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洲
一
有的人走了，岁月逐渐冲淡了对他的记忆；而有的人走了，岁月却使他更加鲜活和清晰。我的同窗好友陈孟东学兄，英年早逝，至今已20年。我们在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窗四年（1958-1962）；1967年“文化大革命”时，经他的推荐，研究生毕业的陈全方和我分配到陕西省博物馆工作，同时到馆工作的还有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研究生王仁波。1973年我又调回西北大学，但孟东的工作、生活情况也时有所闻。如今，当我翻阅这部30余万字的《陈孟东纪念文集》时，记忆的闸门一下子被冲开，他那消瘦的身影和白皙的脸庞，更加清晰地出现在脑海之中，而且越来越鲜活、高大。泪水不禁模糊了我的双眼……
上世纪的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时代，是“十年动乱”及“拨乱反正”的时期。时代的风云，将孟东推向了中国文物大省——陕西文物考古工作的风头浪尖，官衔不大，却掌管着全省的文物考古、博物馆、图书馆、群众艺术等所谓“社会文化”工作。当时，陕西省文化局的“社会文化处”最初仅孟东（挂“副处长”衔）一人，以后渐增至四人。在这个复杂的特殊的年代，在办事人员如此少的情况下，孟东和他的同事们却干出了不平凡的事迹。在《文集》第一、二编选载的孟东“工作文稿”和“日记摘抄”以及第四编同仁的忆念诗文中，真实、具体地记录了他在文物考古和博物馆等方面工作的实况，再现了他为陕西省文博考古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奋斗的情境。
是他，早在1970-1971年提出召开全省文物工作会议，率先在全国恢复文物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从废品收购站中，抢回了许多珍贵文物；设立全省文物保护小组和文物通讯员；使陕西省文物考古工作跃入全国先进的行列；
是他，在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发现轰动全国文博界的唐代窖藏金银器后，组织发掘，追回流失金银器；
是他，在1971年赴兴平考察后，顶住各方压力，提出保护和修复兴平马嵬坡杨贵妃墓；
是他，在1974年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发现后，与其他专家一起积极筹划，协调中央和省内各部门的关系，并提出筹建秦俑博物馆，于是后来才有了列入世界遗产保护目录的秦始皇帝陵（含秦兵马俑）；
是他，在1976年组织和协调有北京大学参加的大规模扶风周原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成绩斐然，且培养了陕西一批考古人才；
是他，在1979年建议将茂陵、昭陵和乾陵三个文管所扩建为博物馆，并拨款支持；
是他，在80年代初遭不白之冤时，仍积极组织安排编撰《陕西省文物志》和创办《文博》杂志社；并亲自撰写《陕西省文物志》的《编写方案》……
以上仅是他在文物工作中所做工作的一部分，如果要详细列出，无疑即是在这一特殊时代，陕西省一部厚厚的文博考古工作日志。无怪乎省内有的文物工作者称孟东“代表着陕西文物系统的一个时代”；他对陕西省文物考古和博物馆建设的功绩和贡献，虽然淹没在日夜奔波、操劳的平凡事务之中，但如果是金子，终归会发出耀眼的光芒，人民和历史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二
在他对陕西省文物工作的诸多贡献中，最令人难以忘怀、最能凸现他的性格和人格魅力的，还是他对陕西文物保护所作出的贡献和功绩。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破四旧”的风潮殃及到省内珍贵的文物古迹，是孟东和他的同事们勇敢地站出来，于1971年先后在全省各地建立文物保护小组700多个，发展文物通讯员2000多名，组织学习文物知识，并造就了一大批基层文物骨干队伍。直到今日，这批文物通讯员仍然在发挥作用。他还先后执笔草拟了《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文化局关于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加强保护文物的通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文化局关于加强对我省境内长城保护的通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文化局关于文物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等文件，颁布施行。以后，如上述针对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金银器、昭陵博物馆、秦俑馆、杨贵妃墓、周原等的工作，均与文物保护有关。
1982年1月，在孟东等人的建议及推动下，陕西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由孟东亲自起草的《陕西省文物保护管理暂行办法》及文物局《贯彻实施方案》，在全省大张旗鼓地宣传和执行。
