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文物、研究文物、宣传文物，在陈孟东同志工作活动中是贯彻始终的。他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台等媒体宣传党的文物政策和法令，从《陕西日报》上登载的《全省文物普查试点工作取得显着成绩》（1980年9月12日）、《文物报道中应注意真实性和政策性》（1980年11月25日）、《采取积极措施，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1981年6月10日）、《在党的政策指引下，我省文物考古工作取得巨大成就》（陕西广播电台，1981年6月25日）、《（陕西省文物保护管理暂行办法）名词术语解释》（1982年1月31日）、《保护文物，人人有责》（1982年1月31日）、《全省文物普查胜利结束，新发现一大批重要文物》（1982年11月28日）、《认真贯彻（通告），严惩盗掘和走私文物罪犯》（1987年6月20日）等篇目上看，紧跟形势，积极主动，对提高广大群众的文物意识有着重大意义。他为领导起草的报告、总结、讲话，都是紧紧地围绕着这一主题的。他还多次组织科研学术讨论会，编辑了第一本《陕西文博考古科研成果汇报会论文集》，对我省文博系统科研工作起了促进作用。先后还为兰州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大专院校讲课30余次。1986年出访日本期间，多次演讲，受到同行和日本友人的称赞。
为了陕西考古文博事业，孟东同志反对以权谋私和不正之风，克己奉公，生活俭朴，不计较个人得失，勤勤恳恳，呕心沥血，死而后已。
三、研究是为了更好的保护
陈孟东同志从事文物保护管理工作20多年，专心致志，没有见异思迁，而是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在文化局“社文处”，仅是他一个人，后来才增加了个办事员，承担着全省的文博管理任务，其辛劳是外人难以想象的。这同那人浮于事、“一杯清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遇事绕道走，名利打破头”的衙门作风形成鲜明的对照。
除过繁重的工作，他刻苦钻研，写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学术论文。除过报纸上多篇面广的知识性介绍之外，在专业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就有《秦陵兵俑衔级试解》、《秦陵兵俑爵级考》、《跪射俑、立射俑新说》、《陕北东汉画像石题材综述》、《榆林地区一批馆藏宋金元瓷器》、《陕西发现一件两诏秦椭量》等等。
对秦俑衔级和爵级的考释，是秦俑研究中的开篇之作。当大家热衷于对秦俑作一般性描述和艺术性夸耀的时候，孟东同志独辟蹊径，由秦俑的装束和在军阵中所处的位置入手，对照秦爵20等，给予定位，开辟了研究的新课题。当时，他谦逊地对我说：“你们都在搞大题目研究，我这是拾些小材料学习哩！”
我在秦俑考古队就深有体会，文物研究正像海滩拾贝一样，在落潮之后，那些大贝壳往往被捷足先登者捞走，后到者，拣到的都是前人指缝露掉的。“小处见大”，小材料同样可以做出大文章。孟东同志凭借的资料和观点，受到当时条件的限制，但他这一题目，却给了我们以新的启示。在这个基础上，结合我《秦俑专题研究》一书的计划，重新作了进一步补充研究，从而写出了《战士风霜老将军雨露新——秦军官俑与士兵俑概论》一文。在注文中，我为陈孟东同志鸣不平，特别强调“他进发的思想火花，却变形地被吸收，正像其他非秦人士及其论着的成果一样，名不着，功不显，似无功于秦，岂容享受殊荣。这无疑是秦俑研究的一种悲哀！”以此作为纪念。
在文物考古文章里，对外观现象描述容易，要作合理的分析和中肯的结论就比较难，其中的理论修养、文献功底和哲学思辨水平，就显出差别来。如果说《榆林地区一批馆藏宋金元瓷器》是一篇名实相符的瓷器名品收藏的话，其间调查、录取的费时费工自不待言，但结语就免不了局限在传统的程式上——概括那么几句。不过，孟东已看到宋瓷产量大、销路广同交通的关系，并指出榆林地区用瓷是以耀州窑系和磁州窑系为主的北方瓷。欠缺的是，没有进一步指出同当时政治、军事和民事的关系。也许他觉得这是另外一个须待引申的问题。
而《陕北东汉画像石题材综述》同前文不同，把实物内容和文献紧扣，有概括，有分析，确实是一篇综合性的好文章。对陕北东汉画像石的题材分成农业、畜牧业、狩猎、出行宴饮、建筑、日常生活、舞乐百戏、宗教神话和历史故事等八大类，从历史背景叙述上引出发生与存在的基础，再由刻画内容上找出等级制关系，最后反映出东汉时期陕北的社会生活图景。总之，这篇论文从总体框架把握到具体的考释，都可以反映出孟东同志有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有着执着的学习钻研精神和深厚的文献功底。
