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三种看法，都有一些错误和不足之处。第一种看法是把固阳（即合阳）认定为汉代的固阳。因此，魏长城就修在了赵国土地上，也多修了300公里。这种看法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第二、三种看法，是把秦“堑洛”时修的秦长城误认为魏长城，因此把魏长城说成是到蒲城县境后，顺大峪河朝东北方向走去，把白水、澄城两县北端，即黄龙山南麓的一大段魏长城丢掉了。我们在对魏长城的调查中发现，澄城县的东南有两段长城遗址。一段是长城头村，一段是城墙头村，皆为东西走向，长约2500米，宽3米，高2．5米左右。夯土厚8-16厘米，夯窝直径8-10厘米，夯窝大小和夯层薄厚与魏长城截然不同。这段城墙从大峪河西侧陡坡顺坡势直到河底，又沿大峪河东侧斜坡修到河岸上。河岸东即是合阳县境，长城又经合阳的故池、长城口、半个城、良石城、良石村，与澄城县的长城头、城墙头两段城墙，东西遥相接连。据当地群众谈，这段城墙过良石村向东数十公里后，即向东北方向走去，直到韩城。这段长城遗址应是秦长城，它距北边平列的魏长城相间40多公里。所以，不能把这段秦长城遗址看作是魏长城，由此而说魏长城是沿大峪河而北上。《合阳县志》载：“城南二十里许，有板筑故迹，东西屹然，或五里一见，或十里、二十里一见。再见一处高约两丈余，长约数十丈。又县东北四十里许，亦有故迹，如城南者，俗谓皆秦长城遗址。”这段记载，是与我们调查的情况相吻合的。第三种看法，还是把华阴县以北至大荔县党川村这一段魏长城的走向搞错了，根据现有的村名——即大荔县的长城村、北长城村、南长城村，就说是魏长城过华阴县城后向东北方向走，过了渭河经废朝邑又向西北方向走，经南长城村、北长城村、到党川村弯了一个大弓背。现在，华阴县以北已无长城遗址可查，但文献记载比较清楚。《水经注·渭水注》云：“渭水……又东经长城北，长涧水注之，水，南出太华山，侧长城东而北流注渭水。”根据调查，长涧水出华山峪后即沿魏长城东侧北流，魏长城当是顺长涧河西岸北走，直到渭河边，并没有向东北方向走。《太平寰宇记》载：“故云自郑滨洛，今沙苑长城是也。”说明魏长城过渭河之后，在大荔县的沙苑地区朝西北方向走，过洛河后，经党川村沿洛河东岸北去。
魏长城的实际走向是怎样的呢？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华阴县志》载：“长城在县两二里，南接华山，北抵渭水，长二十里，俗谓古城。”《大荔县志》载：“魏筑长城，自郑滨洛而北以摈秦，今自沙苑至白（水）、澄（城）间往往有故址。”《大荔续县志》也载：“县西北三十里高原后有长城村，村南数里许原之半跻原而南，有城址数十丈，又南有数丈，近高原村，又南有四五十丈，至原之前巅，在党川村西北。其东有沟，日城墙沟，皆长城故址。”《蒲城县志》载：“秦长城孝公九年筑，在县东五十里。（考史书，孝公无筑长城事，此长城应是魏长城）大荔许原西有长城村，俯临洛水，遗址显然。”《澄城县志》载：“县北五十五里之关则口，俱有古长城基。”《韩城县志》载：“今自县境马陵庄西南至大鹏村多土丘累累相接，盖秦魏分界处长城，迤北接上郡。”根据以上诸志的记载，结合我们对魏长城的实际调查，魏长城的走向应该是：从华阴县玉泉院西约200米处的华山北麓朝元洞开始，顺长涧河西岸直到渭水；过渭水后，朝西北方向，穿越沙苑地区到洛河；过洛河到大荔县的党川村，顺洛河东岸正北走，至长城村；又经坞泥村，到蒲城县的永丰镇，顺洛河东岸到黄龙山南麓折转向东，以东西方向顺着黄龙山、射公山、梁山南麓，经白水，澄城，合阳，韩城，到黄河西岸边。
（与刘合心合作）
载《人文杂志》1983年第6期
修复后记
秦陵铜车马的发掘出土，是我国考古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发现。现在二号铜车马整修复原已经完成，将于今年国庆节展出，供广大观众参观鉴赏。
