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会这天，赶会的善男信女果然成千上万，较往年多，但专署和县政府认为秩序正常。他们派出保安队一个中队由大队长游××亲自指挥，把队伍布置在翠屏山上，还派出不少便衣人员，自认防范森严，当天秩序又确实正常，就麻痹起来。
第二天上午仍无动静，正午时候，黄祖埙得报各乡来赶庙会人特别多，形迹可疑者不少，便派出特务营一个连，并通知专员王梦熊派一个保安中队加强市区巡查。这时先派到翠屏山上指挥警戒的大队长游××，见山上也安静如常，认为不会出事，于是就不加警惕，跟着看热闹。谁知就在游大队长看得入神时，突然有人大吼一声：“看刀！”跃下几个彪形大汉，手执雪亮大刀，说时迟那时快，咔嚓咔嚓，刀光闪处，只见游大队长和站在他身边的几个分队长，都被大刀砍开脑壳、脑浆四溅而死。翠屏山顿时杀声震天，号炮不停。那些保安队无人指挥，一片混乱。王梦熊、戴叔楷得到游大队长和分队长被砍死的报告，才知事情坏了，立即通知黄祖埙。黄命事先整装待命的特务营第一连连长陆少侠，率全连飞驰镇压。第一连驰向翠屏山时，市区秩序大乱，大刀会分成数十股冲入市区，全城杀声震天，翠屏山的人又猛冲下来夹攻，保安队哪里抵挡得住，大刀会人头包红巾或黄巾，上身赤膊，胸前挂个红布袋，腰系黄色或红色佛带，手拿大刀、单刀、柴刀、菜刀、镰刀，蜂拥入城，见人就砍，见兵就杀。先头一队人冲入陆少侠队伍中，砍倒士兵十余人后，陆少侠才回过神来，命令还击，步枪、手榴弹、机枪齐发，顿时打死二三十人，后面那些人口里还在念着“打不进杀不进，一刀砍个白印印”，拼命冲来，又被打死三四十人，还不撤退。这时，第2团由南岸渡河入城增援，船少兵多，等到全部渡河之后，大刀会已无影无踪。追击部队在半路遇伏击，与大刀会又是一场恶战，互有伤亡。大刀会会众血肉之躯终究敌不过枪炮，只得且战且退进入山区。
打扫战场时，在大刀会会众身上揭下符袋，见里面有一张黄表纸朱字符，上书“帝君”、“天尊”，还有些米豆、红线等物。很明显他们就是被这些“法宝”蛊惑断送了性命。
事后，警备司令部、区保安司令部、稽查处、警察局在城内、城外清查户口，查缉溃散和潜伏的大刀会人。第2团奉命立即出发“清剿”，“清剿”中命区、乡、保甲具结，这些人又借机对平日有隙的人以嫌疑为由，恣意搜查敲诈勒索，弄得天怒人怨。
76军军长廖昂得报急由重庆赶回，与专员王梦熊召集机关团体、各界士绅开善后会议，并分别呈报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和四川省政府、川康绥靖公署。专员、县长以事前防范不周，造成暴乱，被处以撤职留任处分。
我在宜宾反复调查，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证实，大刀会暴动纯属自发性的，并获悉马三元已逃到滇康边境老山箐林去了。我这时才把身份公开出来，请了几桌客对码头各公口掩护我、协助我的主要人物表示感谢。我回重庆时码头各公口按江湖礼节送客。
我返渝后向陈立夫、徐恩曾详细报告了调查经过，并说经过这次三四个月的情况证明，哥老会的势力可以左右地方，实为举足轻重。
制造“沧白堂事件”
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政治气候出现新的转折。蒋介石被迫接受各党派提出的：“国民政府实施宪政以前，在陪都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同盟、无党派人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民盟和民主人士组织“政治协商会议各界促进会”，从1949年1月1日起，每天夜间在沧白堂召集群众，举行讲演会，报告当天政治协商会议情况，并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1月16日夜举行的演讲会上，民主人士揭露了国民党毫无协商诚意的真相，惹怒了蒋介石，陈立夫、徐恩曾指示“中统”大头目王思诚、科长谭惠浓、城区办事处主任欧阳平等采取行动破坏夜会；同时命我率社会服务总队配合行动。我派出第一、二、三、四、五区队和总队行动组人员，每晚前往沧白堂对群众夜会进行破坏。
