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运动来临时，都愿意冲在最前边，”赵节认为那五年逆流并非是造成她与田芳代沟的真实原因，“五年逆流不过是帝国庞大历史脸庞上的一道细小的皱纹”，她认为他们最大的差别其实来自于自身的性格。
她对李田芳的评价是：“一嗅到运动的味道，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四处敲锣打鼓，”她毫不怀疑，李田芳在人类过去的所有混乱时代里，都有素质去做另一番事业，如果在党派林立、战乱不断的20世纪，不论他生于地球何处，都可能会积极参加一个军事组织并为之奋斗终身。如果在的地理大发现时期，他的角色应该是殖民地的拓荒先驱。更往前溯，他会毫不犹豫的去做一名海盗、土匪、山贼，赵节认为这些都是最适合他的职业。
但她也一直认为，如果真是生活在那些荒唐年代，能够让田芳自身散发出光辉的队伍，都还不是正规军或者正面战场作战的主力，李田芳的那些才智最终会淹没在一番伟大事业中的光环下，他最擅长的仅仅是“敲锣打鼓”。24年前，在组织的安排下，赵节第一次约见青春洋溢的李田芳时，他的头发梳理的程亮，身着一套深蓝色的毛料西装，那是几年前被中央常委们接见时曾经穿过的，西装的右边翻领上，别着“帝国优秀大学生”的金色徽章，他就像刚刚接受了一次国家新闻台的重要采访。从那时起，赵节就形成了这样的印象：“他仅仅是一名出色激励者和组织者，但距离创造历史的那些伟人还有一定距离。”
意识到时代已经改变时，李田芳已经告别了学生时代。他无不悲观的认为，大建设时代的帷幕已经落下，新时代的历史再难以返回从前，今后一生恐怕已无缘再经历一些能够值得后人记录的重大事件，就像一个多世纪以前“围墙时代”那些先辈们常常有过的经历。
“铜锈时代”结束后，大移民浪潮开启之间的五、六十多年历史，被史学家称作“围墙时代”。那是一个让李田芳魂牵梦萦的时期。帝国与北方的大国签订了永久和平协议，东半球多数国家加入了以帝国为中心的东部统一阵营。对应20世纪中期曾经出现的第一次冷战时期，这段时间也被史家称为：新冷战时期。
新冷战开始的标志便是东欧脆弱的政治断裂带再次被割裂，迅速升级的局部战争逐步超越了传统的认知。对可以控制无人驾驶极超音速飞船以及太空导弹的技术争夺，最终演变成对近地轨道的卫星控制堡垒的进攻与防御。东、西两大阵营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加固信息鸿沟，帝国联合了众多同一阵营的盟国，从海洋到山脉，从河流到平原，从行星级基地到月球基地，从太空堡垒到近地卫星，建立了一道严密的“素云长城”，相比一个世纪前出现的中国防火长城（GreatFirewallofChina），云长城已经远远超越了简单的国家防火墙概念，在内部不断递进了无数套网络审查系统，包括相关行政、司法、民政、军事等严密的审查系统。
这种系统在围墙时期因为两大阵营对制天权的争夺，而发挥到了极致。它像远古时代的长城，更像20世纪的柏林墙，人们被人为地分隔在围墙的两边。即使在“围墙时代”末期，两大阵营开始互相接触，互相理解并互相承认，因此而形成的在社会、文化、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隔阂依然长期存在，因为和平的橄榄枝对于自身不断增长而资源不断缩减的人类来说永远是一个梦想，在那个时候曾经发生过的无数场小规模的现实战争和虚拟战争，便能说明这个问题。
虽然这些战争留在人们心里的创伤，在短时期内还难以抹去，但长期隔阂的两大阵营就像两个幼稚的小孩，突然变得亲密无比，各类人员开始涌入劳动力逐步短缺的这个庞大国家，大移民浪潮逐步拉开了序幕。表面上虽然显得乱乱哄哄、吵吵嚷嚷，但世界正逐步变得秩序井然。“历史像一个跌跌撞撞的醉汉，虽然粗鲁，但他终于闯进了和平羞涩的闺房，”赵节这么总结说。
五年逆流之后，帝国的各个城市逐步最终建设成型。国家对于官员的选拔从原来的看重政治素质和表现，逐步转移为文官考试制度，要求官员们必要要有一定文化水平，能够应对并领导公众，处理大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类技术问题。在经历第一次模拟人脑计算机对话面试后，李田芳就从庞大的公务员候选人队伍中被刷了下来。23岁的他在为数不多的职业选择机会中，选择了邮递员这一职业。在这一行，他做了7年。
邮递员的职业为他熟悉这个新建成的庞大而繁杂城市提供了必要条件。随着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的迅猛发展，一些古老的职业居然保存下来并重新赋予了意义。李田芳年轻时代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做一名传统的邮递员，他的工作不是坐在办公室中对着屏幕分发信息，再让机器人去执行物流传送的现代邮递员。而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按照古典方式传输信物邮递员，或者说信使、或者说是快递员。
这个职业的出现，极大地满足了那些对新的立体城市生活还没有真正习惯的郑城公民，他们一只脚跨入了新社会，但还有另一只脚愿意在旧时代中试探徘徊，以此来保持内心的平衡和安稳。