铜车马坑是1978年秦俑考古队钻探发现的。到了1980年10月，经请示国家文物局同意，秦俑考古队对铜车马坑开始试掘。试掘工作从11月开始，12月初在试掘方内出土了前后两组铜车马。陕西省领导同志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对这一发现十分重视。中共陕西省委马文瑞、于明涛、章泽、吕剑人等领导同志，多次赴现场指导丁作。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孙轶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廷芳同志闻讯后也专程来到现场指导工作。孙副局长和王副所长回京后，就铜车马如何提取、保护、修复等问题向中宣部写了专题报告。中宣部很快作了批示，其中提到将铜车马“移至秦俑博物馆修复展出”。
铜车马坑在秦始皇陵西侧20米处。发掘方的大小，是按照原来过洞大小开方的，没有损坏原来的过洞。铜车马出土后，接着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提取出来。经过认真研究，最后采用了用一整块钢板，把一边加工成刀刃，背部用千斤顶缓缓打人铜车马底部，然后四面加木板，做成大木箱，用吊车把铜车马整体吊出，安全地运到了室内。提取的具体工作是秦俑考古队柴忠言和吴永琪同志进行的。为了使提取工作顺利进行，陕西省文物局临时决定由秦俑博物馆领导成员张宁鑫，秦俑考古队队长杭德洲来负责指挥。在提取铜车马过程中，得到了84870部队52分队的积极帮助，他们派出部队保卫安全，又派出吊车和汽车进行起吊和运输。
秦俑考古队的程学华同志，从1974年以来是负责秦始皇陵周围钻探工作的。铜车马坑的试掘也是他和袁仲一同志负责进行的。铜车马从出土到提取的一个月内，他们昼夜坚守发掘现场，为祖国的文物事业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铜车马提取出坑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整修复原。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政府对整修复原工作十分重视，多次指示“要保证质量，恢复原貌”，还通知有关单位要大力协助。国家文物局和中央文博单位也多次听取汇报并派专员指导工作。为了使修复工作保证质量，在修复前作了充分准备和试验工作。
1981年初至年底，秦俑考古队和秦俑博物馆派出人员到西安、上海、苏州、北京等地向大学、科研单位、文物单位、工厂等30多个单位的学者、专家、教授、老修复工人请教和研究讨论修复办法。回来后进行模拟试验和提出修复方案，然后将试验情况和方案向省政府和国家文物局汇报。模拟试验和方案均反复了多次，时间大约花去了一年。
为了使修复方案更全面、更切合实际，从1982年初至4月，陕西省文物局先后五次召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博物馆、秦俑博物馆、秦俑考古队、国营黄河机器制造厂、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冶金建筑学院、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红旗机械厂、陕西省化工研究所、西安市化工研究所、西安粘接技术协会等单位的专家、教授、工程师、老技工等进行座谈讨论。在座谈讨论的基础上，拟订出修复方案。
修复方案规定：
（一）修复原则，以粘接为主，综合治理。
（二）修复标准：
（1）用科学方法将破损成碎片的铜车马恢复到历史原貌；
（2）保护住铜车马出土时的彩绘花纹，不使磨损、脱落；
（3）铜车马外部尽量不增加支撑物，经批准在内部增加支撑物时，不能影响文物原貌；
（4）修复好的铜车马，应在较长时间内不因自重、必要的移动和外界轻微震动而发生碎破。
（三）修复技术要求：
（1）修复缺损部位采用的金属材料，应符合文物本身材料的化学成分；
（2）修复用的材料、药品事先都要进行试验，排除副作用；
（3）修复中采用的各种方法（粘接、焊接、钻孔、打楔钉、除锈等），都要在保护好文物的前提下，经研究同意后始得进行；
（4）修复过程中，在一般情况下不采取熔焊方法，以免损伤文物；
