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同志在纪念孟东的文章里说得好，说孟东利用业余时间写东西，严格来说，他没有业余时间，他是挤的休息时间写的。事实正是如此，孟东很少在12点以前睡觉。下午从下班到晚上八九点这段时间，家里总是客人不断，有的谈发掘工地的情况；有的谈自己家庭的困难或工作上的不顺心事；有的谈子女的就业问题；有的夫妻吵架闹离婚，简直是五花八门的事都来找他谈。记得一度文管会的一个同志和老婆闹矛盾，老婆在外县工作，原来根本就不认识陈孟东。她怀里抱着个小的，手里拉着个大的，活脱脱像个秦香莲，多次到我家哭诉，要求孟东帮她解决矛盾。像这样帮助和解决文物干部夫妻关系的事，远不止这一对。
晚上9点以后，来人走了，他开始坐在桌前静静思考问题，动笔写东西。经常是我被屋子里的烟味呛醒了，他还在全神贯注地写。我催他休息，他总是说：“你睡你的，不要管我。”无奈，我只得爬起来把窗子打开跑跑烟气。第二天早上，他照样能按时起床，而且非常兴奋的给我说：“你看，我把几千字的报告已经写出来了，今天可以拿到会上讨论了。”他还说：“我这人越到晚上脑子越清楚，写东西效率越高，而且第二天上班也不觉得累，我的精神咋那么大。”他的精神真的是那么大吗？我心里最清楚，他夜里开了夜车，第二天我收拾房间的卫生时，桌子上圆形的烟灰缸里插满了烟头，就像一个大马蜂窝，看着使人恶心。同时我也在为他的健康担心。他哪里是“精力充沛”，他是靠尼古丁的刺激透支健康！
到了1986年和1987年，再很少听到他说自己的精神大了，每逢连着开几天夜车，他总是感到白天上班精力和体力都不济，很疲惫。他不解地给我说：“难道我真的是老了？以前开夜车没啥感觉，现在连着几天12点以后睡觉，总觉得累。”累归累，但是，一遇到急事需要夜战，他仍是在所不辞。
1987年下半年，省上决定制定《陕西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此项任务又落在孟东的头上。在两个多月时间里，他曾七易其稿，尤其是在1987年12月和1988年元月份，打击文物走私的事情很多，白天需东奔西跑去处理，而《条例》的稿子又要得很急，他连着很多天晚上干到三四点钟，第二天照样上班。他已经不是透支体力，而是在玩命！
我当时身体很不好，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回家后，看到他的气色和精神也很差。我郑重其事地给他说：“我住院你不管我没关系，而你也该考虑一下你自己的身体了，不要再玩命了行不行！”他当时给我的回答是：“难道我为了多活几年，就放着工作不干吗？这点我做不到。”他把我噎的无话可答，只得任他去玩命。
九
1988年春节的前一天，他还领着“打私办”的同志去户县、周至、咸阳等县市检查文物安全，下午风尘仆仆回到家，看到他很疲惫的样子，我有些生气地对他说：“你这人也真是的，大年三十还拉着人往外跑，你不过年，人家还要过年嘛，谁家里没点事？”他这次倒没反驳我，给我说：“我给咱买回来个衣架子。”也怪，买衣架子的事我俩已说了很长时间，西安多的是，他一直没买，不知为啥，他跑到外县去冷不丁买回一个，我没多想。
接着，我兴冲冲地把一幅用红颜色拓的龙纹瓦当拓片往镜框里装，准备挂起来迎接即将到来的龙年。他看到龙纹拓片后，十分严肃的给我说：“你不要挂！”我诧异地问：“为什么？”他说：“龙年有什么好？”龙年不吉利，龙年有不幸的事情发生。我就更不理解他的意思，他接着又解释说：“你没有想想1976年是个啥年？”那一年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我一下明白了他的意思，很快把要挂的拓片收起来了。但我绝对没想到这个龙年真会有不幸的事情降临到我头上。
正月初一晚上，他感到胸口疼痛。初二上午，他像往年一样，先去给武（伯纶）老拜年。与往年不同的是他在武老家坐的时间特别长。事后，我听武老和他的夫人讲，那天孟东和武老谈了很多文物方面的事情。初四他又去拜访了老局长庾招吉同志。
那年的春节只放五天假，初六他要去上班，而他胸口疼得已很严重，靠止痛片维持，我劝他先去看病然后再去上班。他说：“开年的第一天我不能不到岗，要看病也得改天。”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于是我们就各自上班去了。下班后他回来较晚，说是又到一个同志家拜年去了。我看他精神很差，劝他早点休息。他又提出去老靳（靳德玉同志曾是博物馆领导人之一，当时已离休，和我们住在一个家属楼）家拜年，我让改天去，而他执意要去。
从老靳家回来，他给我说：“明明（我们的二女儿）的待业问题，我给老靳说了，他答应给馆里的领导说说，春节过后让她去馆劳司上班。”
事后听老靳同志说，那天晚上孟东在他家谈的事情也很多，其中谈到他的父母，谈到我的身体，谈到二女儿待业的问题，说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三个问题。老靳也觉得他谈的话有些怪，但并没有多想。