邮递员日常穿着的制服是一套绿色的外套，但也会因为送信人的需要要求他变化不同的服装。比如：今天上午要去三级城区的墓地为一位去逝多年的长辈送信，他会按照信件长辈的儿女们的意思，穿上黑色的礼服，胸前别上百花，手臂戴上黑色的袖标，按照发出者的意思在三级城区的公墓里找到收信者，然后念给死者听。到了晚上，如果他被指定要给一位过生日的小朋友送蛋糕，他也许会装扮成小朋友所喜欢的各类形象，时而是只苹果，时而是只斑马或者华南虎。
每一个区的邮政分局都专门为传统邮递员设立了一间化妆室，为李田芳这样的传统邮差提供各类的服饰和道具。年轻的他，当然觉得这很有趣，但连续工作6年后，他感觉到了乏味。在这些各类华丽的制服下，李田芳取阅他人的心变得越来越消极和疲惫。在他步入30岁后，他和赵节的两个小孩，李志远和李鸿雁都开始步入教育期，进入了异地城区的少年托管中心，只有每个月的家庭聚会日上，一家四口才能够见面。
突然缩编的家庭，让他更加感觉到空虚。这时，他感觉再也难以继续扮演好邮递员的工作。于是，他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调离这个岗位，他申请的原因是：“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国家建设做更大的贡献。”
当时第3街道办刚好有个空缺的职务，于是他便被调到了第3街道办宣传科任一名见习文书。这个工作一般来说，是刚毕业的年起人担任的，但迫于无奈，他不得不扮演好居委会宣传科见习文书这个角色，“扮演”——是的，当时他就是这么认为。
“好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现在好了，平天下是没有办法了，都外太空竞争了。治国倒好，也几乎没有咱们什么事情。齐家也不必了啊，志远和鸿雁都不在了。就你我两个，也不敢把你给齐了，剩下的日子恐怕只能修身了啊。”
每当他做此欲死之态时，赵节都可以用她方式来安慰田芳。在回答他的上述言论时，赵节说：“你也别这么想，古希腊的一个城邦也就2、3万人口，如果放在战国时期，一国不也就现在一个居民小区啊？你看看《春秋左转》，在那个时候咱们还没有‘天下’，只有国家，那时一国之君所管的七里之郭、三里之城，那里有现在7、8个街区的面积大、所辖的人口多、所担负的责任大？你再看看19世纪欧罗巴五强的法国、奥地利、英国、普鲁士和俄国，他们那时候的人口和财富又那里比得上当今社会一座光荣之城呢？做好自己的事儿，成就感兴许比古人强。”
赵节的话给了他些许的动力，他开始在上下班的路途上幻想自己是战国时的一名诸侯，或者唐朝时一名藩镇的将领，这让他找到了责任感。于是也投入了更多的热情和耐心去体会上头的各种政策，或者留心观察基层小区民众的疾苦。
思想上想通之后，李田芳的工作也有了积极进步。在那个时候，帝国开始为各个小区配发“知音亭”——就像古时电话亭模样被竖立在路边的小亭子。“知音亭”的主要功能是让每一位尚无法完全适应新时代、需要倾述、祈求、怒骂但有找不到现实对象的公民，可以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对虚拟的对象进行发泄，或者接受后台专业人员的心理疏导。在田芳刚调入第3街道办不久，帝国各个城市都开始这项工程，就像为小区里的体育运动活动器材一样，中央卫生部和文化部进行了硬件定制，统一了标准和模式，要求各个基层单位必须按规定时间，保质保量地完成安装调试。
李田芳在做邮递员的最后时期，有过急需心里疏导的切身体会，他因此对“知音亭”的基建工作非常投入。经常主动申请加班，积极参与到第三街道下属的十多个居委会一百多个知音亭的安装、调试、维修中去。无论分内分外的事情，他都任劳任怨全力投入。田芳的这种工作态度，终于引起了上级的注意。在“知音亭”建设工作完成后，他被第3街道办委派为“知音亭”管理室的一名正式科员。这个科室直接归口单位是宣传科，他的主要工作是收集每个知音亭中人们的谈话内容，然后筛选出一些带有敏感词汇的内容，整理汇编成册交由宣传科的官员审查。
在这个岗位上，田芳依然发扬了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他发现对知音亭的监听工作与邮递员相比，后者更多的是需要服务别人，满足别人的需求。而监听工作则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他由此咂摸到了可以安排他人命运的一丝快感，并为此上瘾。在这个岗位上，他配合社区保安和区警务局的外派代表，对自己发现的几个小区的重点对象布控，成功化解了几起可能导致街道安全的问题。
正是有了上述的业绩，在李田芳44岁那年，终于迎来了组织对他的正式谈话。然后，他被正式升任为第3街道第6居委会主任，虽然这仅仅是个正科级单位，但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开始成为一个下辖5000多人基层单位的一把手。“命运拐了个弯，原来在这里等着我，”春风得意的李田芳这样总结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