（5）根据铜车马损坏部位的强度要求，按实际情况，分别采用粘接、焊接、机械加固等方法进行综合治理；
（6）修复过程中，要有详细记录、图纸、照相和必要的电影资料。
（四）研究题目
分别由秦俑考古队袁仲一、程学华，西安交通大学华自圭，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杨玉芳、王正华、秦安钟、杨家桢、秦毓宗，西安化工研究所阮传良、姚亭富、黄维亚等同志承担10个题目的科学研究。
（五）组织领导：由陕西省文物局组织领导。
（1）领导小组
组长：马克逊（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
副组长：陈孟东（陕西省文物局）、张宁鑫（秦俑博物馆领导成员）、杭德洲（秦俑考古队队长）、柴忠言（秦俑考古队副队长）、李金忠（黄河机器制造厂部长）
成员：袁仲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吴永琪（秦俑博物馆）
程学华（秦俑考古队）
沈希权（西安冶金建筑学院）
许文章（西北工业大学）
华自圭（西安交通大学）
阮传良（西安化工研究所）
毛明福（黄河机器制造厂）
夏文干（黄河机器制造厂）
（2）领导小组下设修复组、修复研究组、科研组、清理发掘组等
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和人事变动，陕西省文物局局长杨达和秦俑博物馆支部书记杨正卿同志也参加了领导小组工作。
这个铜车马整修方案下达后，得到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从1982年4月起，全面清理、整修、研究工作开始。
经过两年多的紧张工作，终于完成了对二号铜车马的清理、修复任务，取得了大量的科学资料，撰写文章二十余篇，其中十余篇已收入本集。
直接参加清理工作的有秦俑考古队的袁仲一、程学华、申瑜晴、周柏龄、郑解放、杨秀旦等同志；另外，还有焦竹娃、吴学公，杨绪德等十余位同志参加了野外的发掘清理工作。
修复组负责人有柴忠言、毛明福、夏文干、吴永琪，直接参加修复工作的还有黄河机器制造厂的张记良、谢焕利、包达权、斐义民、顾祥平、李兰、强万岐，秦俑考古队的傅清秀，秦俑博物馆的杨延临、孟剑明等同志。摄影是秦俑考古队的罗忠民，绘修复图是秦俑考古队的王建华、刘晓华，描修复图是黄河机器制造厂的高海英。
为了向领导和广大群众汇报铜车马的清理、修复和研究情况，特请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考古与文物》编辑部出版《秦陵二号铜车马》专辑。
载《秦陵二号铜车马》专辑
秦陵兵俑衔级试解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勘探和试掘工作，已进行了10年，所获得的极其丰富和不同种类的实物资料，为研究秦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提供了证据。特别是那些众多的兵俑，具有“写实”和“模拟”特点，可以说它是历史的再现。本文根据有关的文献记载和秦俑坑的军阵状况，对秦陵兵俑的衔级作一探索。
第一、二、三号俑坑，在勘探和试掘过程中，已出土木质战车20辆，拉车的陶马百余匹，骑兵的鞍马29匹，各类武士俑1400余件，青铜兵器万余件。估计三个俑坑内，当有战车130余辆，拉车的陶马500余匹，骑兵的鞍马116匹，车兵、骑兵和步兵俑近7000件。在兵俑中。分军吏俑和一般士兵俑两类。军吏俑中有将军俑、中级军吏俑和下级军吏俑的区别；士兵俑中又有轻装士兵俑和铠甲士兵俑之分。那么，军吏俑分别属于什么衔级，轻装士兵俑铠甲士兵俑中间有没有级别？这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一、将军俑中级军吏俑和下级军吏俑试解
（一）将军俑解