第四天夜间群众会，到会群众约千余人，由阎宝航主持，郭沫若、张东荪二人参加，介绍当天的政协会议情形。正当张东荪讲到：“人民太苦了，抗战结束了，还要这么多军队做什么？要大量裁军，减轻人民负担。全国军队进行公开整编，要成立国防军，不能只有国民党一党的军队。”讲演尚未完毕，我便发出行动信号，混杂在群众中的几百名特务，就从四面八方哄闹起来。我派去的几个人指着张东荪说：“政府的军队就是国防军，不是党军。”张东荪声色俱厉地说：“是国民党的党军！”双方就此争吵起来。我和谭惠浓分别暗示包围在左右两侧的特务全部退出会场，在场外四周埋伏。
这时郭沫若开始讲话：“今天上午大会讨论裁军问题，没有杀气腾腾而是一团和气，今夜这里却杀气腾腾起来……”在场指挥的鲁宾便指挥留在场内的特务起哄，打断郭沫若的讲话。停了两三分钟之后，郭沫若大声说：“连政府都要协商，你们何必这样呢？”说到这里谭惠浓便指挥留在场内的特务跑到场后，堵塞后门退路。我便指挥埋伏在外面的特务向场内投掷石头、砖块，造成许多群众受伤。我又命郭鸣皋用砖头打灭场内大吊灯，场内顿时一片黑暗，群众怕特务开枪，在一片喊打声中退出会场，当夜的讲演会就这样被破坏了。
17日夜会由李德全主持，原请曾琦、邵力子两人演说，邵力子因事未到，曾琦请李璜代他演说。李璜报告了青年党在政协中各项提案的主要内容，希望政治协商能有极大的成功，使中国从此得到和平、民主、团结。刚讲到这里，我发出信号，行动组特务群起高呼：“拥护国民党！打倒异党，李璜挂羊头卖狗肉，民主你个屁，李璜是抬洋包袱的（他刚由美国回国）……”李德全大声说：“请大家守秩序，有意见可到台上来发表！”特务用侮辱性话骂她，还恐吓地说：“你再闹下去，老子一枪打死你。”随即高呼：“散会！散会！”驱赶着群众离去。
18日夜会由李公朴主持，邀请邵力子、王若飞两人讲演。邵力子先讲，他对当前社会上对国民党的几种认识作了解释，希望人民不要抹杀国民党在推翻清朝、进行北伐和对日抗战中的作用，同时也赞扬孙中山先生容共政策，并承认中共在北伐及抗战中起的作用，希望国事在和谐中获得解决，坚信政治协商必能成功。
最后由王若飞演说。他说：“政治协商为各方所重视，说明大家对国事问题是关心的，希望政治协商会议能满足人民的这种希望。而中共正为此而努力。内战总算停下来了，一切问题可用协商来谋求解决。蒋主席也宣布实现人民四项自由，停止内战，人民基本自由获得保障。延安人民才真正过着自由、民主的生活。”我悄悄向刘俊山说：“我上去发问，你做好准备。”说完，我走上台去，扬起右手说：“我是老百姓，上来说几句，王代表刚才说‘延安人民过着自由、民主生活’，我看不然，重庆才是自由、民主的，可以出版《新华日报》、《民主日报》。延安就没有出版《中央日报》、《扫荡日报》，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王若飞笑笑说：“我们延安欢迎你们来办报，《中央日报》、《扫荡报》都可以。延安生活很苦，你们记者先生能吃这个苦吗？”我大声说：“延安欢迎是用电报呢、信函呢，还是用《新华日报》公开邀请呢？”这时群众中发出了笑声、嘘声。我向刘俊山暗示，他发出口哨开始行动。我对空一枪击坏大吊灯，全场漆黑，特务趁机用砖头石块向台上打去，会场秩序大乱，群众互相拥挤，伤了许多人。邵力子怕事态扩大伤了王若飞，便扶着王若飞上了他的轿车走了。事后中共向蒋介石提出抗议，由宪兵团团长沙吉夫、警察局局长唐毅以维护治安不力，公开表示道歉了结。
