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东去世后，有不少老同志、老朋友，在安慰我的同时，还再三叮嘱我说要保存好孟东生前写的东西，诸如工作上起草的各种文件、报告和工作日记等，这些都是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它反映出陕西文物工作几十年走过的历程。希望我能把它整理出来。
对于同志和朋友的希望和叮嘱，我当时只能是心存感激而无法付诸实施。一则是我还在上班，有自身的工作任务要完成；二则是精神上处于极度悲痛状态，神经极其脆弱，不敢提起他的名字，更不敢看到他的任何遗物。所以对于他留下的那一大堆手稿，只能用几个大蛇皮袋子装着，由北搬到南，又由东搬到西，一直尘封了十几年。
2005年春节，一人独过的我，除夕那天，我请出他的相片，供在了书房里的写字台上，像前摆放了水果和点心。不知为什么，我突然灵机一动，觉得他更爱的是书，是他生前不曾看到的他写的和我写的书。于是，我从书架上拿出一大摞这类的书摆在相片前。
春节过后，相片和书均放回原位，一切恢复了正常。但我的心总不能平静，好像有件事情非做不可。渐渐地思路清晰了——再不能拖了，该把他留下的唯一“遗产”打开来看个究竟了。
打开那一捆捆发了黄的稿纸，不禁使我震惊，我佩服孟东的细心，他把几十年的工作文稿和研究文章的手稿均按类一叠一叠的保存。我在其中挑了又挑，挑出了有代表性的工作方面的文稿数十篇。
自1968年至1988年2月22日（病危入院的当天），他的工作日记基本没有间断，留下的大小日记本40余册。整理他的工作日记有一难一易两大特点，难的是字体特小且潦草，我借助放大镜才把几十本日记通读了一遍，有些字反复辨认才“释”出；容易的是他生前已将历年来的日记本按时间顺序进行了编号，每个本子封皮上还注明了起止年月，从这点上看，他似乎是“归期预有知”。
面对着整理出的几十万字的工作文稿和工作日记，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将其出版一个集子，我想这虽算不上宏文巨着，但它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陕西文博和考古工作在那几十年里走过的曲折路程和取得的骄人成就。
带着这个不十分成熟的想法，我首先与年轻的从未和孟东谋过面的李举纲同志商量。举纲同志不仅赞同，而且还给我出了很多主意。他建议我邀请文博界的一些老同志写点回忆文章，这样书的内容会更丰富，更有意义。
我按举纲的建议，约了几位老同志写点回忆文章，没想到，他们张传王，王传李，相互传递着消息，多年与我失去联系的西安的和外地的朋友，也主动寄（送）来了稿子。最令人感动的是他们有的年老体衰、视力极差；有的身居要位、公务繁忙，均怀着对孟东的深情厚谊写出了充满感情的文章，在这本集子即将出版之际，我对赐稿的朋友和同仁表示深深的谢意。同时也感谢所有怀念着孟东的同志和朋友。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得到了陈全方、刘合心和雒长安同志的帮助和指导，刘合心同志提供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周伟洲教授在百忙之中撰写了序言，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了本书的出版，陕西省文物局和西安碑林博物馆给予了大力支持和资助，特表谢意。
卢桂兰
2007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