“将军”之名，最早出现在晋国，顾炎武《日知录·杂论》：“《春秋传》：晋献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是已有将之文，而未以为名也。至昭公二十八年，阎没、汝宽对魏献子曰：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正义》曰：此以魏献子将中军，故谓之将军。及六国以来，遂以将军为官名。盖其原起于此。”继晋国后，其他各国才陆续有了“将军”的官职。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和军事上的需要不一，将军名称也很繁多。秦国有将军官职，是秦昭王初立时，“以魏冉为将军，保卫首都咸阳”，自此以后才有了将军官职。往后还设过大将军、上将军、裨将军和前、后、左、右将军等。
将军的任务是掌“征伐背叛”，事讫皆罢，不为常置官职。《韩非子·亡徵篇》：“出军命将。”是说国家有征战任务时，才临时任命将军带军出征的。《后汉书·百官一》：“将军，不常置……掌征伐背叛……事讫皆罢。”是说将军不为常置官职，战争一结束，将军之号即被罢掉，如始皇二十三年，为了消灭楚国，秦始皇就任命蒙武为裨将军，与王翦攻楚，楚国被灭后，王翦与蒙武的将军号随之免掉。东汉章帝即位后，西羌反叛，章帝任命其舅马防行为车骑将军征羌；和帝时也曾任命其舅为车骑将军征匈奴，任务完成后也都被罢掉将军号。西汉时，根据将军肩负的任务性质，命名的将军号更多，有骠骑将军、骁骑将军、游击将军、楼船将军、虎牙将军、护羌将军等四十多个名称。
将军的莫（幕）府（即将军部）中人员，按《西汉会要》载：大将军莫府中有：大将军长史、大将军军中司马、莫府校尉、大将军从事中郎，大将军军监、大将军史、给事大将军莫府。骠骑将军莫府中有：骠骑将军司马，鹰击司马，骠姚校尉，骠骑将军史。车骑将军莫府中有：车骑将军长史、车骑都尉、从事中郎、车骑将军掾、车骑将军千人（千人为官名）。《后汉书·百官一》载，将军莫府中有：长史、司马各一人，从事中郎二人，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属三十一人，官骑三十人，及鼓吹（应劭《汉官仪》曰：鼓吹二十人，非常员。舍人十人）。从以上记载看，不管冠以什么号的将军，其莫府中都有长史、司马（主兵）、从事中郎（参谋事），校尉或都尉及其他属官、卫兵等。
将军的标识，是携金印、佩紫绶。《西汉会要》卷三十二，《职官二》载：“前后左右将军，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绶。”金印，是国君或皇帝赐给他的金质将军印。绶：拔、繸，彩组。钹，古代祭服用它蔽膝，朝服也用，叫“韠”或“蔽膝”。燧，即佩玉之组，是用来连系瑞玉的，段玉裁云：古者韨佩皆系于革带，佩玉之系谓之燧；钹之系亦谓之；韨佩与革带之间有联而受之者也。张末元云：繸是佩玉的穗子，上缀以瑞玉。彩组，是用彩色丝合成细绳，编组成片。彩组的由来，《后汉书·舆服下》说：“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贵贱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韨，所以执事，礼之共也。故礼有其度，威仪之制，三代同之，五霸迭兴，战兵不息，佩非战器，韨非兵旗，于是解去韨佩，留其系繸，以为章表，故诗曰：鞙鞙佩繸，此之谓也。钹佩既废，秦乃以彩组连结于繸，光明章表，转相结绶，故谓之绶。又说：“公，侯，将军紫绶，二彩紫白，淳紫圭，长丈七尺，百八十首。”徐广解释绶为偈绶，青紫色。金印紫绶，是高级官吏的标识，秦国三公中的丞相，国尉才是金印紫绶，说的“怀黄金之印，结紫绶于要（腰）”就是这种标识。三公之一的御大夫，尚没资格携金印佩紫绶，仅是银印青绶。可见身为将军时，地位之高，权势之重。
秦代将军的服装，未见记载。但张末元解释汉代将军服装时说：“穿甲、戴盔、着臂鞲、披袍，袒右臂（袒右臂是汉代武人的一种习惯）。”将军的戎装是“戴绛袙，穿赤色絮衣，红色裤，缚裤，盆领，着臂鞲，穿皮靴”。这说的虽是汉代将军服装，但“汉初文学既缺，时亦草创，舆服旗帜，一仍秦制。”可知秦汉两代的将军服装都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