这个晚上，他翻来覆去基本没睡。我心里也很着急，盼着天明赶紧带他去医院。早上他坐起来穿上上衣，我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反正不太好。”接着，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叠钱，给我说：“慧杰（我弟弟）让我给他保存的500块钱的存折，昨天我到银行取出来了，·这钱你保存好，啥时候他来了你交给他。”我推辞说：“你拿上不是一样吗。”他坚持说还是你保存着吧，这点利息我拿上。接着，他又指着床对面的书柜对我说：“靠窗子的那个抽屉里放的钱用纸包着，钱数我写在纸上，那是吴永琪帮我买烟的钱，年前没来得及给他，以后你想办法给他送去”。
他坐在床上安排的这些事情，我也感到有些奇怪，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的病的严重性，更不知道他是要不缺不少别人一分一厘而清清白白的离开这个世界。
早饭他没怎么吃，我已安排好大女儿上午陪他爸去看病（因文物库房门上的封条年后要开封，我作为保管部主任，这天不能不去上班）。我尚未离开家，他倒先提出要去局里，我一看急了，一边阻拦他一边说：“你今天决不能再硬撑着去上班了，昨天让你看病你不去，今天无论如何也得去医院，看看到底是什么病。”他说：“今天局里开会，研究文物工作会议的材料，我不去不行。”我非常生气地冲他说：“几十年我没拖过你的后腿，今天你就是不能去上班，我就不相信离了你地球就不转了。”他不仅没生气，反而像个小孩子似的，以哀求的口气对我说：“我求求你了，求求你放我今天去上班，我只去一天，明天我一定安心看病。”唉！我拿他没办法，只好又放他去上班了。
这天，他在局里开了一整天会，不少同志都看到他不时地往嘴里塞止痛片。下班后很晚不见他回来，晚饭都放凉了，我心里十分焦急，给孩子们不停地念叨，孩子们哪里知道他爸的病的严重性，大女儿不时安慰我说：“妈，你急啥，我爸按时回来过几次？哪天不是很晚才回来，今天也说不定是又有啥事缠着他了，咱再等等。”我实在放心不下，就到三楼去问郭长江同志见到孟东没有，老郭告诉我说：他们在一起开会，下班后大家往外走，孟东蹲在大楼（省政府大楼）门口，说他胸口疼得很，走不动，让我们先走。
我感到事情不妙，正准备让大女儿骑自行车接他，他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家，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什么话也没说，我准备给他端饭，他只说声“不想吃”。接着就是大汗淋漓，头上的汗珠像黄豆粒大，面色苍白，呼吸急促。我又怕又急，正要找车送他去医院，刚巧局里司机贺永昌同志进了我家。小贺本来是第二天要去广州出差，来我家问问老陈带不带啥东西。不料一进门看到老陈成了那个样子，我们赶紧就坐小贺的车往医院去。当车开出仁义村村口时，小贺问我：“往哪个医院？”我只想争取时间，越近越好，就给小贺说：“送粉巷第一医院”。
当晚，第一医院门诊急诊室值班的是一位男大夫，他接诊后看到病人情况严重，直接给插上氧气，连病人的姓名也没顾上问，更没来得及写病历，就直接通知住院部用担架抬进了抢救室。可万万没有想到，当晚门诊急诊室值班的那位大夫，原是孟东给他帮过大忙的人，他只知道陈孟东的名字，并未见过面。事后，当他得知那天晚上经他手送入抢救室的人是他尚未谋面的恩人时，他痛哭流涕，他说这事使他遗憾一辈子。
送进抢救室，大夫立即向我发出“病危通知书”。
在抢救的30多个小时里，闻讯前来探望的同志们很多，大夫怕影响治疗，坚决拒绝大家进入抢救室。只有局里的余莉莉等几位同志，趁着大夫和护士不在，闯进了抢救室，临走时，孟东用依依不舍的眼光看着他（她）们，嘴里说着：“莉莉，再见了！”“再见”二字说的很重很重。
在抢救期间，他给我说的话不多，只是说：“我太累了，我已经精疲力尽了，我需要好好地休息。”
公元1988年的2月25日凌晨3点40分，他把命玩够了，丢下了他比命还看重的文物事业、带着他对同事们的深情厚谊、带着他对家庭和孩子们的牵挂，他走了，他去休息了，他永远的休息了。
不知为什么，他手上带着的表，也正好停在3点40分不走了。
更奇怪的是，在2月24日那天，丝毫没有变天的征兆，即使在他停止呼吸的前十几分钟，因呼吸困难让我开窗子，我仍看见天上有星星。而25日一大早，突如其来地下了一场大雪，三秦大地披上了银装。难道天、地、人真是相通的吗？正如秦俑博物馆的同志们在《哭孟东（调寄江城子）》鞔词中写道：“秦岭哭，渭水哀，雨雪霏霏天地同情怀……”
