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城的夏天来临后的第三天晚上，刚被任命为“服改办主任”的王大川坐在公民衣物回收车队引导车的副驾座位上。
“服改办”的正式全称是：郑城市服饰改革综合指挥办公室，这是两天前由庄邵亮牵头，在郑城宣传部指导下，由城民政厅会同劳动、文化、卫生等数十家相关单位，共同组建成立的。“服改办”由市委直属，直接归口为宣传部。全市28个被选中作为服改试点的公民委员会居住区中，有9个小区分布在东大立体城区，这9个小区的居民主要是一级城区的青年家庭，他们在服饰改革中所取得成功经验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整体改革工程的未来。考虑到东大区的试点任务更加重要，组织上经过多重考量和系统运算，任命东城大立体城区民政处的王大川处长为服改办第一主任。
按照庄邵亮对于试点城区的要求，需要在夏季来临后的72小时内，完成旧衣服的整理登记收集任务，并对完成衣物上缴的个人进行信息采样。在这之后，将把数据传送至制服生产基地，然后再分期分批下发新的制服。
经过两天加班加点，郑城“服改办”的工作人员们设计出郑城28个试点公民委员会需要整理和收集衣服的程序和速度，他们最终给出报告认为，要完成东大区9个公民委员会5万多公民的衣服验收、收取、信息采样等系列工作，需要11-13个小时。考虑到该区域大部分公民们白天还要正常工作，于是服改办向市委做了报告要求延迟睡眠时间。这份报告后来被呈递中央宣传部，刘长青做出特别批示：在预计衣物搜集的时间段内，各试点小区的作息时间可以按照各自进展情况灵活掌握，不用依照国家的法定时间。
夏季来临的第三天晚上11：30许，“服改办”值勤车队的引导车开始驶入第153公民委员会居住区，王大川从空中飞行器携带的摄影设备以及各个垂直交通路口的摄像器所传回的实时影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小区里各个家庭灯火通明的样子。各式的路灯、地灯、车灯、探照灯、道路指示灯、家庭用照明灯，与各类循环利用的集装箱、地铁车厢组成的建筑群一起编制了一个梦幻般的场景。
“上一次出现这样的场景，恐怕要数光荣之城的落成大典了。20多年过去了，这个城市从来没有像今天晚上这么热闹过，”他感概说。如今，除了国家规定的法定节假日可以延迟到凌晨两点熄灯外，在一个普通工作日能够享受这份热闹，是极为罕见的情景。
“我们需要一场改革，来重振士气，”他对一旁驾驶着引导车的机器人说。“是的，首长！”A56型号的行政机器人程序化地回答他。
这并没有让他扫兴，他点了一首老歌，车厢里随即充满了《华南虎与我们共见证》铿锵雄劲的旋律，这是中央爱乐乐团50年前录制的经典版本，伴随着进行曲雄劲的曲调，他的思路再次返回过去的时光，那时候这首老歌传唱了大江南北，那时候的郑城也常常会有如此灯火通明的夜晚。
王大川尚未满70岁，处于国家中年期的中间段，正是组织部重点考察、培养的干部对象。他出生时正值大移民时代末期，直到他17岁那年，大建设的帷幕才正式拉开。郑城被重新划分和设计，一直到他50岁前后，各地的建设浪潮才逐渐平息。在他看来，过去的这几十年的历史有一个截然的分水岭：“之前是火热工地，之后则像安静的墓地。”
“就像一盆艳丽的冰激凌，突然掉进了热汤里，”他私下里常对陈小娴这样刻薄地评价如今社会的沉闷。但在工作岗位上，王大川则显得很有分寸、拿捏自如。作为东大区民政处处长，在工作环境中他总是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但是会雷厉风行。他被很多下属评价为呆板或者说是城府。比如，从三天前在市政大厦看到庄邵亮的第一眼，王大川就认出他来，他就是小时候与他几个兄弟们一起在“时间乐园”中同一院子长大的伙伴。但因为当前的工作异常紧张、严肃，也因为彼此目前身份的悬殊，在短短的几天里他都没有刻意找个机会庄邵亮私下聊聊，仅仅是工作上的接触。
在这个灯火通明的夜晚，坐在引导车里的王大川不禁联想起国家上一场重要改革的前夜。帝国的家庭改革方案在经过长达三年的论证和宣传教育期后，终于开始在郑城逐项落实。郑城城市公民家庭改革细化方案公布的那一天，正是他25岁的生日，在此前一天，他和陈小娴刚去街道办递交了结婚申请。
在他25岁生日那天晚上，王大川带着未婚妻陈小娴回到郑城西南角父母的家中。那个夜晚，就如如今郑城东大区“153”区一样，各种灯光将道路和房屋照耀得亮如白昼，家中的灯光整夜未灭。
王大川是这个家庭的长子，最早接受了大学教育，毕业后刚被分配到了街道“精神文明办公室”任实习科员。在他跟陈小娴谈恋爱时，自己已经有单位分配的宿舍了，而他的四个弟弟和最小的妹妹还依然跟父母住在一起。按照前一天颁布的《城市公民家庭改革细化方案》和《国家公民少年期试行管理办法》规定，他的四个弟弟和妹妹都将在第二天，和其他所用同龄的孩子们一起，由相对应的教育培训单位进行托管，一家人今后只能在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的星期六——国家法定家庭聚会日——才能够聚在一起。
“哭！哭！哭！哭！哭！哭有个屁用！”王大川一直记得那晚父亲王恩民颠来倒去不断重复的那几句话：“有什么好哭的！？包吃、包住、包工作、包婚姻、包生老病死！！国家全部都为你考虑到了，考虑周详了！你还有什么好哭的！？”四个弟弟站在理智的王恩民一边，收拾着各自的衣服、书包和玩具，最小的妹妹王红梅当时只有8岁，忍不住跟着母亲一起哭，直到最后睡着在母亲的怀里。
他们的家庭虽然颠沛流离，但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欢乐的家庭，而在那天晚上，他们的母亲却哭了整整一夜。
王大川和王恩民一直说不清楚自己的籍贯。因为两百年来他们这个家族的成员们一直在这个国家四处游荡。在流浪中生存，成为他们曾经注定的命运线索。王大川和他四个弟弟从小就没有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进入幼儿园，他们一直跟随着父母在各地进行表演艺术实践。
他记得父亲王恩民一直保留着一本族谱，据该谱记载，这个家族的演艺事业，开始于他爷爷的爷爷的爸爸王温良。但王温良没有透露他的具体出生地，只是据记载，他的演艺事业肇始于郑城西北部一个名叫濮城的小地方。
为了不被饿死，在两个半世纪前，王氏演艺王朝的开山鼻祖王温良率领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共20号人，从各个饱受饥荒的村庄中（那时国家还处于城乡二元制社会中）聚集到了濮城，他们先是装成残疾人拉着二胡耍猴，主要以乞讨为生。后来发展到翻跟斗或者胸口碎大石一类的街边杂耍表演，兼卖一些治不好任何病的跌打膏药、老鼠吃了更加肥硕的耗子药一类的产品。
祖师爷王温良通过一代人的努力，让这个草台班子在业务上精益求精，他们不仅可以表演单车踢碗、吐火吞剑，还发展到可以用大炮打出人来。团队的人数也迅速扩大，在王温良时代，王家班的徒子徒孙就发展到了200来号人，这个团队还包括了13匹马、5匹掉毛的骆驼，23只猴子和2只鹦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