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便是文学，谈不到派别。
只能说有两种精神存在于文学之中：古典与浪漫。除此以外，更没有第三种了。
文学的对象是人性。人性，虽是千门万户，令人目迷，它的基础，说来却简单，只有两个，保守与维新。表现在文学之内，保守性便成了古典文学，维新性便成了浪漫文学。自从，在十八世纪末叶，浪漫运动发动了以来，一直到现在，文学的“主义”虽是日新月异，它们却都逃不出“维新”两个字的范围。中国旧时有一句常用的四字评语，“独辟蹊径”，拿来作一切浪漫文学的标志，那是再妥切不过了。也可以拿来用得的，辜勒律己的两行诗：We were the first that ever burstUpon that silentsea！
以前没有人，这大海无声我们是第一遭冲入！
古典文学，严格的讲来，应当分为两种，狭义的与广义的。狭义的古典文学只能上溯到罗马，上溯到卫吉尔（Virgil）；要广义的，希腊文学才能包括入古典文学之内。荷马（Homer）他们一生在写着古典文学，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好像莫里哀（MoliJère）的那个中等阶级的绅士一生在说着散文，他自己也并不知道那样。
不错，通常所说的古典文学是指着古代（希腊、罗马）文学上的坟典而言。不过，如其那样，卫吉尔便成为一个问题，因为他，在精神上，实在是与法国的拉辛（Racine），巴娄（Boileau），英国的多莱登（Dryden），坡卜（Pope），约翰生（Johnson）相同。并且，犹利辟地斯（Euripides）也是希腊的三大悲剧作家之一，我们不能不把他认为一种古代文学中的坟典；然而，在精神上，他正是浪漫的。
在中国讲古典文学，可以不必蹈入西方的覆辙，只限于希腊与罗马的文学名著；另一方面，也可以不必只讲狭义的古典文学。
古典文学的“存在理由”（Raison d’étre）便是人性不变。虽说语言，思路是大相径庭的，那篇荷马的《伊里亚特》（Iliad）内的亚吉里斯（Achilles），他的那一怒以及那一怒在他人与自己的生活上所发生的影响，那部爱司基勒斯（Aeschylus）的“奥列司提亚”（Oresieia）三联剧内的克莱坦臬司特腊（Clytemnestra）与奥列司提斯（Orestes），他们的复仇之念以及那复仇之念所发生的影响，那篇索浮克黎斯（Sophocles）的《伊第拍斯帝》（Oedipus the King）内的伊第拍斯，他的好心不得好报，不自知的陷入了灾难，那篇犹利辟地斯的《迷第亚》（Medea）内的迷第亚，她的妒于移爱，愤于夺爱而下了恶辣的手腕；这各种活跃的人性，具体而微的或是更易方式的，在现今的世界上，在我们的肉眼前，岂不是仍然存在着么？
古典文学有一种特征，摹仿。卫吉尔的《伊尼意得》（Aeneid）是摹仿荷马，他的田园诗是摹仿西奥克利特斯（Theokritos），他的农事诗（Georgics）是摹仿希西阿德（Hesiodos）。在卫吉尔以后，古典文学中的这种例子，到处都是，无须枚举。事物都有它的正面，反面；摹仿也不外乎此。鱼目混珠，鹦鹉学人，这些，当然的，是摹仿的劣点；不过，像卫吉尔那样在摹仿中仍然创造出了新的、个人的文体，在旧的体裁中仍然加入有新的题材，这也是摹仿的优点，不可一概抹煞。在浪漫运动的初期，奥司欣的诗风行一世，有许多浪漫作者来摹仿这个传说中的开尔忒古诗人。在《傀儡家庭》中，易卜生仍然奉行着三一律。美国有自由诗的作者将自由诗的起源上溯到希腊。这还只是说的自觉的摹仿；至于不自觉的摹仿、暗示、印合，那更是每个作者都逃不了的。
