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楔子(4)

佛陀生活的时代是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在这个时代，印度出现了与婆罗门思潮相对立的沙门思潮。沙门思潮是当时自由思想家的各种观点、派别的通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佛教、耆那教、生活派（邪命外道）、顺世派和不可知论派等。沙门思潮的兴起正是古印度奴隶制经济急剧发展、大批城镇国家兴起的时期。据佛教和耆那教经典记载，在公元前六世纪，由喀布尔流域到哥达瓦里河岸存在着十六个国家，这十六个国家分别是：安伽（又名鸯伽，东比哈尔）、摩揭陀（南比哈尔）、迦尸（贝纳勒斯）、拘萨罗（又名鸯萨罗，奥德）、跋耆（又译跋祗，北比哈尔）、摩罗（又称末罗，哥拉克浦尔县）、车底（在朱木拿河与纳巴达河之间）、瓦特萨（阿拉哈马特地区）、拘罗（塔内希瓦尔、德里和密特拉县）、潘恰拉（布东和法重哈巴特县）、摩查（斋普尔）、苏罗森那（马士腊）、阿萨卡（沿哥达瓦里河岸）、阿槃提（又译阿般提，马尔瓦）、犍陀罗（白沙瓦和拉瓦尔品第）、甘蒲阇（西南克什米尔和西北地区）。其中政治文化比较发达的，有摩揭陀、拘萨罗、阿槃提和跋耆四国。这些国家有的是君主制的，有的是共和形式的贵族寡头统治的，其性质都是奴隶制国家。另外，在一些地区还残存着若干民主的部族或部落组织，如佛陀的释迦族就属于这种部落。印度奴隶制发展的过程，也是印度各个阶级分化的过程。而这时的婆罗门由于他们的职责所具有的神圣性而享有过多的特权和豁免权，甚至通过强调他们所主持的宗教仪式的重要性，来向神的地位提出挑战。他们在用来阐释《吠陀经》和指导宗教仪式的一些散文手册《梵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常常是不成熟的思索与支持祭士种种特权的精明方案相结合的产物。他们要求其他种姓的人向他们赠送礼物，而赠送者得到保证，他们将在今世和来世获得一定的报答。于是婆罗门通过这种方式，聚敛了大量财产，有时包括整座村庄。婆罗门以自己的特权地位，还自动免除了向国家交纳捐税的义务。由于神圣的不可侵犯性，任何的死刑和肉刑均不能施于其身。同时有关法、因果报应和再生的教义实际上为婆罗门控制人们的心灵提供了不可抗拒的手段。但这些特殊的地位和权力在社会的发展中渐渐变得令其他种姓感受到压迫，不可忍受，从而起来进行反抗。城镇经济的发展，是造成向婆罗门提出反抗的有利条件。强有力的反抗者来自新兴的专制国家的统治者刹帝利种姓。他们由于拥有肥沃的土地，因此在建立和管理国家中要求加强自己的权力以及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与婆罗门种姓发生矛盾。他们在与婆罗门的斗争中，有时不得不从下等种姓中寻求支持，主要是吠舍种姓的支持。因为吠舍种姓是富裕的商人为主的一个社会阶层，经济地位的提升，自然要求在政治社会中相应提升自己的地位，扩大自己的权力，于是出于对婆罗门居支配地位极端不满，也提出了某些改革的要求。更加上最下层种姓所受到的压迫，他们对婆罗门教的信仰早已动摇，他们力图摆脱官方祭司的管理，并轻视吠陀的权威，反对用大量动物作为祭祀的牺牲，对婆罗门不满的情绪在各个地区酝酿，逐渐发生，最终衍变成有形的或无形的反抗。这些因素集合起来，使得婆罗门的形势走上了岌岌可危的道路。从吠陀时代到列国纷争时代，婆罗门教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在主流的意识形态之外，由于政治经济的剧烈变化，社会的动荡不安，产生了许多的异端思潮，这种异端思潮在婆罗门势力相对薄弱的东部地区形成了强大的沙门思潮。佛陀就诞生在东部地区的迦毗罗卫（在今尼泊尔境内），佛教就是当时的沙门思潮之一。每一个社会转型期都是随着社会混乱而到来的，同时每一个转型期都酝酿着一种以上的新思想和解决社会问题以及人生问题的方法。旧有的思想无法适应新型的社会形态了，婆罗门教正面临着被社会抛弃的危险阶段。但刹帝利在主要的利益上与婆罗门种姓有着更为一致的关系，他们意识到必须与婆罗门建立政治——精神的联盟，才能更好地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婆罗门和刹帝利两个高高在上的种姓基于自己的利益而处于分分合合的状态中。