“侯副乡长老岳千古”的字样。
此事，像长上翅膀，很快在全乡传开，各村的村干部们相互联系之后，同时选在晚饭前的时候，开着拖拉机、小“黄虫”、或是农村专用的那种“嘣嘣嘣”的“三叉戟”，纷纷前往乡政府驻地及侯副乡长老丈人家送花圈及礼金。
这一来，侯副乡长及侯副乡长老丈人一家都不高兴了！老爷子还没有咽气哩，竟然有人上门送花圈、吊唁。这是何等晦气的事！
可，转而又想，这一切毕竟是因为自家门口摆放花圈引起的。话再说回来，那些前来送花圈的人，十之八九，都是侯副乡长的“底细”，是来讨好侯副乡长的，怎么好跟他们翻脸动火呢？
可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也不能听之任之呀！情急之中，侯副乡长立即指派乡里的秘书、打字员什么的，在通往乡政府驻地的各个路口拦挡，让那些前来“出份子”、送花圈的村干部们，不等走到侯副乡长老丈人家的门口，就给原路打发回去了。
可事有凑巧，也就在当天夜里，侯副乡长的老丈人，听说有人为他送花圈一事，心里边一窝气，当真是撒手西去了。
第二天，尽管传来侯副乡长老丈人的死讯是真实的。但，很多人都不相信了；即使有个别人知道侯副乡长真是死了老丈人，也不敢轻易去送礼金，原因是头一天晚上，侯副乡长兴师动众地拒绝大伙来吊唁。
不了解内情的人，都认为侯副乡长是在带头搞廉政，哪个还敢上门送礼哟！
由此，侯副乡长老丈人的丧事办得十分冷清。侯副乡长感到心里边很窝气，尤其是想到那些该来出礼送花圈的村干部们，一个个全都没来，这让侯副乡长脸上不好看不说，相当一部分礼金也收不到了。
当然，这样的事情，对方不主动上门来吊唁，他侯常根作为乡里的领导干部，总不能上门请人家来给他老岳父“出份子”吧。沉默不语之中，侯副乡长的女人出主意说，既然没收到什么礼金，干脆就来它个体内损失体外补吧，把丧事上所收到的为数不多的几份礼金，统统退回去，让乡里的小通讯员，写篇拒绝礼金的报道，图个廉政干部的好名声吧。
侯副乡长女人那么快嘴快语地说了一通，侯副乡长当时没有吭声，可第二天上班后，他默默地找来乡里的通讯员，把老岳父丧事上所收到的几份礼金，让其一一退回原主。
那个鬼精的小通讯员，还能不明白侯副乡长的用意吗？很快以《侯副乡长为岳父办丧，拒收一切礼金》为题，把侯副乡长云里雾里地写进了县报、市报。市电视台专题部的记者，为此专门派来记者，配上专访的部分画面，一家伙把侯副乡长吹成了廉政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