摹仿本是文化之形成内的一种要素。没有它，人类也不能在如今演化到这种程度——当然的，如其仅仅只有它，人类在将来是不能希望有进化的。
采用古代的题材，这也是古典文学中一种普遍的现象，例如希腊悲剧作家由神话与传说中采用题材，拉辛用了犹利辟地斯的《希坡利特士》（Hippolitus）一剧的题材作成一篇名著《菲德尔》（Phedre），他的其他各剧也是采用的希腊的题材，哥德（Gocthe）的《浮士德》，就中的题材也有一部分采取自古代。人性本是不变的，那种洋溢有人性的古代题材，后人自然是可以采用，并且应该阐发的。莎士比亚的戏剧题材岂不是采取自古代的么；经过了他的阐发，古代的骨殖，生有血肉的，都复活成了人，并且，经过了他的“迈答斯的摩触”，这些在胸中澎湃有人性的人物，好像是铸成了金像似的，将要光彩到永远。
中庸，这也是古典文学作者对于题材的态度上以及处理题材的方法上所有的一种特象。希腊人不是盛称着“黄金的中端”么？因为希腊文学成了后代的古典文学的感兴的源泉，于是这种态度也便浸入了一切后代的古典文学。进一步说，古典文学本来是像一个人的中年时代；在这个时代之内，人是已经背负有几十年的经历，这一番的经历已经踏穿了他的青年的幻梦，已经挫顿了他的猛烈的火势；于是理智，中庸便成了他的中年时代的立身处世的工具、态度。他这时已是明于世理了，不论他是只要像一般的人那样，度过一个顺遂、平凡、既无高度的幸福，亦无高度的苦恼的生活，或是，幻梦虽然踏穿了，高洁的理想仍然无损的，并且更显豁的存在着，火头虽然扑下了，那一股热烈仍然在燃烧着，平衡而坚持的：他这时是要有的话不说了，有的事不作了，即使说起话，作起事来，他也是使用着一种安详，曲折的方法，不惜于话人家没有听入，事没有作到头，他在这时候可以说是已经成了一个“相对论”者，知道了说与作的相对上的重要，对于听者，受者的那社会——以及说者、作者的这自我。
浪漫文学却完全与此相反，因为它是文学内的青年，不论是十七岁还是七十岁。幻梦于它是真实，并非幻梦：头一天晚上作的正是头一天日里所想的，并且这头一天晚上所作的，到第二天的日里，还清晰的记得，还继续下去，在第二天的日里，晚上。这也不能非议于浪漫文学——试看古代的幻梦，费长房缩地，修仙者得道飞升，这些岂不是都已经实体的显现于今代的火车、电车、汽车、轮船、飞机、飞船之内了么？叔本华说着“生存之意志”；为浪漫文学辩护的人，他们也可以说得“幻梦之意志”。
至于猛烈的情感，它更是浪漫文学的主要发动力。只看法国的鲁索，他那一世的生活简直是不亚于一个他所提倡的复返自然的对象，甚至不亚于一个现代心理学内所称为“碰着与失着”的老鼠；再看法国的嚣俄，他所著作的那么“伙颐”的诗歌、剧本、小说、文章之内，情感是多么如火如荼，而这些着作，有金也有沙的，在当代的读者，“温和的”或是不温和的，之内，上自听见他的名字便皱眉头的皇帝，下至读着《悲惨世界》而眼泪纵横的贫民窟住户，右自将中庸之道抛去了脑后的古典主义批评者，左至面热筋涨如同醉了酒似的浪漫主义信徒，在这许多种的读者、观众之内，他的著作又是哄起了多么猛烈的情感的反应。（拿让·达尔让JeanDaljean，《悲惨世界》中的主角，来比拟嚣俄著作的本身，拿欧那尼Hernani，《欧那尼》中的主角，来比拟嚣俄的著作的影响，是再好不过了。）
