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军中一个叫安的长史却竭力加以劝阻，他说千万不可如此做！想苏健以数千人马抵抗数万敌军的围攻，奋力苦战一天，士卒悉数战死，他仍不敢有二心，可见其忠焉，如今他死里逃生，拼死逃回营中，如果反而被斩，这无异于告诉众人，今后如打败仗，千万别跑回来，干脆投降敌人。所以千万不可杀他。
卫青听了这番陈述，心中深以为然，于是说道：“我卫青将真心诚意地待他，让他留在军中，我不怕会因此失去威望。周霸劝我斩杀部将来显示威仪，这根本就不符合我的心愿。再者，虽然大将军有权斩杀部将，但以我之被皇上宠幸，也不该在城外擅自诛杀部将。将他送往皇上那里去，让皇上亲自发落他吧！这样形成大臣不敢专权的局面，不是更好吗？”
左右的人听了这番话，深为卫青的深明大义和忠诚所感服，更加钦佩卫青的为人和仁慈，莫不肃然以对。
于是，卫青将苏健囚禁起来送到汉武帝那里，汉武帝果然不久就赦免了他的罪。
卫青不斩部将，说明他是一位宽厚仁慈的将军，同时也是一位懂得治军与治人之术的统帅。
先扮“黑脸”，再扮“红脸”
作为一个领导者，管理好下属是你最基本的工作。只有这样才会使你更出色地完成工作，而你的工作出色便是得到更高的领导赏识的最大资本。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聪明的古人就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对待下属绝不能只是板起面孔教训，要知道人是有一种逆反心理的，那样做只怕恰好会弄巧成拙。更不要做老好人，在下属面前没有一点领导的姿态，那样下属对你没有丝毫敬畏，你恐怕也就很难控制自己权力范围内的局面，起不到一个领导的作用。你的上司将不得不考虑是否需要换一个合适的人选来代替你。最好的办法是恩威并施，“打一巴掌，再给一个甜枣”，既让下属受到应有的惩罚，又得让他感恩戴德。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是有名的贤相。他不但有文韬武略，而且极有人缘，使得全军上下无不认为其有情有义。“诸葛亮三气周瑜”本来对吴蜀联盟极为不利，直到周瑜在“既生瑜，何生亮”的无奈悲叹中死去，吴蜀联盟极有彻底破裂的可能。但是，诸葛亮亲自去为周瑜吊孝，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那感人肺腑的悼词催人泪下，连旁边守孝的兵士都为其言辞感动得泣不成声。见此情景，谁又会记起周瑜恰恰是被眼前这位哭得死去活来的吊唁人气死的呢？不知情的一定会以为二人乃挚友，并为他们感天动地的友谊而惊叹不已，通过这种途径，诸葛亮不仅保全了自己，还保住了吴蜀联盟。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一事，就是典型的先扮“黑脸”，后扮“红脸”，先给“大棒”，后赐“胡萝卜”的例子。
公元228年，诸葛亮率军北伐，迅速攻下了天水、南安、安定三郡。收降了姜维，一时大震关中。他派马谡率军守街亭，迎击魏军，并为马谡制定了作战部署。谁知马谡自恃饱读兵书，不依丞相之计，终于失了街亭，大败而归。
诸葛亮被迫退回汉中，第一次北伐就这样失败了。诸葛亮与马谡私交甚厚，但马谡失了街亭，依军法当斩，诸葛亮便狠着心下令处死了马谡。执法后，诸葛亮又挥泪亲自祭奠，写下一篇感人至深的祭文，令兵士们大为感动。
诸葛亮作为一国的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自然应当执法如山，不徇私情，否则就很难树立威信，很难令众人臣服。但从个人角度讲，他和马谡交情又很深，如果一斩了之，肯定会被认为六亲不认，在这样的人手下当差，没准哪天犯个小错便被就地正法，因而人们很可能就开始畏惧、疏远他。但他亲自哭祭，以祭词晓之以理，以眼泪动之以情，效果就不同了。士兵们就会觉得，丞相是个重情义的人，杀马谡是因为万不得已，是因为刚正不阿、不徇私情，这反而更体现出丞相的可贵品质。就这样，既树立了威信，严明了法纪，又不伤人情，可谓两全其美。
