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南泥湾和毛泽东旧居：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中共中央决定在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来巩固自己，瓦解敌人的封锁。1941年春，中央军委、毛泽东命令八路军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地区实行屯垦，一方面开展大生产，一方面保卫延安南大门。王震旅长率三五九旅指战员，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在短短三年多时间内，把一个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做到人均一只羊，二人一头猪，十人一只牛，并上交公粮一万石，实现了“丰衣足食”。他们还抓紧练兵、学习，做到生产、练兵、学习三手抓。1943年9日，毛泽东视察了南泥湾，同去的还有彭德怀等同志。毛主席乘汽车到陶宝峪（当年炮校所在地），后骑马到阳湾，并在这里住了几天，对部队的灶房、猪场都进行了视察。他看到战士们收获的丰硕果实，非常高兴，对大家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他就低头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毛主席视察时住在南泥湾镇阳湾村的半山腰上。旧居面向南，一排五孔窑洞，有较宽的窑檐。东起第一孔是会客室，里面靠墙陈设两个帆布躺椅，小方木桌，小木圆桌和四个小木凳；第二孔是卧室，靠窗处放着木办公桌椅，后面还有木板床和木桌凳等；第三、四、五孔是工作人员住室。
14．洛川会议旧址：旧址在洛川县城东北10公里的冯家村，原是小学校院内的两孔面向南的砖窑洞，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大举进攻，摆在我们面前的已不是是否抗战，而是如何抗战的问题。洛川会议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召开的。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会上明确指出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会上还通过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即《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纲领基本内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人民总动员；三、全国军事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六、实行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善人民生活：八、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十、建立抗日的民族团结。根据这个纲领，会议又确定了具体活动方针。洛川会议是关系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性关键会议，它指引中国革命走上了胜利道路。旧址的两孔窑洞，西边一孔是会议室，中间用两个方桌和两个课桌拼成长会议桌，四周放着两个长木凳和五个方木凳，墙上挂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油印材料。东边一孔是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的住所，靠墙有一个炕，炕上有简单的铺盖，炕北头有作办公用的木桌椅。
二、毛泽东同志转战陕北时旧居
1946年7月，蒋介石在美国帝国主义援助下先后向我中原、华北、东北、华东等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挑起了全国规模的内战。当时国民党拥有430万军队和大量美械装备，扬言要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人民解放军；而人民解放军只有120万人，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但在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思想指导下和直接指挥下，解放区军民在晋冀鲁豫、华东、东北、晋察冀、晋绥和中原等六个解放区英勇战斗，歼灭敌人71万，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
国民党在“全面进攻”惨败以后，1947年3月起又向我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发动所谓“重点进攻”。蒋介石、胡宗南纠集23万人进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涮兵进攻华北，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当时西北人民解放军只有两万多人，在敌人十倍于我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深刻分析了形势，英明决定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3月18日晚，毛泽东同志得知群众和干部都已安全转移，才离开延安，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同志在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同时，直接指挥了边区军民运用“蘑菇”战术，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宜川、瓦子街等战役的胜利，歼敌10万多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1948年3月23日，为迎接全国解放战争胜利，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毛泽东同志转战陕北共一年零五天，有许多重要旧址。
1．安塞王家湾毛泽东同志旧居：旧居在安塞县城西50公里的王家湾村半山腰上。1947年4月13日至6月8日，毛泽东转战陕北时，经由靖边青阳岔来这里居住。旧居院内有一排五孔面向南的窑洞，西起第一孔是卧室，室内窗前有一土炕，炕上铺着简单被褥，靠墙有一方木桌；第二孔是办公室兼休息室，窗前有木办公桌椅，靠墙有一个土炕，炕上有简单的被褥和两个铁皮文件箱；第三孔是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住室，里面一个火炕占了整个窑的面积；第一、第三孔窑没有门，有门洞与第二孔窑相通。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居住期间，指挥了羊马河战役和蟠龙战役。1947年5月30日，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指出：蒋介石政府“仅仅是一个卖国内战独裁的政府”，“它实际上是一个外强中干的政府”，“它的前途必然是众叛亲离，全军覆灭”。号召“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1947年6月8日，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离开这里前往靖边小河村。
2．米脂杨家沟革命旧址：旧址在米脂最东25公里的杨家沟村。1947年11月22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转战陕北来到这里。旧址在山腰，院内有十一孔窑洞，是处中西式结合的建筑，雄奇秀丽。转战陕北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居住时间最长，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12月会议。高级军事会议。在12月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分析入手，给全党制定了纲领性文件《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会后毛泽东同志从事了巨大理论研究工作，写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关于工商业政策》、《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新式整军运动》、《关于情况的通报》等着作。周恩来同志在这里参加了中央西北局高干扩大会议，作了《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精辟地论述了全国战争发展的历史进程，号召西北我军坚决打到外线去，夺取新的胜利，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离开杨家沟，东渡黄河，前往华北。