真正的学术研究，是需要时间，是需要甘耐寂寞的，而孟东公务缠身，竟能写出一篇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恐怕不能说是“天赋”吧？如果说他是利用“业余时间”写的，恐怕也并不确切，因为他并没有“业余时间”可以利用。那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挤了“休息的时间”。对这，从卢桂兰那里得到了确切的验证。
陈孟东同志写学术文章是为了什么？为评职称？为提级？举凡这些，对一个淡泊名利的他来说都不存在。因为回到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就可以看出他在以身作则、鼓励陕西文博界哩！倘若使孟东从事科学研究的话，肯定不在今日很多“着名学者”之下。
可惜孟东同志一部《秦始皇》书稿还没有来得及付梓，就在50岁上离开了我们！陕西考古文博界损失的不仅是难得的管理人才，而且科研上折损的是一员大将1
2007年2月4日-9日于旧金山
王学理原秦陵考古队副队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遥寄孟东
心泉
二十年前，
您已高路入云。
孟东啊！
您今在何方？
我曾站在太白山之巅，
看天际，
群星闪耀；
孟东啊，
您是哪一颗明星？
北斗指示说：
您在东方。
二十年后的一个黎明，
我站在华岳顶峰，
等待着喜观日出，
早早升起的紫微，
我问：
孟东啊！
您那样的安静、璨灿，
仿佛您在给我耳语，
我已是“长庚”！
黄昏，
我又在秦巴之间的汉水，
岚河已更名永生！
忆起，
忘不了的岁月，
是您，
派专业人员来，
阳（平关）安（康）线上，
及时抢救了，
柏树岭“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专列运回东方剑齿象化石，
陈列于“半坡”；
拨专款保护了旬阳蜀河九龙山下的
红军老祖庙（墓）。
孟东啊！
您只是“一滴水”，
在浇注一个地方的文物保护事业。
同业们深知您，
对文化事业曾浇灌了“千滴、万滴……”
不！
这不是水，
这是您的心血啊！
如今，
您可知，
骊山脚下，
后继有人。
换了人间；
始皇陵区公园建，
百花盛开，
春色满园。
孟东啊！孟东！
等您乘彩云归来时，
我将精选一束多色的“百合花”，
迎接您的到来，
献花后，再紧紧拥抱，
拥抱！
2007年清明于荷斋
心泉陕西省文物局副研究员
回忆陕西文博事业的开拓者陈孟东同志
禚振西
陈孟东同志虽英年早逝，但将毕生精力献身给了陕西文博事业，每每想起他，一些相处的往事总难以忘却。
我和孟东相识，已有半个世纪。我们曾是西北大学历史系的学友，他1958年入校，虽然同系不同级，但因都是校、系学生会的学生干部，又处在“大跃进”的激情岁月中，学校的业余活动多，在校期间就和他有联系。再加之上下年级的考古班在同一教室里上大课，所以也就比较熟悉。
大学时期的孟东，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为人谦和，对担负的学生工作认真负责。当时的大学里，曾安排有射击和无线电等军体活动，要求在学生中进行普及和“达标”活动。孟东那时是西北大学国防俱乐部的学生干部，负责学校无线电报务队的工作。他不仅以身作则带头学习和钻研技术，在全校的无线电收发报比赛中荣获第一名。同时，又认真负责地在校内各系开展普及活动和培训工作。所采用的方法是先培训各系的技术骨干，再由系上普及到班级。我当时是历史系团总支的军体委员，属应培训的学生干部，但自己对背诵和操作那些“达——滴——”、“滴——达达”之类的收发报符号感到枯燥乏味，不耐烦去学它。孟东就进行开导：“心一静就好学了，”还告诫说：“你是系军体委员，连你都不想学，系里的活动能开展好吗？”随后还手把手地耐心施教。在他的认真负责和耐心细致地培训下，历史系的此项活动才得以达标。五十年过去了，在西大上学时孟东负责开展无线电军体活动的情景，仍然清晰留在自己的脑海中。从那时开始，自己也逐渐养成了对职责以外的社会工作也都认真负责的态度和习惯。
1961年我从西大毕业，分配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陈孟东。只听说他次年由西大毕业后被省文化局挑了去，一直在文化局的社会文化处负责陕西的文物和博物馆工作。当时，省考古所归省哲研所（陕西社科院前身）管辖，和陕西省文化局分属两个系统。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忙工作，和他几乎失去了联系。
再一次和孟东有较多的联系，是文革后期的事。