同年5月，即发生了西安新城（明秦王府）北门拆毁事件。陕西省政府在新城建设总体规划中，有一项内容是拆除新城北门，修建一座高层楼房。新城北门是明秦王府遗物，为古城仅存不多的古建筑之一，应在文物保护范围之内。为此，孟东与西安市文物局、省内专家和新闻界一起，顶着上级机关的各种压力，采取各种方式，据理力争，终于取得显着效果。全省震动的“文物高压线”之说。不胫而走。关于这一事件，在孟东的《新城（秦王府）北门拆毁始末》及张在明的回忆文章中，有详细的记录。读来真是一波三折，惊心动魄。
接着，1983年又发生了黄帝陵古柏砍伐事件。此年初，《新观察》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关于陕西省黄帝陵滥伐古柏及文管所领导以伐古柏为其父作棺木等问题的文章，全国舆论界哗然。陕西省纪委和省委即指示，组成省、地工作组调查。孟东等人受命赴黄帝陵，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于9月1日由孟东起草的《调查报告》完成并上报。报告实事求是地否定了《人民日报》等不符合实际的夸大的歪曲报道，挽回了陕西省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声誉。
从1985年到1988年，社会上泛起了文物盗窃和走私之风，他受命担任了陕西省整顿文物市场打击文物走私办公室副主任之职，更是兢兢业业，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不怕坏人威胁，不顾个人安危，奔走调查，处理上报，取得了显着的成绩。就是在他病危入院的当天，还忍着剧疼在工作。他为文物保护事业可以说是无私无畏、鞠躬尽瘁。又无怪乎有文物工作者说：“历史上保护陕西文物最有贡献的当数清代巡抚毕沅，今天应当是陈孟东”。这一赞誉，孟东当之无愧！
三
我想，孟东之所以取得上述的成绩和赞誉，除了他善于团结周围的同事和吸纳、重用人才之外，还有他个人忠诚于国家的文博考古事业，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不计个人名利得失，勤勤恳恳，愿为人民公仆的品德。他是在那个特殊时代的政府公职人员，如同同事们回忆的一样，孟东总是穿着一身半旧的蓝中山服，解放鞋，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手提着一个黑色人造草皮包。然而，白净的书生似的脸上常挂着诚挚的笑容，透过普通的白色眼镜，眼里闪烁着和善、机敏的目光。
他经常到全省各地调查和处理问题，与基层文物工作者同甘苦、共患难，千方百计为他们排忧解难。当我读到后来被称为陕西文物考古界“西霸天”的罗西章、现任秦俑馆馆长吴永琪、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原昭陵博物馆馆长孙迟、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方鄂秦、文物考古界张在明、雒长安等回忆孟东的文章和诗词时，我的双眼再次噙满了泪水。从中我看到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民公仆的形象！如果那个时代有“感动中国”人物的评选，我一定投孟东一票。
四
在《文集》的第三编，辑录了孟东的学术论文24篇，其中大部分我早已拜读过。那时，我就在想，如果孟东没有担负起全省文博考古等方面的行政工作，专门从事教学或学术研究，必定会做出更大成绩，成为着名教授或学者。因为在大学期间，孟东学习努力，成绩优异，有扎实的历史学、考古学的功底。他的思维敏捷，逻辑性强，有创造力。
然而，就在行政工作如此繁忙期间，孟东还撰写了10余万字的学术论文，其中如《秦陵兵俑衔级试解》《古建筑的管理与保护》《魏国西长城调查》（与刘合心合作）等。这些学术论文，至今仍有其学术价值。它充分展示了作为行政领导的孟东，有着学者气质的另一面。这也许就是他能在文博考古工作中游刃有余、坚持正确方向和富于创造性工作的原因之一吧。
五
孟东走了，走了20年了。中国有句老话，叫“盖棺论定”，如今人们可以摆脱一切干扰去品评他了。公道自有人心在，有与他共事的文博考古的领导和广大的普通工作者的人心在，有今天陕西繁荣向上的文博考古、旅游事业在，难道这一切还不能还历史的真面目，还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孟东吗？
最可叹的是，孟东既不是有权势的高官，有人歌功颂德；也非人人尊敬的专家教授，有学生为之颂扬。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层行政干部，一个平凡的公务员。然而，他却是那个特殊时代文博考古的功臣，文物保护的勇士，鞠躬尽瘁的公仆！我以有孟东这样平凡而又高尚的学兄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文物考古日益普及，人们对之关心和兴趣倍增的今天，相信这部《陈孟东纪念文集》必将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因为它从一个方面真实地凸现出那个特殊的时代，作为全国文物大省的陕西文博考古事业发展的轨迹。特别是当今仅陕西省就有的数百数千文博考古工作者，从中又会得到什么启迪呢？
2007年9月7日
周伟洲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