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章的主题可以用一个问题来表达：古典自由主义最根本的完备的人的前提，是在什么程度上、在什么意义上而言的呢？很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究，尤其是约翰？帕斯莫尔（John Passmore）公开发行的著述《完备的人》（The Perfectibility of Man）（1970）对这一观点的沿革已经进行了较彻底的研究，更有利于对这个问题的解答。顺便提一下，我注意到了帕斯莫尔使用这个题目时，是在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与女权主义时代之前的，因而我使用“人”（man）这个词语时无意冒犯任何人，也不再赘述性别中立的态度。
更具体地说，伊莱亚斯？哈利勒（Elias Khalil）教授提交给我的两篇论文初稿就明确地指出，古典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完全假设基础本章更早的版本是于2002年3月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帕斯摩尔的演讲发言。
上的
。这个声明很有说服力，反驳了各种传统观点，这些观点认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哲学立场完全站在至善论的对立面，并一直谈到了现代后社会主义者的环境理想主义。
粗略看来，古典自由主义的确不是至善主义乌托邦的价值取向，对此有着大量的基于经验事实的颇有意义的讨论。确实，这样的讨论中会有人说，古典自由主义的现实社会与诗歌、歌曲和政治蓝图中完备的人（男人或女人）相去甚远。古典自由主义现实社会的人总体上而言是理性的，但不总是浪漫的，是有选择的，但不总是乐善好施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好”人，与我们大家一直以为的“好”是两码事。
说到底，我很赞同哈利勒的观点，认为古典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完全假设基础上的。不过，我要强调的是，这个完全前提假设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对人的评判标准有很大差异。我想从以下几点作进一步说明。
首先，在“自我治理”中，我将考察在没有依赖的情形下，个人（和家庭）自我治理能力的大小；其次，在“康德的相互依存”中研究人们互动过程中如何处理礼尚往来的问题；再次，在“谅解或克制”中探讨古典自由主义者在多大程度上理解社会秩序基本原则。这三个部分的第一稿完成于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前。这些事件的发生促使我又增加了“反击自由主义的敌人”，探讨我们多数人忽略的，但冷峻现实告诉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些内容。之后在“现实的多面性”中总结了区分个人或团体立场的多维模型。最后，我得出一般结论。
自我治理
人们有能力自我治理吗？或者，人们还是跟孩子一样，无法基于自身的利益做出决定？姑且不论能力大小，人们偏好独立吗？或者，人们其实更喜欢依赖他人、组织或神话？
这些问题以及类似问题显然需要事实来回答。首先需要明白的是，人与人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同的。任何种族的人、任何历史文化背景下，都有一部分人很在意个人自由、个人自主性，并且具备相应的自信。而另外还有一部分人，虽然还是同样的文化背景，但不在意自由，而且很不自信，这些人则更偏好处于依附地位，让他人、组织或者神话指引他们的行为，喜欢有所依靠的安全感。
古典自由主义最初的假设并没有想当然地认为在所有的文化背景下、在任何时候，绝大多数人都非此即彼地属于这两种类型。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是，无论其历史文化背景如何，大多数人本质上有自我治理潜力，但也会喜欢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下的组织结构。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古典自由主义实际上归属于政治哲学的完备主义。
不过，如果最初的假设是基于经验事实的话，那么就大错特错了。也就是说，如果多数人只是假定有着独立、自信的特质，但在实践中则不尽然的话，则改变组织的社会秩序以契合自由准则的任何努力都将付诸东流，无法成功。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不妨回顾一下20世纪90年代中欧、东欧的实践经验，就不难明白这点。
在一个半世纪的时光里，意识形态的变化人们有目共睹，前启蒙神话的“上帝会照看你”彻彻底底地被新的、可实现的宣言“国家会照看你”替代（见第10章）。就此看来，个人对上帝（以及通过其组织实体教堂）的依赖转移到了国家。说真的，在公开的福利主义者的政治中，对强制性的依赖已经大大超出了之前的准意志论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纵观20世纪的世界，人们从出生、养育、教育都仰仗集体，进而听命于集体。