在现实生活中，你不妨学学诸葛亮，先扮个“黑脸”，再扮个“红脸”，合理处理公正和人情的关系。
容人并适当制约
厚黑者深知物极必反的道理，因此，他们在待人的宽严方面绝不走向极端，而是精于调剂，适当用容人与制人的手法让对手心服口服。
唐朝的娄师德是世家公子，在朝廷担任重要职务。后来他的弟弟到代州去当太守，上任以前，向他辞行。
娄师德说：“娄家世代受朝廷恩惠，我们两兄弟现在都出来做官，一般人会批评我们世家公子飞扬跋扈，你出去做官，千万要认清这一点，多多忍耐，不要为我们娄家丢人。”
他弟弟说：“这一点我知道，就是有人向我脸上吐口水，我就自己擦掉算了。”
娄师德摇摇头说：“这样做并不好啊！你把它擦掉，还是违其怨，给人家难堪哪！有人朝你吐口水，你就让它在脸上自己干好了。”
这段对话告诉我们，要想成常人之所不能成，必须忍常人之所不能忍。古往今来的英雄人物中，对此做出最精彩阐释的，无过战国时期的齐桓公，也就是公子小白，回到齐国登上王位后，决定任用鲍叔牙为相，并下令捉住管仲，准备开刀问斩。
这时，鲍叔牙却推荐管仲为相，自己情愿当副手。齐桓公想不通，鲍叔牙对他说：“那时我与管仲都是各为其主，管仲射您的时候，他心中只有公子纠。管仲强我千倍，如果您想富国强兵，成就霸业，非用管仲为相不可。您要是重用他，他将为您射得天下，哪里只射得衣带钩呢？”
于是，齐桓公拜管仲为相。管仲对内实行经济、政治、军事诸多方面的整顿改革，对外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使齐国由乱而治，称雄于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齐桓公之所以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是因为他深知个人感情应服从于定国安邦的大计。这是大义。
南宋休宁人程卓担任嘉兴太守时，有人伪造官府副职衙门的空白公文卖给不法之徒，用来作为契约证券使用。这种东西流传得很广，书吏们办公时发现了这件事，认为是重大问题，要不论真假，都一一追查验看，这样所罚没的钱财可增加地方不少财政收入。
程公说：“这不过是伪造者的罪责而已，如果一一追查检验，本地百姓就一齐受到骚扰。我认为还是安定民心更重要，增加收入的事倒在其次。”
他于是向百姓宣布，凡有误买假文书者，允许自己陈报，并立即给换盖真的官印，逾期不来申报者，使用时被发现就要一律没收。凡持假文书者闻讯都自动前来更换，全郡安然，没有发生动荡。
由此可见，懂得容人只是宽的一方面，同时还必须辅以一定的制约措施，容中有克。适当的克制是必要的，如无相应的制约措施，就把大权轻易交出去，很容易造成悲剧。
适度的宽容比硬性的批评更能维护一个人的尊严，也更有益于其迷途知返。
慎用“妇人之仁”，去身后之忧
在厚黑处世中，“妇人之仁”往往成为一个人最大的负担，甚至是致命伤！比如面对不怀好意的借债者，你出于“妇人之仁”而在他的哀求之后借给他钱，结果却一毛钱也要不回来。一个人的恶行因为你的“妇人之仁”而获得了宽容，结果你的“妇人之仁”不但没有感化他，反而让他重新有机会犯下恶行，对你自己或别人也会造成伤害。此外，你的“妇人之仁”会成为你的弱点，成为人人想利用的目标，在眼泪、温情、请求、孩子似的无辜与可怜之下，你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齐桓公死后，宋襄公自视爵高位显，趁齐国内乱，帮助太子昭当上了齐国的国君。宋襄公想借助楚齐的威力压服不买他账的众诸侯，然后再借诸侯之力压强楚。宋襄公派人重贿楚国，约定次年春会盟于位于齐国的盂上之地，齐孝公因为是靠宋襄公的帮助上台的，只好答应按时到会。