在为孟东办后事的过程中，来的人很多很多，其中有两个人引起人们的注意，尤其引起文物局有关人员的关注，因为局里的一些领导和他们认识。一个是我的表弟——时任陕西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的温书成；另一位是省编办负责人——原陕西省省长，后任安徽省省长的赵守一的长子赵联同志。按现如今人们正常的逻辑思维，陈孟东这个人不可能有这样的社会关系。所以，这二人频繁进出我家，不免使一些人奇怪和不解。
其实，说怪也不怪，几十年来，孟东从来不把亲友的权势与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连在一起。因为他不是凌霄，他是竹子！
这就是真实的陈孟东！
2007年清明前夕
卢桂兰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
怀念父亲
陈曦
十年一瞬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这20年对我们家庭来说既短暂又漫长。和父亲相隔两地的茫茫相思之苦，难以言表，寥寥几笔，更难叙尽爸的恩情。妈让写一篇纪念爸的文章，很是踌躇，不敢写，更确切地讲是不敢去回想，不敢推开这个用了多大努力才封闭了的门和揭开这个好不容易才结了痂的疤。
那是春节过后的第二天上班，到了下班时间，左等右等不见爸回来，大约过了一个钟头，爸脸色苍白地进了家门，家里来谈工作的客人已在等，送走了客人爸便虚脱了。慌忙中送进了离家最近的医院，刚入院即下了“病危通知书”，治疗后病情较稳定，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晚上突然出现呼吸困难，急忙去找值班医生，却左右叫不来熟睡的那个医生，好不容易请来了，却满面不乐意地敷衍了事，就连心脏按摩都是在我们的哭求下应付地进行的，尔后漫不经心地便宣布了结果。父亲没有留下一句话，匆匆地走了。我们更是不知其所然。这个现实也好像是过了几年后才被接受……我只知道鲁迅讲他的父亲是被庸医耽误的，可不知道鲁迅之后几十年的现实中竟会有这样的无德更无人性的医生！还算配叫做医生！
尔后的日子一直是在悔恨中度过的。如果当时不送到那家医院；如果不遇到那个医生；如果当时稍有一点医疗常识，知道心脏按摩、人工呼吸；如果对爸的身体状况稍有一点关注；如果是现在生活的环境；如果、如果……
我恨那个医生、恨那家医院！父亲离世后不曾再进过一次。就连那个医院的门前都不愿经过。
这些永久都不能抹去的记忆，影响了我们几十年。再过几年，我也到了父亲去世时的年龄，算一算父亲的一生是多么的短暂和匆匆。
时常仿佛还是看到，父亲每晚送走了谈工作的客人后才伏案书写，不知到了深夜几点才去睡觉，临睡之前总是轻轻地推开我们的房间，察看是否盖好、睡好。在爸眼里我们好像还总是孩子。爸去世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恍惚中好像总是看见他半推开门来探看的身影。
我对神灵不曾相信，可有一件事情至今不能理解。有一天晚上，梦里看到爸牵着奶奶不知要往哪去，因为梦里出现了爸，忽然惊坐起来。可之后老家来了消息，奶奶就是在那个晚上离开了。有人说这是血脉相通的缘故、是种感应。研究者们可能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科学性的解释，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我宁可相信是父亲时常在我们的周围，永远地关注和呵护着我们全家人。
从小到大对父亲的记忆太多太多，多的理不出头绪来。第一次看到停着的飞机可能是刚上小学的时候。爸去出差，专门让我去机场送他，好让我见见世面。当时的飞机不是很准时的，那天也正好晚点，有幸吃到了凭机票才能吃上的机场餐。
能带我们去的地方，爸总是尽量带我们姐妹去。观光名胜、花市、鸟市……小时候养过鸡、鸭、鱼、兔，应有尽有。爸率领我们开垦了院子里的闲地，种满了葫芦、豆角、各种花草。结的满棚的拳头大的小葫芦成了全院小孩的玩具，爸又给我们雕刻成非常精美的装小虫的笼子，笼盖雕的像莲花瓣一样。我们玩的象棋、动物棋等都是爸手工制作的。我们姐妹每个新学期用的课本都由爸亲手用旧年历给包上一丝不斜的书皮，然后再在上面潇潇洒洒题上各自的名字，尤其是写“陈”字时的那个独特的笔画，羡慕的我模仿了好几年。
爸的笑话更是一大堆，在那个买任何东西都凭票的时代，有一年过年，爸买了几条鱼，当时没什么包装，只是用麻绳穿了鱼嘴挂在车把上，又正逢下雨，披着骑自行车专用的雨衣蹬车回来了，到了家里，只剩麻绳不见鱼，不知什么时候早掉在路上。
有时也有些小恶作剧。小妹才几个月大的时候，我们出去看戏，由他在家照看小妹，回来后看到，他竟将小妹还穿着带脚棉裤的脚套上我的球鞋，脸用墨给画成了个老包公。那种要给我们意外的惊喜的表情和那种童真，一直不能忘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