我们至今仍然对国有企业的失败耿耿于怀，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理论揭露了各地（国）体制试验崩溃的根源。由于商品分配承诺无法实现，于是人们开启了体制改革的历程，努力推进古典自由主义计划中的核心要素产权、市场和民主的改革进程。
这些改革还是在那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进行的。由于这些国家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就容易接受经济学家建议的更“有效率”的一套制度体系。但与此同时，并没有相应的信息告知人们将会面临巨大落差，瞬间失去依赖，只能独自苦苦挣扎适应变化。人们还没有具备独立适应经济发展变化所需的自信—有效自我调适所必需的一点点自信，就被置身于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之下了。
结果可想而知，只有极少数人能意识到新制度带来的机遇并获得极大的发展，而相应的代价是大多数人感到失落，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或神话可以依赖，人们怅然若失。
下面谈一谈中欧、东欧的状况。西方福利民主国家的状况看上去很不错，但实际上举步维艰。由于福利惠及越来越多的人，更多的公民开始依赖国家的福利，而这些仰仗福利的人仍然享有选举权。渐渐地，这些依赖福利的人将国家视作可以用来盘剥其他人的工具，而这些被盘剥的人只会将政治当作解决分配争端的竞技场。如此一来，民主政府的初衷，即通过人们自我治理实现合作共赢的愿景就化为了泡影。
关于完备的人的假设，在这里是指大多数人会倾向于选择独立，应相信他们有能力确定自己的目标。不过如果据此认为这些看法是人们的本能反应就大错特错了。但是如果构建合适的、便于人们走向独立的制度，那么有很大一部分人改变依赖状况也不是什么天方夜谭的事。
康德的相互依存
从某种意义而言，古典自由主义完备的人假定第二层意思与第一层意思呈正交关系。前面已经强调过，古典自由主义应该坚信，绝大多数人能够并且愿意在物质与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保持独立，是独立而非依赖，或者至少尽可能地争取更大程度的独立。
但是，如果认为人们是独立的，就视而不见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即人们礼尚往来、相互影响行动与选择的关系，则古典自由主义大厦会在顷刻间崩塌。由于人们相互依存，就不难设想会有这样一种情形，一个人会将其他人看作需要处置的因素之一，并会基于自身利益加以利用。
我在之前的著述中对星期五（Friday）
出现前后的鲁滨逊？克鲁斯（Robinson Crusoe）进行过分析。在星期五出现之前，鲁滨逊对自己栖息的岛屿进行了非常合理的运用，他尽量使自己的日子过得更舒畅，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求，做到了物尽其用。星期五出现后，我们仍然假定鲁滨逊的行为动机没有改变，在鲁滨逊眼里，星期五与自然界里的事物一样应该为他所用，使自己的状况进一步得到改善。根据康德的理论，星期五或许只是鲁滨逊用以增进自身利益的一个工具而已。
康德的伦理规范颠覆了这样一种关系：人类永远是目的而非手段。这里，假定目的与手段是一个谱系的两端，那么我们又一次面对两种极端情形。不过，很难确切地判定哪些行为违背了康德规范。如果不赞同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观点，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暂且先回到笛福的荒岛故事，从鲁滨逊对待星期五的行为看，星期五是目的还是手段呢？
请注意，就康德规范而言，并没有要求鲁滨逊关心星期五的福利水平，也不存在效用的相互依存关系，更没有特别地要求利他动机。康德规范也不认为鲁滨逊自身会追求终极目的。不过康德规范确实认为在交换或其他关系中，鲁滨逊将星期五看作一种手段。康德基本规则要求行为遵循公平准则，对他人应有基本的尊重。欺骗、舞弊、毁约、失信、说谎、不忠、偷盗等行为，以及更恶劣的人身伤害行为，就不符合康德规范。
若要说循规蹈矩有什么不妥的话，那就是机会主义行为，即只有符合自己私利时，才遵循康德规范的行为。古典自由主义不是这样的，或者说不应该是这样的，只是将这样一种社会互动模式视作一种类型，甚或是可接受的秩序而已。这种情形似乎与经济学家推崇的经济人假设不谋而合，这对经济学家而言可不是很妙。
在这个层面上，古典自由主义更多地引用亚当？斯密对“法律与制度”的描述，即应该促进市场更顺畅地运行。不过，除非引用斯密的说辞作为挡箭牌，否则经济学家的分析不仅无助于澄清问题，反而使问题复杂化了。如果法律赏罚严明，激励包括机会主义者在内的人能遵循康德规范的话，古典自由主义则有可能假设在道德层面存在独立的完备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