会盟期到，宋襄公的弟弟目夷建议宋襄公带些军队前往，不要对强楚掉以轻心。宋襄公为了表示自己很讲“信义”，不仅没有听目夷的话，还怕目夷在他走后暗地派兵前往护驾，便带着目夷一同赴会。果然早就有图霸之心的楚国竟然兵围盟坛，俘虏了宋襄公，并且挟宋襄公向宋国攻来。
好在目夷已趁乱从盂上之地逃回宋国，并且抓紧进行了布置，做好了抗楚的准备。当楚军压境之时，目夷继任宋国国君。楚王大为光火，下令攻城，结果连攻了三天，也没攻下来，只好撤兵放人。
按说，当宋襄公身陷囹圄、国势危难之时，目夷毅然挑起捍国卫土的重任，就任国君之位，以其出色的才智和勇敢，粉碎了楚国吞并宋国的阴谋，就应该心安理得地把这个国君当下去，可才智出众的目夷脸不厚心不黑，当听说宋襄公被释放后，马上派人把宋襄公接回宋国，仍旧让宋襄公当宋国的国君，自己重居臣位。
目夷的这种做法并不可取，因为目夷当国君对宋国来说，比宋襄公要有利得多，可他竟然为了自己的“名声”和面子，而不顾国家之利，让一个满口空讲“仁义道德”的家伙重新执掌国家大权，这就是典型的“妇人之仁”。
再比如楚汉之争，本来是你死我活的事情，项羽在关键时刻，却来了个“妇人之仁”，放了刘邦一马，“放”的结果是虎归山、龙入海，结局只能是“霸王别姬”。所以《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说：“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宗吾先生曾说：“我发明厚黑学，一般人未免拿来用反了，对列强用厚字，摇尾乞怜，无所不用其极；对国人用黑字，排挤倾轧，无所不用其极，以致把中国闹得这样糟。我主张翻过来用，对国人用厚字，事事让步，任何气都受，任何旧账都不算；对列强用黑字，一点儿气都不受，一切旧账，非算清不可。”
杀鸡儆猴
“治乱世，用重典；治乱军，用严刑。”孔子诛少正卯，虽然不合情理，但权术好诈，却因这一刀而使得权臣畏惧，市井安然；孔明于挥泪斩马谡之时说：“昔孙武所以能制胜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纷争，兵交方始。若废法何以讨贼，不明正军律何以服众？”这就是平乱与治乱的权术，是杀鸡儆猴的妙用。
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孙武说：“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他还把“赏罚严明”作为判断军队战斗力和战争胜负的标准。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主张从严治军。孙武在被伍子胥推荐给吴王之后，他对自己治军充满信心。他对吴王说：“虽妇人女子，奉吾军令，亦可驱而用之。”吴王遂把后宫宫女三百人，交给孙武操练。
孙武以吴王的宠姬二人作为队长，并对吴王说：“然军旅之事，先严号令，次行赏罚，虽小事，不可废也。请立一人为执法，二人为军吏，主传谕之事，二人值鼓；力士数人，充为牙将，执斧质刀戟，列于坛上，以壮军容。”孙武吩咐宫女，分为左右二队，命右姬者管辖右队，命左姬者管辖左队，各披挂持兵，以示军法：一不许混乱队伍，二不许言语喧哗，三不许违背约束。次日五鼓，三百宫女个个披甲执盾齐集于演兵场。左右二姬顶盔束甲，充做将官，分立两边，伺候孙武升帐。孙武登台区划绳墨，布成阵势。令传谕官将黄旗两面分授二姬，令擎为前导。众女跟随队长之后，五人为伍，十人为总，各要步迹相继，随鼓声进退，向左向右，步伐不乱。传谕毕，令二队都伏地听令。
少顷，孙武下令：“闻鼓声一通，两队齐起；闻鼓声二通，左队右转，右队左转；闻鼓声三通，名一挺剑为争战之势。听鸣金，然后剑队而退。”众宫女都掩口嬉笑。鼓吏鸣鼓一通，宫女或起或坐。
