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物征购方面，那些年代，因地方财政没有这项专款，因此，大量有价值的文物得不到及时收购，流失严重，给文物走私贩造成可乘之机。榆林的同志说，他们那里常常有从山西过来的人收购文物。有一年我和几位同志在延安工作后，返回西安，途经洛川，该县博物馆馆长左正让我们看一批文物，有燕王职剑、汉画像砖、秦汉瓦当、多幅水陆道场图、四幅于右任草书千字文，说是由群众手里征集的，但至今没钱给人家。看后大家都认为很珍贵，我让左正连夜造册登记，开出一个价目表，准备带回西安请示省文物局。回来后面见杨达局长，说明情况，出我意料，杨局长说为这事陈孟东同志多次反映，让局务会议研究，拨出一项专款，今后外县有此类情况时，经省文管会核实，报文物局拨款。并且说，这个报告你签个字交给我。通过这件事，对我感受最深，这位同志真是干实事的。
“仁者爱人”，“君子爱人以德”，对朋友，对同志，孟东同志是本着这个原则的。和人交往，总是以诚相待，关心别人胜于关心自己，这是和他打过交道的人的普遍反映。有同志病了，没有车，他背着上医院。那一年，根据最高指示，要求干部拉练，文化局组织了一个数十人的拉练队伍，他是负责人之一。每个人都背上几十斤重的行李，由西安出发，途经长安、户县、周至、岐山、扶风、武功、兴平、咸阳，之后返回西安，行程几百里，历时半个月。当时我患有严重的胃下垂（下垂三公分），一路汗流浃背，走到周至，不知怎的被他发现了，他当众宣布，任命我为行军记者，将行李放在车上，徒步行走，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在为孟东开追悼会的那天，远在榆林、延安、铜川、宝鸡、渭南、汉中、咸阳等文物界的同志都赶来参加，是一次盛大的追悼大会，也是对孟东同志生前尽瘁陕西文博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追述和纪念。有送花圈的，有送挽联的，还有赋诗悼念的。礼泉昭陵博物馆馆长孙迟的诗：“龙年人口失隽才。谁安排。雪皑皑。痛望穹苍，愁泪结阴霾。事业操劳忘自身，心耗碎，鬼嫉猜。年华艾壮待盛开。任黄埃。掩清白。遗稿千叠，未了素情怀。料得神魂思旧谊，明月夜，梦中来。秦地文物与胜迹。存点滴。知跷蹊。如数家珍，了了说今昔……”最有代表性。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十秋。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同志起来，在文物保护，考古研究，以及博物馆事业方面，可能会超过他而做出更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前人的功绩。
王翰章原陕西省文管会办公室负责人、副研究员
揪心的思念——陈孟东逝世二十年祭
雷达
我识孟东，在1970年7月。那时，我刚从省南泥湾干校调到文化组（即后来的文化厅）工作，是文艺组的干事，负责专业文艺创作。他在社文组，任副组长之职，负责全省的文物工作。那时的文化组一共才十来个人，我们天天照面。不久，我被调到社文组，就与他朝夕相处了。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位朴实随和、不拘小节的人，但却也是一位对工作十分认真且办事麻利的人。风风火火，四处奔波，决而必干，干必有果，这是我对他的总印象。
