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认为，一个人只有为官清廉，才能主持公正。为此，雍正帝告诫官员：“以循良为楷模，以贪墨为鉴戒……操清廉乃居官之大本。故凡居官者，必当端其操守以为根本，乃可以为良吏。”
雍正帝对于清廉刚正的官员很爱惜。浙江总督李卫以严猛廉洁著称，雍正帝曾赐他御书“公勤廉干”匾额一块。李卫不苟同于官场积习，无所瞻顾，不徇私情，不避权贵，得罪了不少大员，这些人串通告状。雍正帝心中有数，指出：李卫粗率狂纵，人所共知，但他却是刚正之人，“朕取其操守廉洁，勇于任事。以挽回瞻顾因循、视国政为膜外之颓风耳”！
雍正帝虽然很重用清官，但他对清官也会作具体分析。他说：当官的若不干事或者干不好事，人品再好，也不过是个木偶，起不到治世安民的作用。直隶吴桥知县常三乐，廉洁安分，也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他胆小软弱，以致地方好多事久拖不决，工作难有起色。直隶巡抚李维钧要上调常三乐的县令职位，吏部却认为常三乐没有什么功绩而不予批准。雍正帝知道这件事后，毫不含糊地指出：常三乐当官软弱，实属失职，应当免去官职。由此可见，雍正帝不仅要求官员们清廉刚正，而且要有真实的才干。为了造就一支高效的官吏队伍，雍正帝还命令文武百官荐举人才。
雍正帝要求官吏必须为官清廉，但同时也反对某些官员借清廉之名而沽名钓誉。为此，他指出：“取所当取不伤乎廉，用所当用不涉乎滥。固不可竣削以困民，亦不必矫激以沽誉。”这就是说：做官的取自己应当取的钱财不能算作不廉，用自己应用当用的钱物不能算是滥用。所以，既不要剥削老百姓，也不要伪饰清廉而沽名钓誉。
为了有效地推行廉政，雍正帝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号召群臣提倡节俭。
雍正帝素喜清淡，“御膳”常常是烧豆筋、炒豆芽等几个简单的素菜，外加一碗糙米饭。掉一个饭粒都要捡起来吃掉，未动的菜则回锅热热下顿再吃。连侍卫都感叹皇帝太寒碜，雍正帝则淡淡一笑：“朕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何物不可求？何膳不可进？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啊！”雍正帝从未去过承德避暑山庄，也没到江南做过巡幸活动。就算他不得不去拜谒祖陵时，都不同意在沿途安放过多的临时设施，稍有花销，就认为是过奢之举。
此外，他对群臣进献的稀世珍宝也大不以为然，反倒认为：“行一利民之政，胜于献稀世之珍也；荐一可用之才，胜于贡连城之宝也。”
雍正帝明确指出：“世人无不以奢为耻，以勤俭为美德，若诸臣以奢为尚，又何以训民俭乎？”（即：世人都反对骄奢淫逸，都把勤俭当作美德。假如群臣反过来都以奢侈为时尚，那又怎么去教导百姓们提倡节俭呢？）
应当说，雍正帝的确是一位胆识皆备、办事雷厉风行的皇帝。他有令必行，有禁必止。他在位13年，励精图治，在施政的各个方面实行了独具特色的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尤其是他坚决打击贪污腐败行为、力倡廉政、整饬吏治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康熙王朝后期遗留下的虚诈不实的官场弊端，为“雍正改元，政治一新”打响了第一炮，为乾隆初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雍正二年（1724年），他谕令膳房：“凡粥饭及肴馔等类食毕，有余者切不可抛弃沟渠。或与服役下人食之，人不可食者则哺猫犬，再不可用者则晒干以饲禽鸟，断不可抛弃。朕派人稽查，如仍不悛改，必治以罪。”数年之后，他得知膳房沟水内仍有倒掉的饭食，又训诫膳房太监说：“膳房沟水内抛弃饭粒甚多。从前不时晓谕，尔等并不严饬所管人役。如朕再行查出，必不轻恕尔等，不单罚尔等之俸、革膳房人等钱粮而已。慎之！慎之！”
在这里，雍正帝为节约粮食可谓费尽心思，从人食、猫食到鸟食，交代得清清楚楚。至高无上的封建皇帝，专门为剩粥剩饭的处理下一道特谕，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大概也绝无仅有。
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他颁布长篇特谕，说：“夫米谷为养命之宝，既赖之以生，则当加以爱惜，而不可存轻弃之心。且资之者众，尤当随时撙节，而不可纵口腹之欲。每人能省一勺，在我不觉其少，而积少成多，便可多养数人。若人人如此，则所积岂不更多，所养岂不更众乎？”
他还告诫百姓：“米谷乃上天所赐以生养万民者，朕为天下主，唯有敬谨宝重，仰冀天心默佑，雨畸时若，岁获有秋，俾小民家有盖藏，人歌乐土。朕既为万民计，不敢轻忽天贶，尔等绅衿百姓，独不为一身一家之计乎？朝夕生养需用，既受上天之赐，若果加以爱惜，随时撙节，则上天必频频赐赉，长享盈宁之福；若恣情纵欲，暴殄天物，则必上干天怒，不蒙赐赉，而水旱灾棂之事不免。其理岂或爽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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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对朝政的管理，可谓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对自己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更是非常谨慎，他处处以“常怀爱民之心，多行益民之举”为准则。这些思想内容在他所制定的家规国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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