婆罗门虽然勉强保持住自己种姓的崇高地位，但在这样不稳定的形式下开始出现了衰颓的局面，它在很大程度上将既得利益让位于刹帝利武士——这是一个以王族为代表的贵族阶层。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印度各地小城镇广泛兴起，城市积聚了巨大的财富，工商业者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掌握了城市的经济实权。紧接着刹帝利取代婆罗门成为城市最有权势的阶层，实行了贵族的政治或共和的政治。王族和工商业主势力增长了，旧有的阶级制度发生了变动，婆罗门种姓中也出现了医生、用人、统治者、樵夫、商人、牧人、屠夫、猎人等，下等种姓中也有靠自己的努力发了财，变成富有的工商业者，从而受到其他种姓的尊敬。——这样一个阶级分化瓦解的社会孕育了一场思想领域中的新革命，同时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即将到来。——于是，婆罗门的败落、婆罗门教信仰的动摇以及下等种姓对自由的要求、人们认真探究宇宙终极真理以及善于辩论的风气，造成了印度公元前六至五世纪宗教界和知识界的争竞和动乱。于是出现了以六位思想家为代表反动于婆罗门教的沙门思潮，他们要求对动乱中的社会以及本原的人生以及意义提出合理的解释，并作为以后生活和生存的理论基础，因此他们经过独立的思索和实践，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以及社会伦理和形而上学的问题提出了自己几乎是趋向于极端的独特看法和主张。佛教称他们为“六师外道”，因为他们是佛教以外的思想家。（其实佛教也是这种异端的沙门思潮之一，甚至是在这种种沙门思潮之中属于崛起非常迅速而扩展地区最大、影响也十分深远的一支，它不仅对婆罗门教构成了威胁，而且在许多地方侵夺了婆罗门的地盘，成为某些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可想而知，它必将受到来自婆罗门教的疯狂反扑，因此佛教在早期的传教过程中所遭受的艰难险阻、所陷入的敌对阵营的打击是异常巨大的。）这六个思潮的代表是：一、富兰那·迦叶；二、阿耆多·翅舍钦婆罗；三、删阇耶·毗罗梨子；四、婆浮陀·伽旃那；五、末伽黎·拘舍罗；六、尼乾陀·若提子。其中，阿耆多·翅舍钦婆罗是顺世派的先驱，删阇耶·毗罗梨子是不可知论者，其余四位被佛教称为邪命外道，事实上他们都有着独特的思想，如富兰那·迦叶主张道德否定论，拘舍罗主张命定论，婆浮陀主张七要素说，尼乾陀·若提子主张多元实在论，他们都从某一个方面阐明了所见的某一部分真理。其中有一些是与佛教的教理冲突的，因此在佛教这一方，就变成了被排斥的对象。六师外道中，具有唯物倾向的阿耆多·翅舍钦婆罗认为世界上有地、水、火、风四种元素，它们都是独立存在的，人和世界都由这四大合成。他否认灵魂的实有性，认为人死之后复归于四大元素。他认为物质是不断运动的，它具有内在的力量；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无因而生，自然而有，从而否定了神和其他的原因。关于灵魂和肉体的关系，他也不承认有永恒的无所不在的灵魂，认为灵魂和肉体是可分的，灵魂只是肉体的属性。他反对轮回、业报、祭祀、苦行，宣称幸福不在来世，不在天堂，而是在今生，因此认为人生的目的，是以求得快乐为满足。这种学说，是对专司祭祀的婆罗门教的反抗，代表第四等级说话的。佛教徒称他的学说为“现世涅槃论”。删阇耶·毗罗梨子与佛教的关系比较大，他的两个弟子舍利佛和大目犍连后来都归依了佛教，甚至其徒众二百五十人也都相信了佛教，他因此而气愤至死。他的学说称为不可知论或诡辩论，是一种直观主义学派，对一切问题都不作决定说。如对有无来世、有无果报等问题，他认为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甚至认为不说有，也不说没有。这种支离灭裂或暧昧的回答，据说是为防止三毒（欲、怒、嗔），因为三毒可以引起妄语，由妄语可引起惭愧，由惭愧可造成修行解脱道路上的业障。这种学说佛教徒称之为“难以捕捉的鳝鱼说”。这派学说含有反对婆罗门的世界由梵我转化而来的主张。他们主张踏实的修定，以求得真正的智慧。末伽黎·拘舍罗是生活派的领袖。他宣传一种命定论学说，认为世界和一切有生命的物类都是由灵魂、地、水、风、火、虚空、得、失、苦、乐、生、死等十二个元素所构成，各种元素的结合是一种自然的、机械的、无条件的结合。