19日夜会，到会群众特别多，原请国民党代表张群、吴铁城，民盟代表梁漱溟三人讲演，张、吴二人因事未到，只梁漱溟一人到会。由他报告整军方案，并提出民盟主张：军队不应属私人，不应属党派，不应属地方。建议在三人小组之外另设一个委员会来负责整理改编全国军队，缩编至最低额，并妥筹退伍官兵的就业问题，这个委员会的任务直到全国部队整编完成。由文人掌管军队……在他的讲演中，特务不断掷石头打断他的讲话。这时，鲁宾传来命令：“必要时采取暴力破坏。”我也接到方治电话，命我亲往查看会场情况。我立即赶到会场，梁漱溟讲话尚未结束。我命四区队长谢雨樵指挥行动，他首先投出一块石头，特务们便石头、砖块密如雨下，群众受伤很多。暴力中有爆竹声，也有清脆的枪声。这夜受伤群众人数超过历次。
第二天政协大会休会，促进会夜会也停止，特务的破坏行动随之停止。
充当较场口血案指挥
重庆谈判及旧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中统”特务在沧白堂多次捣乱破坏群众集会，打伤群众多人的暴行，不过是破坏“政协决议”的开始，对中共和民主人士行凶的预谋已在准备之中。
1946年2月5日，陈立夫在公馆里召见方治、叶秀峰、王思诚，他说：“据确实情报，中共2月10日要在较场口广场召集‘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已面报总裁。今日请你们来是研究执行破坏任务，责成市党部负责执行。”
2月6日下午1时，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在市党部会议室召开党、政、宪、军、警、特负责人参加的秘密会议。我以执行委员兼总队行动组组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个密会。
方治说：“确悉中共组织的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将于2月10日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奉中央指示，要将这个会彻底破坏，如何见机行事请大家提出意见。”经过讨论之后，作出了以下几点决议：
1.以“群众斗群众”的策略为原则，由服务总队行动组负责行动。武器检查、人员调配、现场指挥由我负责。
2.由执行委员吴人初负责另组一个主席团。
3.由执行委员骆季常、吴熙祖负责宣传。
4.经费由中央实报实销。
5.宪兵、警察与行动人员密切配合，担任会场警卫工作。
大家对一至四点没有异议，对第五点警察局局长唐毅、宪兵团团长沙吉夫提出补充意见：
“既然服务总队人员全部都有武器。为避免发生误会，出勤宪警一律徒手维持会场秩序。”二人的态度显然有所保留。会场沉寂了几分钟，方治抬头皱眉向我示意，我立即发言说：“事关本党声誉和权益，两位反共不反共？”唐毅回答说：“反共要反，治安要管。”“中统”二组组长王思诚见状便说：“也可以。我们服务队的武器基本够用了。”方治接口说：“可以嘛！请诸位通力合作，精诚团结，以党国利益为重。”这个会开得非常紧张，一场震惊中外的血腥暴行就此开始了。
会后我赴各区队检查武器装备，将各队负责区域作了划分，并分配赵锦才、刘俊山、谢雨樵、黄复兴四人在台上保护我方主席团人员。
当天行动时，方治、徐政（书记长）、王思诚三人在市党部坐镇总指挥。
戴笠怕发生血案后社会舆论会首先针对军统，而军统又不能公开声辩，罪责糊里糊涂地落到军统头上，便用《甲报》（最要急件，即立呈蒋介石亲阅）送到侍从室，侍从参谋唐纵一连三次亲送蒋介石，蒋阅后均不表态，根据惯例，这就是默许了。戴笠只好照他的意图亲自部署一番：
