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以来，在甘肃的敦煌、酒泉、嘉峪关、武威、甘谷等地的汉代熢燧遗址和墓葬中，发掘出汉简约3.5万余枚，学术史料价值较高的是居延汉简、敦煌汉简和武威汉简。甘肃汉简中绝大多数是居延汉简，其中记有疾病和医药的简牍近百枚，其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多种疾病的临床症状和治疗方法，以及当时人们对这些疾病的认识水平。居延地处西北边塞，昼夜温差很大，尤其是冬季气候寒冷，加之当时人们抵御寒冷的条件较差，因此简牍中有许多戍边吏卒因感受风寒而“病苦伤寒”，说明“伤寒”在汉代是一种主要常见病。故甘肃省中医院孙其斌主任“从居延汉简看《伤寒论》”一文中认为：“‘伤寒’名称出现的本身就对伤寒专著的产生提出了时代要求”。武威汉简中迄今已发现了92枚医药简牍，题目为《治百病方》，是我国发现医药简牍最多的一次，内容包括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等，载方32个，其中散剂15方，比《伤寒论》的8方还多；另有膏剂8方，丸剂4方，汤剂2方。近年来，甘肃省中医院张延昌主任等人对武威汉简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取得瞩目的成果。成书于东汉末年，伟大的医学家张仲景著述的不朽之作《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完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著作，也是在中医药学术发展史上具有辉煌成就与重要价值的一部经典著作，被历代医家奉为圭臬。宋代之后的医学家多尊张仲景为“医圣”及“医方之祖”。北京中医药大学王庆国教授研究表明，《伤寒杂病论》是在汉代临证医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居延汉简的成书年代早于《伤寒杂病论》，而武威汉简与《伤寒杂病论》成书年代较为接近，二者无论在药物的使用方面，还是药物用量及服法上，都有很大程度的可比性。它们之间表现出一定时期祖国医学发展的联系，或者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汉早期与东汉末年中医学的发展状况。此亦合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之旨。由此可见，居延汉简、武威汉简的研究，对陇医学以及祖国医学文化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敦煌汉简截止目前共发现了4批，对敦煌医学的研究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甘肃省平凉崆峒山是全国道教的发源地之一，历史上就有“黄帝访道到崆峒”之说，秦、汉时崆峒山上就有庙宇建筑。佛教传入甘肃的时间约在前秦时期（公元364）年，甘肃有名的几处文物古迹，如敦煌的莫高窟、永靖的炳灵寺、天水的麦积山等，都是因佛教的传入，先后于前秦、北魏时期营造的。始建于清代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拉卜楞寺是我国六大佛教寺院之一。伊斯兰教是公元7世纪中叶从阿拉伯半岛传入中国的，并由新疆一带传入甘肃。天主教最早传入甘肃时间是康熙4年（公元1665年）？由山西传入的。基督教于本世纪初从陕西传入甘肃天水地区。客观的讲，宗教信仰对陇医学的传承与发展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疾病病因的认识、诊断手段、治疗方法、预防卫生以及医德等方面。如道教的炼丹术从另一个侧面上对中医方剂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佛教传入所带来的以印度医学为主的域外医学，在医方及养生保健等方面都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基督教传入甘肃后曾在兰州创办福音医院等。同时，宗教信仰也对甘肃的少数民族医药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
地处陇东黄土高原的庆阳，是华夏始祖轩辕皇帝活动的摇篮和周人的发祥地，也是祖国中医药学文化创始人岐伯的故乡。其历史悠久，民间文化艺术沉淀十分丰厚，与岐黄医学一脉相承的香包便是这民间艺术之花中的一朵奇葩，不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更有防病治病的特殊功效，千百年来曾为人类的繁衍生息做出过一定的贡献。《山海经》是先秦文献中记载药物最多的一部非医学著作，载药百余种，分别治疗30多种疾病，且有内服、外敷、佩带、熏洗等不同的方法。相传庆阳香包起源于医学之祖岐伯。1973年湖南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出土文物中，发现装有香药的香囊，说明香包早在秦汉时期就已普遍使用。两汉乐府民歌名篇《孔雀东南飞》中也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的名句。2001年在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双塔寺2号石造像塔塔体内发现，被誉为千古佳绣的“千岁香包”，据考证是金大定十年（公元1170年）？或此之前的作品，足以显示庆阳香包的历史地位。另据清·乾隆《庆阳府志》载，带香草荷包是庆阳人端午节最重要的一项活动，这种风俗一直延续至今，并越来越受到世人关注。鉴于此，庆阳市委、市政府决定于每年端午节期间，在庆阳市举办中国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自2002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三届，同时举办两届省级岐伯学术研讨会，将具有民族文化特色、防病治病的香包与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力地推动了老区经济的发展，也为陇医学文化传承与发展谱写了新的篇章。