那时，社文组只有三人，王天德任组长，他任副组长，我任干事。平日，相互直呼其名，似乎官兵难分，颇有点“老区之气”，“延安之风”，也同解放初官民那样的融洽。说是有官、有兵，实际上，是各人干各人的事，谁也不代替谁，谁也不干扰谁。三人分工明确，王负责全盘，兼管美术；他管文物，兼管群众文化；我管群众艺术。孟东说是个副组长，可看不出一丁点儿做官的样子，梳着常竖起的分头，戴副镶红边的眼镜，走路很快当，说话笑嘻嘻，大大咧咧的样子。可他总是忠于职守，专抓文物，而且是全身倾注，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所有工作亲自干，所有重担一人挑。我虽为“干事”身份，但他从来不拉我干他的事，理由是说我的工作够繁重的了。用饭的时候，他总喜欢蹴着吃，边吃边聊，吃完就走，和他平时干工作一样的干脆。我打心眼里喜欢与他共事，觉得与他相处，用不着什么“提防”和“戒心”，因为他对人太实在、太诚恳了。我的习惯是蹲办公室，而他总是喜欢往外跑，跑回来就写呀、印呀、发呀的，不知道他都干些啥，可不久，就会有新闻传来，奇迹突现。
由于“各自为政”，那时，他都干了哪些于国、于政、于民、于文有益、有利的事，已记不清了，只知他那时是文化大院的一个闪光耀眼的顶梁柱，一个忙忙碌碌的实干家，一个有真才实学的文化人，一个真诚待人的真君子。
这里仅以记起的两三事，说说我记忆中的孟东君。
屡闪金光的智才
大约是在1970年的什么时候，他兴奋地说西安何家村工地挖了两罐子金银器，是唐代的。这个爆炸性的消息，不仅震惊了整个文化大院，而且传遍了西安、全国、全世界，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和急于观赏的奢望，我们自然有条件可先睹为快的了，他领我等去看，那金光闪闪的绝世艺术精品，使人看得发愣、入迷，深感神秘莫测，久久不愿离去。有金盆、金碗、金杯、金龙，有银盘、银盒、银碗、银罐、银铤、银饼、银板，有琉璃器、水晶器、玉带和金、银、铜钱币，还有金箔、玉材、宝石和鎏金鹦鹉纹提梁罆等器物，琳琅满目，令人惊叹不已，同时发现的还有贵妃用的“香囊”，有唐玄宗的舞马纹银壶，有神秘的“金开元通宝”，有多种贵重药具和药物等，计千余件。那鎏金舞马衔杯银壶、素面罐形带把银杯、狩猎纹高足银杯和镶金兽首玛瑙杯最为耀眼，不禁使人想到“舞马衔杯醉如泥”等唐诗名句来。
不久。便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行了隆重的陕西省新发现的文物展，轰动全国。我有幸沾光于孟东，参观了那次展出。看到络绎不绝的人流，目击闪闪发光的精品，我置身于骄傲的“秦人”队列，有着与孟东一样的快意。他跑前跑后地忙活着，都是与展览有关的事。在遭受“文革”践踏的中华大地上，能有这么规模宏大的文物展览，确实是威震四海，誉满八方的了，也确实是太难得了。
于是我想到了跑前跑后忙活着的孟东，他是一位善于独立思考、独立工作和富有创造力的人。记得那时，他不管外边多乱，也不管对他有何非难和看法，就是抓住文物工作不放，一股脑儿地要干到底，这是他超人的长处，也是我对他最佩服的一点。我常思忖，虽然发现、挖掘、整理者是众多的文物工作者，但在组织、协调、宣传、推介和有效保护方面，他却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正由于此，又连续发掘了被后来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兵马俑等一大批新出世的文物，这使他名声大振，威望极高，多次受到上级的赞扬。
看得出，就如同那一千多件金银器一样，在组织、管理工作中，他有着超人的屡闪金光的智才。
雷厉风行的干才
1971年春的一天，听说他要去乾陵考察懿德、章怀太子墓的挖掘，出于好奇我提出同往，增长点见识。
先看的是永泰公主墓。长长的墓道壁画紧紧吸引住我的目光。他耐心地给我讲解着，这是墓志铭，这是侍女图，这是后椁线雕画……