他主张没有业报，没有父母生身，一切修行都是空的，没有用的。只要经过四十八万大劫，到时不管智愚，都得解脱。他宣传一种具有宿命论性质的社会伦理学说，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受命运所支配，在命运的锁链中，任何人的意志都是无能为力的，伦理道德也是没有意义的。富兰那·迦叶据说是一个奴隶的儿子，生于牛舍。年轻时曾裸形露体地从奴隶主家中逃出，后来说教，获得了声名，成为王舍城的“名德宗主”，但他在和佛陀的争论中遭到失败，愤而投河自杀。他是印度某地生活派的一位领袖。他的学说与末伽黎相似，也否认善恶业报和婆罗门教，主张纵欲，是伦理的怀疑论者。在汉译佛经中，他的学说被称作无因无缘论，在耆那教中称为无作用论。他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偶然的，它们之间没有互相联系和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他对社会上的一切宗教道德都表示了怀疑和否定。婆浮陀·伽旃那的学说被称为七原素说。他认为人身是由地、水、火、风、苦、乐及生命（灵魂）七种原素构成，这七种原素既不由任何东西所创造出来，也不由任何东西所化生出来；既不创造任何东西，也不化生任何东西。这些原素像山顶一样永无变化，相互不接触、影响。人类只不过是这些原素单纯机械的集合，在这些原素之外，没有认识的主体，如果用利刃切离人的头脑为两半，并不损害人类的生命，因为利刃只不过是通过七原素的间隙。婆浮陀把物质原素和精神原素都同样看作是一切存在的基础，并认为精神原素中的灵魂是永恒的实在。佛教徒称之为常住论，耆那教徒称之为无作用论，因为他的七原素都是存在于虚空之中。印度哲学称之为积聚论，对以后胜论学派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尼乾陀·若提子是耆那教的创立者，本名筏陀摩那，号称大雄。他宣称世界是由多种原素所构成，这些原素可以大别为灵魂（命）和非灵魂（非命）两种。灵魂存在于地、水、火、风等无机物中，也存在于动植物等有机物之中。非灵魂大别为物质和不定形物质两种，物质是由原子的复合物组成，不定形物质则是由运动的条件（法）、静止的条件（非法）、空间、时间四种东西所组成，这在哲学上属于多元论的实在论。他对在此之前的帕萨之教加以改革，提出不杀生、不妄语、离不与取、不邪淫、无所得五大誓。他认为生命不得解脱是由于业的无明和束缚，要想求得解脱，就必须消灭业。他认为业报太重，要让业报加快结束，就须苦行，所以他是主张苦行的。他在修行实践上宣传业报轮回、灵魂解脱、非暴力和苦行主义，他认为不仅昆虫，而且还有木石等一切物，都各有一个独立的灵魂，因此他强调尊重任何形式生命的重要性。佛陀在相信业报、轮回，反对祭祀和杀生、强调守戒方面，与尼乾陀·若提子的耆那教一致，但佛陀不同意耆那教的苦行方式，也不同意耆那教的灵魂观；在主张人由四大组成、否认灵魂和反对祭祀方面，佛陀也与阿耆多·翅舍钦婆罗的顺世论相通，但佛陀反对顺世论的无业论，即无业报则导致纵欲和作恶；在相信轮回方面，佛陀与末伽梨·拘舍罗的命定论一致，但佛陀反对命定论的无因无缘说；等等。佛陀虽然对以上沙门思潮观点持否定的态度，但他是在这些群起的思想中脱颖而出的，他离开了这些思潮，而建立自己的中道学说，但他离不开这个沙门思潮环境，因为佛陀是综合了各种思想、学说而形成的一种折衷的处置世界的方法。以六师为代表的古印度思想界所呈现的百家争鸣局面，造成了社会思想趋向于极端自由的状态，佛教从中吸取了合理的成份，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有巨大包容性的可称作是中道的学说，它的成功不能不说除了佛陀的智慧和德性之外，社会的培土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强有力因素。没有这些活跃的即使走向于极端的思想家，没有意识形态的自由与丰富，凭空诞生的伟大的圣雄或哲学都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社会转型期所特有的现状，也是伟大思想所诞生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