5民族医药优势独特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在少数民族中，世居甘肃，人口在千人以上的有回、藏、东乡、土、裕固、保安、蒙古、撒拉、哈萨克、满等10个民族。此外，还有30个少数民族成份。东乡、裕固、保安为甘肃3个特有少数民族。各民族有各自的文化，也有各自的医药，民族医药在保障民族地区人民群众健康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前文所述，宗教信仰对民族医药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对外交流则促进了民族医药的发展。佛教渊源于印度，一般认为佛教最初传入约在西汉末、东汉初。据史书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支国（原居我国甘肃的一个强盛的少数民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国家）国王使臣来华口授佛经，同时为中国带来了印度医学。西汉开通的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一条模贯亚州、非洲和欧洲的国际大通道。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从国外及中国的西陲带入胡桃、安石榴等，中国丝织品、药材包括肉桂、大黄等大量出口，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医药文化交流。盛唐时期中外医药交流十分频繁，而“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资治通鉴》）卷360“唐玄宗天宝十二载八月纪事目条”）。大一统元王朝的建立，大大促进了各民族医学的交流和发展，使元代医学呈现出汉、蒙、回、藏、维等各具特色的民族医学交相辉映、争相斗艳的局面。其中蒙古族的饮食习俗及其食疗本草的撰著，以及具有阿拉伯医学特点的回回医学，在元代医学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17世纪以后，藏族地区各大寺院纷纷建立医学部——“门巴扎仓”，甘肃省夏河县拉卜楞寺就有这一机构，培养藏医药人员，研究藏医学，设立门诊、诊治疾病，对传播和发展藏医药学起到了促进作用。解放后，甘肃根据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先后成立了2个民族自治州，7个自治县，30个民族乡，并建立了甘南州藏医院，夏河、碌曲、玛曲和天祝县藏医院等，使民族医院初具规模。截止目前，仅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就有藏医药机构36所，其中藏医医学教学机构1所，藏医药研究所1所，县级藏医院7所，藏医药诊所26家，藏药生产企业1家，使甘肃藏医药事业焕发蓬勃的生机和活力。经多年努力，甘南佛阁藏药有限公司目前处于全国藏药生产企业的排头兵；甘肃中医学院藏医学院是继西藏、青海之后的第三家国内藏医学院；甘肃省藏医药研究院成为国内第一家省级藏医药研究机构，研制出的藏成药已达380多种；整理出版20多部藏医药著作；建立了多处藏药材资源保护基地，开创了藏医药工作的新局面。
6展望未来任重道远
甘肃的中医药事业历来在全国医药卫生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解放后的发展更为迅速。50年代初，根据国家对中医药的指示精神，开始组建中医联合机构。1954年，召开了全省中医代表会，并建立了甘肃第一个中医门诊部，继而又发展为甘肃省中医院。经过不断完善充实，现已成为全省中医医疗、教学、科研相结合的中医基地。50年代后期，相继开展了老中医带徒、西学中等不同形式的人才培养。60年代初，省内大多数综合医院普遍成立了中医科或中医门诊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甘肃的中医药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84年10月，省政府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省振兴中医工作会议，并作出了《关于振兴中医事业的决定》。二十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广大卫生和中医药工作人员的艰苦努力，全省中医药事业得到初步振兴和基本恢复，中医药医疗、教学、科研体系已基本建立，中医药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为防病治病，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0年，省人大制定颁布了《甘肃省发展中医条例》，2001年，增设了甘肃省中医管理局。2004年12月29日，省政府又组织召开了全省中医工作会议，出台了《关于加快中医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标志着甘肃中医药事业又步入了一个新纪元。回顾历史，我们以有出现过岐伯、皇甫谧等著名医家而骄傲，以有发现了敦煌医学、居延汉简、武威汉简等文化遗产而自豪。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丰富的药材资源，绚丽的民族医药，构建了陇医学，陇医学在祖国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都是历史。展望未来，任重道远。