至懿德太子墓时，已是中午时分。只见广阔的麦田中堆起一座小山似的土丘，走近“犬”字形的木架旁，看到了深深的墓坑，只听孟东喊了一声，从墓洞里钻出个人来，这是正在挖掘墓道的王仁波专家，他穿着一身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蓝色工作服，身上脸上全是土。由于这墓道才开始挖掘，并没有见到什么宝物之类的东西。只见他与其他工作人员一边运土，一边说叨些什么。孟东询问工作进展情况，他一一道明。问有无新的发现，他兴奋地说，你们来得正好，可看看你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一样东西。孟东拉我沿墓坑两壁挖的脚窝，小心翼翼地下到墓道底，才知道是要我们看看他们所发现的绸缎”。由于害怕风化，只能钻到墓洞里去看。当我借着微弱烛光看到那花纹清晰的绸缎残片时，仿佛见到一千多年前唐王、贵妃所穿的金光闪闪的宫服。“多美的花纹呀！”我俩不约而同地赞叹着，只可惜放在王仁波先生手心的那个绸缎残片瞬间化成了灰烬。
钻出墓洞，爬上墓顶，孟东浑身是土。我想，这大约就是他常年风尘仆仆的形象吧！两年之后，当我来到这两个太子墓，参观墓壁那形态各异，色彩绚丽的仪仗图、架鹰图、鹰犬畋猎图、列戟图、出行图、马球图、演奏图、侍女图、观鸟捕蝉图、迎宾图和唐三彩、陶俑时，便想到了我们去乾县看绸缎残片的那一幕。
忠于职守，雷厉风行，尊重专家，深入群众，吃苦耐劳，这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
知人善任的高才
1970年春，我正在省南泥湾干校学习劳动。记得某日在地里修水渠，干校一位领导给我讲：“好好干吧，不干就没有机会了。”我觉得这话里有话。经打听，才知道上级已派人来校考察，决定调我回省上工作。不到一周，我被调回，分配在当时的“文化组”。
至于调动的细节，我是一字不知的。半年之后某日闲聊，当时文化组的主要领导人庾喆吉问我：“你知道是谁推荐你到这儿的吗？”看我摇了摇头后他道出“陈孟东”三个字来，这使我有点惊讶。其一，孟东与我素不相识，他怎么会推荐我呢？其二，半年多的相处，从未听他谈及过此事。不禁想到，在那个动乱的年月，我能成为第一个从干校调回省政机关的人，确实是幸运的，而其举荐者，竟是一位与我毫无关联的陌生人。于是，出自一种自发的“报恩”之情，我打心眼里敬佩他，敬佩他的选贤任能，敬佩他的一心为公。但当我询问他的时候，他却淡淡地笑着回答：“谁让你是个年轻的高才呢？”原来当时上级指示，要调几个年轻的、懂业务的人来机关工作，为此，他在深入省艺术馆调查时，才了解到我的情况，于是特向领导推荐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一心为公的人，是一个忠于党的事业的人。我在机关工作的努力与进步，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
1973年12月，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记得他当时任机关党支部委员，对我的申请、思想、学习及业务，都多次给予了同志式的关心与帮助。文化组成立以来，从未发展过党员，我是第一个被培养的发展对象。“文革”乱势刚过，整顿在即，当时对发展党员很严格，讨论前组织决定要我下农村蹲点一年，进一步接受考验。孟东知道我自师大毕业后是一个在五六年较长的时间内连续在凤县、礼泉、咸阳、延安等地下乡锻炼过的人，怕我想不通，找我谈心。我说，我服从组织的决定。他可能怕我言不由衷，安慰地说：“你是位喜欢搞写作的人，下乡后还可以写点东西的。”对这样的同志、朋友式的关心与体贴，我至今记忆犹新。
给我的感觉，他既是一位尊重人才的人，又是一位乐于助人的人。
博学深研的真才
孟东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文物事业的管理者，而且是一位极喜读书和苦于钻研的学者。
我手头，有一套名为《陕西名胜古迹》的书，是孟东得知我喜欢钻研历史后于1983年特意送给我的，每每翻阅，便想到了他。想到他的苦读，想到他的学识，也想到他在壮年之时的学术成就。