文革后期全国开展“斗批改”，这种“斗批改”实际上是对原有省级直属单位一次“斗批散”式的大调整。原哲研所撤消了，将省考古所与省博物馆和省文管会合并。我们原考古所的一部分人员从雁塔路搬到了省博物馆所在地的西安碑林（另一部分人员下放农村），变成了省文化局的属下，也就成了负责陕西文物工作的陈孟东的部下。当时我们都住在博物馆四合院式的家属院中，门前门后距离咫尺，因与他夫人也是同学，来往也就多了。这段时间不仅较多的认识和了解他，而且还给自己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1970年，合并后的陕西文博考古界，在陈孟东同志领导下，在全省境内开展了文物普查工作，以便及早地保护好那些在文革浩劫中尚未被毁坏的文物。在今天看来，文物普查是件很普通的业务活动，但在1970年的中国却很不简单。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全国的文博考古工作，因受文革“破四旧”和“将帝王将相赶下历史舞台”的致命冲击，整个工作停顿多年，人员被下放劳动，文博单位几乎全都处在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工作，还是文革中国内的首次。这种率先的举措，冒有很大的政治风险，领导者必须有胆、有识、有魄力，并具有对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孟东正是具有了这些品格和胆识，在那种文博事业的数九寒冬中，领导了陕西文博界的专业人员，开展了一次全省性的文物普查和抢救活动。因为当时还处在文革中，我们这些专业研究人员，对运动中受到的各种冲击还都历历在目，对长时间不能进行业务工作又深感痛惜。对能开展此项重要的文物工作，从心底感到由衷高兴，犹如久旱逢甘雨一般的欣喜。无奈自己时逢小儿刚满月，正休产假，不能参加，心里十分惋惜。孟东是整个普查工作的组织领导者，根据每个专业人员的特点分配和安排工作，留给自己深刻印象的是他的知人善任，看人和分配工作不拘于学历和资格，更注重责任心和实际工作能力。对杜葆仁的使用就说明了这一点，葆仁是高中毕业，自学成才，没有大学学历，但孟东安排他先担任陕南汉中地区普查组的负责人，领导着几个有大学学历的老资格研究人员进行工作。完成任务后，又被安排为渭北地区普查组负责人。杜葆仁不仅很好完成了普查抢救工作，还根据其调查资料写出了几篇文章，以秦中行的笔名发表在刚刚复刊的《文物》期刊上。当时孟东曾多次对我说：“老杜是实干家，田野工作和写作能力都很强，你要多支持他。”还说：“老杜肯钻研，是个真正的学者，别看他没有大学文凭，学问不比你差。”他对杜葆仁的这种信任、支持和鼓励，使我很受感动，自己明白，这是孟东对文物考古实践工作的重视，也是对能够长年坚持在田野第一线进行不断探索和研究的同志的肯定。
孟东对实际工作能力很强的文博业务人员的信任和支持，还表现在安排他们担任其他重要业务活动上。文革后期，国家为抢救和保护文物，为尽快恢复全国的文博事业，1975年在北京举办了一次《各省、自治区新发现文物汇报展览》，当时各省派出的赴京人员，多是资深的业务骨干，孟东和有关领导研究后，陕西省派出了杜葆仁为组长，吴永琪、刘定宝为成员的展览组。展览组赴京后，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和希望，三人同心合力，努力工作，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而且在京期间，杜葆仁等还协助因文革停刊多年刚复刊的《文物》杂志，整理和审阅了大批的积压稿件，支持了《文物》顺利复刊。
回想起来，正是在孟东同志的信任、支持和鼓励下，杜葆仁在上世纪70年代，足迹几乎踏遍了陕西全省，曾考察了陕南、陕北和关中、渭北各个重要遗址和汉唐帝陵，以及古代的水利、交通、地震等，发表了多篇研究文章。作为杜葆仁的妻子和一个考古文物研究人员，孟东给予葆仁的信任和支持，以及所说的那些话，自己终生都不会忘记。而且，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将一直怀着对孟东的尊敬和感激之情，这种深情的感激，是部下的，也是作为学友和同志的。
孟东和我的业务往来，是我开始从事耀州窑考古时的事情。1973年，位于耀州窑遗址的铜川灯泡厂基建，省文管会派我和李诗桂前往工作，在配合基建发掘时，找到了宋代的窑炉，出土了很多瓷器。回来后向文管会和孟东同志汇报了收获。他告诉我：“在陕西搞瓷器就要搞耀州窑。”还说：“不要都挤去搞周秦汉唐的宫殿和陵墓，大家挤在一起容易闹矛盾，消耗精力。不如去搞点别人不搞的，别人看不上的工地照样可以出成果。”我想了想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遂将学习和工作的主要方向转到了陶瓷考古上，而且成了自己终生研究的目标。
1974和1976年，我又去发掘铜川市玉华窑。孟东不仅给办了各种手续，拨出了发掘经费，而且在发掘期间还亲自到现场去看过两次，就是在发掘现场上，他做出了建立玉华文管所的决定，又亲自去看了选取的所址，还专门看了所址门外的小庙和玄奘从印度带回栽种的七叶树（当地称“娑罗树”）。他用手掌拍着粗壮的古树，对我们说：“玉华宫遗址和这颗古树都很重要，都要保护好。玉华瓷窑址比不上宫殿和寺院遗址，但也是玉华遗址的一部分，全要保护好。”不久，他就给玉华批复了建立文管所的专项经费。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包括玉华窑、玉华寺在内的玉华官遗址得以完好无损的保存下来，孟东的远见卓识起了主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