我们还应该更加清醒的看到，与兄弟省市相比，甘肃省中医药事业发展还相对滞后，存在着人才匮乏、设备不足、特色不够突出，服务能力和水平还不够高等不足。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是一项系统而伟大的工程，有其独有的精神内涵，陇医学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任义不容辞地落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因此，我们不能沾沾自喜，更不能恢心丧气，而应立足实际，从头做起，扎扎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为开创陇医学更加辉煌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2005年在庆阳召开的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学术研讨会议上大会交流，指导：谢君国）
三、庆阳香包的医用价值
，地处陇东黄土高原的庆阳，是华夏始祖轩辕黄帝活动的摇篮和周人的发祥地，也是祖国中医药学文化创始人岐伯的故乡。其历史悠久，民间文化艺术沉淀十分丰厚，与岐黄医学一脉相承的香包便是这民间艺术之花中的一朵奇葩，不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更有防病治病的特殊功效，千百年来曾为人类的繁衍生息做出过一定的贡献。兹就其医用价值探讨如下。
，香包，古称香囊，亦称荷包、佩玮，陇东民间又称绌绌、耍活等。其含义有二：从狭义上讲，是将具有芳香气味的药末（又称香草）置于透气好的棉、绸小袋内，佩带于身，以防病治病。因其气味芳香，故名香包，亦称香囊。从广义而言，是指将装有香草的药末置于刺绣精美的荷包、枕头、兜肚、坎夹、针扎等内，以防病保健、避邪祛恶、装饰衣着、表达情感、传递友谊，属于陇东刺绣的一种形式。庆阳香包，历史悠久，源渊流长。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医学巨著《黄帝内经》，奠定了祖国中医药文化的基础，亦为香包防病治病提供了理论依据。1973年湖南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出土文物中，发现装有香药的香囊，说明香包早在秦汉时期民间就已普遍使用。随着历史的沿革，庆阳香包与陇东民间刺绣工艺进行了有机地结合，针工技艺越来越考究，表现形式更多种多样，使用方式也灵活多变。外型设计中既有传说人物和原始图腾，又有各种动物及花鸟鱼虫；既有佩带于身的香囊，又融入到枕头、兜肚、坎夹、针扎等日常用品之中；既可佩带，又能悬挂，正如，两汉乐府民歌名篇《孔雀东南飞》中所说的“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2001年在庆阳市华池县双塔寺二号石造像塔塔体内发现，被誉为千古佳绣的“千岁香包”，据考证是金大定十年（公元1170年）或此之前的作品，足以显示庆阳香包的历史地位。另据清乾隆《庆阳府志》栽，带香草荷包是庆阳人端午节最重要的一项活动。这种风俗一直延续至今，并越来越受到世人关注。2002年端午节期间在西峰成功举办的首届中国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庆阳香包，种类齐全，名目繁多。其中香囊、药枕、兜肚健身防病，功不可没。源于《黄帝内经》的祖国中医药学，便十分重视防治结合。《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就有“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的记载；《素问·刺法论》中亦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之说。唐代名医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九》中载有“赤散辟温疫之伤寒热病方：藜芦、踯躅花、附子、桂心、珍珠、细辛、干姜、牡丹皮、皂荚九味末之，分一方寸匕，置绎囊中带之”。充分说明佩带香囊可避瘟防疫。另据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四十五》载，“儿皆须著帽，项衣取燥，菊花为枕枕之”。至今沿用。陇东及间亦有用荞壳、绿豆衣、蚕砂等为枕，使儿枕之，皆取其清利头目之义。否则则正如宋代陈文中《小儿病源方论》所说的“头为诸阳之会，诸阳所腠也。头脑为髓之海，若热则髓溢汗泄，或颈颅肿起，或头缝开解，或头疮目疾”。此外，《备急千金要方·卷六》中还有两个用药枕治病的方子。“治目痛不得睡方，蒸大豆袋盛枕之”；“治蚰蜒入耳方，炒胡麻捣之，以袋盛，倾耳枕之，即出”。兜肚亦可治病，清代外治专家吴师机《理瀹骈文》中就有“治痞积……用大附子、小茴香、公丁香、母丁香、木香、升麻、五味子、甘遂、沉香、麝香，揉艾缝兜肚，缚丹田穴”的记载。以上将药物研末袋装，采用佩带、枕头、兜肚的治疗方法，统称为中医的药袋疗法，属中医服饰疗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医儿科尤为适用。枕头法、兜肚法更适用于老年人。作为华夏文化发祥地之一的庆阳，每年端午节早晨，家家的大人们都要给孩子佩带上精心绣制的香囊，有肩上扎的、胸前吊的、背上背的、腋下挂的，袖子上缝的，浑身上下都缀满了香包。还有给老年人送长寿枕、耳枕、兜肚等习俗。中医理论认为，小儿肌肤娇嫩，脏气清灵，药物容易透达，只要使用得当，就能取得随拨随应，药轻效捷的效果。且小儿神识未开，服药困难，惧怕打针，使用香包防病保健，方法简便。老年人则由于机体气血脾胃相对虚弱，头痛、失眠、眩晕、腹胀、腹痛、腹泻等症常易发生，使用药枕、耳枕能清利头目，穿带兜肚更能温中散寒、健脾益胃。这充分说明庆阳民间头要凉，背、腹、足要暖的传统摄生方法是有科学道理的，同时也体现了尊老爱幼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