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位极喜收罗历史书籍和最爱读书的人，常见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文物》、《考古》、《人文杂志》和其他书刊。他常向我透露文物信息，陈述他对某某问题的观点，使我在文史知识方面受益匪浅。给我明显印记的是，他是一位学者型的文物管理者，难怪对我省的文物研究，他是那般的专注，又是那般的倾心。
幸运的他有一位与其同道而行、朝夕与共的妻子卢桂兰。他们的风雨同舟、默契合作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71-1973年，我参与文化外事工作，常与卢桂兰女士打交道。三年分三批接待各国驻中国大使到陕西省博物馆参观，都是请卢桂兰亲自讲解的。她的博学、专业与口才，是当时省内一流的，流利如泉涌的解说，征服了所有的参观者。记得有位日本学者，一连在博物馆内仔细看了三天，许多疑难问题，都由她解答，可见她对陕西历史文物见识之精到。
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他与卢桂兰合写的《秦陵兵俑爵级试解》及他与刘合心合写的《魏长城》和《古建筑的保护与管理》等论文，深感他又是一位一直在做着大学问的人。
试想，如果不从事多年对文物的科学管理，不风风火火、辛辛苦苦、不间断地下乡调查，不从理论的高度去审视文物的价值，能写出这般有分量的学术论文么？
于是联想到，他所有的优秀政绩，正是在早已具备的苦行、勤学习惯以及深研文物知识并有其新的发现和一定的理论建树之后取得的。由此观之，他是一位德才兼备、很是称职的优秀的文物事业管理者。
这些年，在我到陕西各地了解文化工作的同时，都免不了要去一些文物景点（如陕南的汉台、灵崖寺，陕北的黄帝陵、白云山，关中的乾陵、秦兵马俑博物馆等）看看，所到之处，其领导和工作人员都赞扬孟东的为人、为事和对当地文物事业支持的功德。我是韩城人，深知当地的魏长城、司马迁祠等古迹及文庙、大禹庙等元代建筑群，在他的具体重视、关心与支持下，才得以有效的保护和利用。由贾艺华最早组建的陕西第一个古建队，就是在他的精心扶植下发展、壮大的。贾艺华曾激动地对我说：“没有陈孟东，就没有我们的古建队，也就没有今天的司马庙！”这句评语，也许可代表许多与他交往过的人的心声。
孟东是上世纪60年末至80年代20年间对我省文物事业有着重大贡献的人。特别是在“文革”动乱的背景下工作，虽有其局限，但他却有着清醒的头脑和闪光的才智，他力排一切干扰，协助领导草拟、推行了一系列挖掘、保护陕西文物的法规性文件。特别是在70年代初的四五年内，连续组织召开了四次全省性的文物工作会议，使保护陕西文物的工作走上一个较正规、正常的轨道，取得了突出成就，为以后设立省文物局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在当时那种令人“困惑”的环境下，是非常不易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1979年省文物局从当时的陕西省文化文物厅分出成立，我俩就很少见面了。不知何时，却突闻他已离世，叫人难以置信。
孟东如果能在省文物局的领导岗位上继续工作的话，那准会对我省的文物工作作出更大贡献的，但病魔却吞噬了他年轻的生命，使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也离开了他所痴爱、钟情的文物事业。悲哉，痛哉，令人惋惜！
蒐金鉴宝舞狼毫，
记史书文唱赋骚。
莫道春花凋谢早，
欣观艳果翘枝梢。
虔诚总有丰功在，
苦境赢来盛誉高。
泪洒长安青冢墓，
焚心祭酒纸钱烧。
仅以此拙诗钝文寄托我对孟东君的思念，是伤痛揪心的思念……
2007年4月于西安龙门书屋
雷达陕西省文化厅艺术处原处长、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研究员
平凡之中见精神——记孟东生前二三事
郭荣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