1.破坏计划是市党部拟订的，治安机关要加派人员维持治安，人员一律徒手，严禁携带武器；2.维持治安人员只准在会场外巡视，发生纠纷适当劝阻双方，不准介入斗殴；3.会场发生事件，不得对外评议；
4.侦查大队人员一律带枪，但不准进入会场，只能在会场外百米内布岗，如发出枪声，打死打伤人，不论其身份如何一律扣留；5.每十分钟电话报告一次情况。
2月10日上午7时，各队人员按照我的部署进入待命位置，先上主席台同我方主席团成员打了个照面，反复巡查各个位置均准备妥当之后，带领临时传达人员伍南先、唐明晖、谭民权、覃哲夫等上了主席台右侧方地堡工事上面，这里居高临下便于指挥。这时育才学校学生、中国劳动协会工人队伍先后进入会场，排在主席台正面头一列作主要群众。我得到情报说：朱学范亲自带着工人武装，有手枪、匕首。我立命伍南先通知谢雅南，要他把带来的朝天门卸货工会的人调去埋伏在劳协队伍后面，并命周亚威靠拢朱学范，伺机下手。
这时主席台上双方的主席团发生了争执，突然一个全副武装的警官走上主席台，大声地问：“你们谁是负责人？”我方主席团的吴人初回答说：“我是负责人。”
警官说：“今天这个会不合法，没有经社会局批准，又没悬挂总理遗像和党旗国旗。”
吴人初说：“好，好！我们照办，社会局那边我们派人去办手续。”
这时事务科科长范石泉带领几名工友，马上将事先带来的总理遗像，国民党的党旗、国旗挂上去，把原挂的毕加索画的和平鸽取下来撕破。跟着军乐队也走上台来。这些，都是按我们原订的破坏计划在进行。
这时，著名的进步人士史良上来了，施复亮也上来了，大会主席团总指挥李公朴准备宣布开会，冷不防周德侯抢站到麦克风前说：“今天既然是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成功大会，主席应该由占全国人口60%的农民代表担任，所以，我提议市农会理事长刘野樵先生当执行主席。”谢雅南从朝天门码头带来那些人便齐声叫喊：“赞成！同意！”刘野樵便装模作样地站到麦克风前宣布开会。李公朴先生也站到麦克风前要行使他的职责，我站在地堡上摘下礼帽在空中连挥三下，发出行动信号。早就布置在台上的打手黄复兴（就是事后《新华日报》所说的穿黑衣的大汉）冲到前台，一个劈掌把李公朴先生打倒在台下，几个特务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李先生全身受伤出血。
场内群众见状，高呼：“不准特务行凶！不准打人！”所有特务按预先分配的区域冲入场内，不分青红皂白乱打，会场顿时乱成一团。
台上，几个特务已朝郭沫若、施复亮动手，竟由台上追打到台下。我见郭沫若受伤不重，便对谭民权说：“你带几个人把那个戴眼镜、穿长衫的（即郭沫若）架到后面去，好好‘招待’他一顿。”谭立即去了。
这时候沈钧儒、邵力子和胡子昂来了。沈钧儒认识我，我怕被他看见，便叫骆龙骧代我指挥。我躲到和平路口一家杂货店里坐着，叫唐明晖和我一道，便于传达消息。
这时，我看见郭沫若眼镜被打碎，长衫被撕破，受了重伤，被几个记者死命救走。
沈钧儒他们来后不久，唐毅也“适时”赶来。一下车便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来迟了，刚得到消息。这件事我有责任，我负责追查。”沈钧儒指着他的脸说：“你们闹成这个样子算个什么世界？我强烈抗议！”
唐毅说：“本来也是，各位先生要开庆祝会也该先向社会局申请，我们也好派警察维持秩序，这件事大家都有责任。”唐毅说完便向主席台走去了。
打手们分别包围了社会大学、育才学校的学生和劳动协会的工人队伍，大打起来，按预定办法三打一，打伤了许多学生，殴伤了劳协工人陈培志，把陈源记工厂工人梁永思和冉瑞武、新中公司工人顾柱衡等打成了重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