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的形式各异，在两汉有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神学目的论，其中包括谶纬神学与《白虎通义》的神学世界观，经过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大变动之后，神学又发生了变化。原来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神学，被佛教神学所代替，崇佛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大风气，在南北朝时期尤为明显。
南北朝时期分裂的门阀世族统治者，非常聪慧，他们认识到佛教中宣扬的“灵魂不灭”与“因果报应”等宗教教义，不仅可以寄托精神、安慰自己，更可以作为麻痹人民斗志的思想工具来利用，即“助王化”“系人心”。南朝宋文帝就曾得意地说过：“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既然佛教还有如此的“神力”和妙处，所以在当时，从帝王权贵到寻常百姓，崇佛就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也有北魏世祖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等少数几人没有加入崇佛的行列。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还曾经亲自迎接天竺僧求那跋陀罗，宋文帝对高僧“深加崇敬”，“劳问殷勤”，还祈其居祇桓寺讲《法华经》，并亲自率公卿“日集座下”，“法席之盛，前此未闻”。在文帝元嘉年间，都中造寺而现有记载者，就有15处之多。齐时期高帝也亲自去听僧远讲《维摩经》，并任命沙门法献与法畅参知政事，当时百姓称他们为“黑衣二杰”。当时的宰相萧子良“敬信尤笃，数于邸园营斋戒，大集朝臣众僧，自赋食行水，或躬亲其事，世颇以为失宰相体。”“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
梁武帝萧衍执政时，崇佛风气愈演愈烈。萧衍得到并依靠门阀士族与僧侣贵族的支持，维持他近半个世纪的统治。在他的统治的一生中，积极修建寺塔，据史料记载：“都邑名寺七百余所”。梁武帝还亲自在惠约受戒，建在禁中戒坛。
“凡太子诸王，公卿道俗受戒者四万八千人。”并三次在梁武帝萧衍同泰寺“舍身”与众为奴（有说法是四次）。在天监三年（公元504年）萧衍发布《敕舍道事佛》，向全国宣称“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为正道；其余九十五种皆是外道。朕舍外道以事如来。”并率道俗界共2万余人举行了舍道奉佛的大典礼。佛教从此成为了国教。
梁武帝舍道奉佛
南朝的皇室贵族也多是皈依佛教的。梁武帝的儿子们大多知晓佛法。有《梁书》记载：皇太子“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并“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太子兄弟辈的南平王伟、安成王秀、临川王弘、鄱阳王恢、始兴王憺等基本都如此。
在南北朝时期，门阀世族者信佛，是司空见惯的。在南齐张融所作的《行律》中，就自称其张氏家族“吾门世恭佛”。梁代的王筠也曾在《答释法云难范缜灭论》中记录说：“弟子世奉法言，家传道训。”王氏家族历代有名的崇佛者，多达30余人，这一说法并不夸张。（以上皇室、世族崇佛的资料具体参阅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甚至一些以周孔为宗的宿儒，也在崇佛的时尚潮流中，加入了这个队伍。有名的有：齐梁时代的老儒生何胤，在刘氏门下授业，研《易》、《礼记》、《毛诗》，并“又入钟山定林寺改奉佛教的何胤听内典”，他著有《百法论》与《十二门论》各一卷，为佛教虔诚服务，最后死在般若寺。另有范元琰，他“博通经史”，亦“兼精佛义”。还有皇侃，被世人称为明《三礼》、《论语》与《孝经》的大儒，撰有《礼义》与《论语义》，这样的一位学者，竟然也每日诵读《孝经》20遍，“以拟观世音经”等等。
范缜和他的《神灭论》
从以上的概述中可以看出，佛教在当时的炽盛与泛滥。面对这种情况，范缜的反佛斗争，是直面作为国教的佛教，那么他面对的对手，则是以帝王为首的权贵阶层，以及当时位居高层的僧侣贵族和一帮有学问的俗儒。这一斗争的艰难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范缜还必须要面对可能遭受的不幸甚至杀头的风险。范缜如果没有敢于坚持无神论真理的大无畏的气魄，是难于面对这个艰难局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