孙武站起来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使军吏重申前令。鼓吏再鸣鼓。宫女都起立，东歪西斜，仍然嘻嘻哈哈。孙武于是卷起双袖，亲自击鼓，又重申前令；左右二姬与宫女们还是嘻嘻哈哈。孙武大怒，圆睁双目，喊：“执法何在？”执法者前跑。孙武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约束再三，再不用命，士之罪矣。于军法当如何？”执法说：“当斩！”孙武说：“士难尽诛，罪在队长。”遂对左右说：“可将女队长斩首示众。”左右见孙武发怒，不敢违令，便将左右二姬绑缚。
吴王闻知自己的宠姬将被斩，赶忙派人领命去救。孙武说：“军中无戏言。臣已受命为将，将在军，虽君命不得受。苟徇君命而释有罪，何以服从？”于是将吴王宠爱的左右二姬斩首于军前。两队宫女见状，无不胆战心惊。孙武在队中再选两人，充做左右队长，再申令击鼓：一鼓起立，二鼓旋行，三鼓合战，鸣金收军。谁也不敢违令，自始至终，都符合军令要求。于是派执法报告吴王：“兵已整齐，愿王观之，唯王所用，虽使赴汤蹈火，亦不敢退避矣。”
严明执纪、严明执法才会有权威，令不行，禁不止，权威不存。
治军如此，驭人又何不如此呢？
所谓“杀鸡儆猴”，即是“杀一儆百”，有威胁恫吓之意，这是权术，是驭众手段。在意见纷纭、工作受到许多阻挠的时候，为使步骤划一，法令贯彻执行，非以严厉手段对付不可，此之所谓“不以霹雳手段，怎显菩萨心肠”的解释。
做领导立威的九大原则
凡事都要有规矩，有统一的标准，这是不乱纲纪、不偏离目标的重要方法。一旦有了法，则可以直言管理，严格要求，保证各层次的人才都按照一致的步伐前进。当然，我们也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要执法必严。有些人认为立法要严，执法要宽松，法无情，人有情。这听起来很对，但实际上是以情代法或者说是以情废法。所以，应该改为立法适情，执法无情，以避免任何人以身试法。此处所说之法，就讲的是管人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1.管人以威
要使领导者的威信建立在人的心中，这样即使用人时，把他指使到很远的地方去，他也不会违背或背叛领导者的旨意。这种威信绝非威严、严厉所能奏效，它靠的是领导者平日行动中的凛然正气所感染，靠的是领导者经常对属下的爱护之心所熏陶。孟子曰：“君子以仁有心，以礼存心。”意即君子是用仁爱和礼仪来铸造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这样才能使人不违背。
2.以暴制暴
与小人相比较，悍将不但无德，而且粗鲁、莽撞，因此，要想利用悍将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悍将的优点是勇敢、不惜力，冲锋陷阵的时候，还真少不了他。所以，悍将就像烈马，要想使用他，先要收服他。
什么人能收服悍将呢？有两种人：一种是比悍将更强悍的人；另一种是有威严，能震慑住悍将的人。
清代的陈国瑞，原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的手下大将。他从未读过书，更不知道什么德不德，只要开口就说脏话，只要想干的事，任天塌下来也要办成。
当年他十五岁时，在家乡湖北应城投了太平军，后来又投降清军，几经辗转被收在僧格林沁部下。据说他异常骁勇，打仗时，炮弹击碎了他手中的酒杯，他不但不避，反而抓起椅子，端坐在营房外，高叫“向我开炮”，使手下都很敬畏他。
要说他是粗鲁莽撞之人，僧王比他有过之无不及。传说僧王是个暴虐、狂躁、喜怒无常之人，听手下汇报战况也要到处走动，赞赏时不是割一大块肉塞进对方嘴里，就是端一大碗酒强迫别人喝下去。发怒时则用鞭子抽打或冲过去拧脸扯辫子，搞得很多人都难以接受。但陈国瑞却不怕僧王，而是打心底里佩服僧格林沁。在他的指挥下屡打胜仗，这足以说明以暴制暴——恶管术的效果。
3.以严制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