三、西安事变旧址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和全国抗日民族运动高潮的推动下，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率部兵谏，逮捕了蒋介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事变发生后，国内顿时出现一片错综复杂的紧张局面。南京政府里的“讨伐派”竭力扩大事态，制造混乱，倾兵西进，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局为重，摈弃前嫌，不记旧仇，及时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并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李克农等同志组成代表团前往西安调停。周恩来等同志不避艰险、不顾安危，在危机四伏的西安进行了多方面艰苦卓绝的工作，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张学良公馆旧址：张学良公馆建于1935年秋，原是西北通济信托公司。1935年9月蒋介石为了围剿红军，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为副司令，代行总司令之职。随即，张学良从汉口迁驻西安，租用了通济信托公司刚竣工的金家巷五号房，称张学良公馆。张学良的家眷、参谋、秘书、侍卫副官、卫士以及外地来西安的将领都住在这里。公馆以东、中、西三座楼为主体；北边有一排平房，为传达室、承启室、军人接待室和汽车库；南排是食堂和卫侍住室；楼西是中、西餐厅。周恩来到西安解决西安事变时，就住在张学良公馆的楼上。现在旧址按原貌进行了整修，辟为“西安事变纪念馆”。
2．止园：位于西安市青年路中段，建于1936年，为杨虎城将军别墅。杨虎城在这里会见、接见过共产党人南汉宸、王世英、王炳南等人，商榷合作抗战事宜。西安事变后，这里又成为杨虎城与有关人员商议军政大事之处。周恩来率中央代表团抵西安后，在这里与杨虎城共商抗日大计。旧址为一座楼阁式仿古建筑，分上下两层，异常别致。楼内陈列着杨虎城生平事迹，用大量文物和照片予以表现。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戎马半生，反帝爱国；第二部分是主张抗日，支援抗日，逼蒋抗日；第三部分是千古功臣，虽死犹荣。院内种满各种花草树木，1983年进行了全面整修，现对群众开放。
3．指挥旧址：在西安市新城内，是座七开间的仿古建筑，建于1931年。杨虎城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时，同夫人谢葆贞办公和住宿都在这里。经常在这里会见一些高级文武官员，召集部下在这里商量军政大事。1936年12月11日晚，在这里向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和有关人员宣布兵谏。西安事变时，这里是总指挥部，张学良、杨虎城在此坐镇指挥。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周恩来同志多次到这里共商大计。
4．新城黄楼：在西安新城内。西安事变时，在临潼骊山上抓到蒋介石后，就送到新城黄楼东侧的一间房内看管。
5．高桂滋公馆：在西安市建国路。在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为了工作和管理上的方便，又把蒋介石搬到邻近张学良公馆的高桂滋公馆住。周恩来与蒋介石会谈，以及与从南京飞到西安的宋美龄、宋子文会谈，都在高桂滋公馆进行。
6．华清池五间厅：在临潼县华清池内。蒋介石到西安督促剿匪时的住处。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到这里向蒋介石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12月12日凌晨五点钟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听到枪声，从五间厅卧室翻窗仓皇出逃。
7．兵谏亭：在临潼骊山半腰上。西安事变中，蒋介石从华清池五间厅卧室出逃到骊山上。清晨八点钟，东北军士兵在骊山半山腰的一个石缝里捉住了蒋介石，立即送到西安。在此处建筑了四方形亭，原称“捉蒋亭”，后改为“兵谏亭”。
8．西京招待所旧址：蒋介石到西安时，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十余名国民党的党政军大员也随蒋介石到西安，住在西安东四路口的西京招待所。西安事变时，西北军在这里把他们全部困住。
9．西安东城门楼：是东北军学生队的驻地。西安事变时学生队起了主要作用。
四、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旧征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旧址，在西安市北新街七贤庄。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我党在西安市七贤庄一号设立了公开的机构“红军联络处”，由叶剑英同志负责。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新的形势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为了争取国民党共同抗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联络处”也于同年9月奉命改为“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先后由林伯渠，董必武同志任党代表。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输送进步青年去延安，壮大革命力量；为陕甘宁边区和前方领取、采购、转运战争物资，支援抗战。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办事处正确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在同反共顽固派斗争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粉碎了顽固派的各种破坏阴谋，扩大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办事处被迫于1946年9月撤回延安。在办事处开展工作期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叶剑英、邓小平等领导同志曾多次来到办事处，并指导工作。办事处旧址包括七贤庄第一、三、四、七号房院。1959年将第一号院修复原貌，建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并开辟陈列馆，陈列出当年的文件、证章、电台、书刊、照片和烈士的手稿等革命文物，展现出办事处成立的经过、历史任务、办事处同志们工作、学习和与敌人作斗争的情景。
一号院中现在保存的旧址有接待室，是接待来访的各界人士和各地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汽车房，里边陈列着一辆黑色小轿车，是供中央领导、办事处负责同志外出乘用，也用来给延安转送重要物资；巴苏大夫住室，是1939年2月和以后两次在办事处的旧居；会客厅，中央领导和办事处负责同志接待国民党高级官员、各界知名人士、国际友人及中外记者的地方；周恩来住室，面积9平方米，“西安事变”后，曾20余次在这里居住；党代表室，1937至1940年林伯渠同志任党代表时居住的地方；邓小平住室，是邓小平同志1937年8月和1939年8月两次居住的地方；朱德住室，是朱德同志1937年到1940年三次住过的地方；叶剑英住室，“西安事变”后，叶剑英同志就住在这里，直到1937年8月才离开；处长室，是当时任办事处处长的伍云甫和周子健同志住宿办公地方；彭德怀住室，是彭德怀同志1938年、1939年、1940年等在办事处的旧居；白求恩大夫住室，白求恩大夫1938年去延安途中，在此居住近十天的地方；机要办公室，是机要人员和电台工作人员学习业务地方；地下室，是警卫班部分同志住地，又是办事处电台工作的地方。另外，还有办公室，党支部办公室、理发室、《新华报》分销室、译电室、救亡室、秘书室、灶房等旧址。
五、李子洲及其陵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