感伤，这便是情感猛烈时所必有的现象。浪漫文学内的感伤，它便等于青年时代的忧郁病。只看浪漫运动初兴于德国的时代，当时的作者是多么月啊、泪啊、幽谧的森林啊、“郭司”式宫堡的废墟啊，他们的感伤的程度，便可由之而推测了。说起来好像矛盾似的——世界上本来也满是矛盾——有时候，最感伤的人竟于是最理智的；即如鲁索，在生活中极其感伤，而在著作中却是极其理智，不然，《民约》一书由那里去作成；又如在“狂飙”时代中度过去了他的风暴的青年的哥德，他在中年却是皈依了那开朗、安详、理智的古典文学，因而创造出了一部充满了思想，受称为“近代思想之大观”的诗歌名著。讽刺诗本是一种最理智的诗体，同时也是古典文学中所丰有的一种产品；然而，在英国文学之内，有一个第一流的讽刺诗作家，他便是十九世纪初叶的浪漫运动中最有特色的一个人，拜伦，《东·黄》（Don Juan）的作者。
浪漫文学作者嗜于采用题材自外国：古代的爱尔兰供给了德国浪漫运动以材料与感兴；十九世纪初叶的英国浪漫运动的一个向导，辜勒律己，由中国得到了诗料，作成他的短篇杰作《忽必烈汗》；十九世纪中的法国浪漫运动的领袖，嚣俄，特别喜欢采用题材自西班牙。浪漫文学本是趋新的，那迷漫着玄秘的色彩的，在服装、语言、习俗、文化上都是歧异的外国，自然是最符合“新”的这种条件了。浪漫文学也取材于古代，不过态度完全与古典文学的不同；就当代说来，古代的题材也自有它的新颖、玄秘、超脱乎习见之一切的色调。
在技巧上，不像古典文学那么成熟而且平匀，浪漫文学是像一个想象新鲜、情感热烈的青年，他说出来的话，多半的时候，可以重复，杂沓，不过也有许多时候，自觉或是不自觉的，是美丽的，简单的一两句话可以捉握住一个真理。浪漫文学在技巧上是一点也不中庸，它无论是在描写人物，或是在叙述情节，它的方法是极端。
至于浪漫文学的“生存理由”，它便是人生递变。自从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在政治上，宗教上，社会上，因了科学兴起，逐渐发展起了实业，又因了印刷改良，民众的意识与教育都是长步的进展，又因了新大陆发现，人生观因之而一变；于是，第一步，久埋在尘埃内的希腊、罗马文学便成了一般有智欲者的公赏品，而他们因此对于这两种文学便有了深切的认识，由了这认识，他们便把古典文学的精神逐渐的发挥净尽，第二步，古典文学既已走到了尽头，同时社会的情况又因了财富由内外两方面猛烈增加的缘故而愈呈复杂、生动，人生观也因了同样的缘故而改易为动化的，向外的，向将来的，这两种蓬勃有如春夏的现象，在它下面生存着的人当然是不会满足于古典文学的缺乏亲切之感，当然更不会满足于古典文学末流的“小啤酒”，他们需要一种亲切的文学，无论是在事实方面还是在情调方面，一种向外向将来的文学，既可以满足他们的进步热又可以满足他们的自尊心的：因此，浪漫文学便应时而起，夸大的，青年的，正投合着新兴的口胃。这是就读者观者来讲。就作者来讲：文学本是要“向人生举起镜子”的，如今社会的情态既然已是这么剧烈的变化了，文学作者正该创造或改造出适当的形体、工具来采摘、容纳这种崭新的材料；并且，作者自身也受了时代性的影响，同代人的胸中所鼓荡起的情感也在他们的胸中鼓荡了起来，同代人的嗜好、希望也便是他们的嗜好、希望，这些情感与这些嗜好、希望，只要作者是能手，他们一定能以捉住来放在文学之中，活跃的，新鲜的。
不仅“现在”是掌握于浪漫文学的手中，便是“将来”也是一样。只看许多的浪漫运动都是发动于一种对于现状的觖望；并且，文学史不是明显的记载着，法国革命的文学方面的发动力了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