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杨坚很了解暴虐的统治不得人心。当了皇帝后，唯恐重蹈覆辙。怕人心不服，所以总是警惕自己，谨慎地处理政事，注意节俭。
他的三儿子秦王杨俊，灭陈的时候立下战功，受到奖励。后来，杨俊觉得自己是皇子，又有战功，生活越来越奢侈，根本不把法律放在眼里。他指使手下的人放高利贷，敲诈勒索，使许多小官吏和老百姓倾家荡产。隋文帝听说后，特地派人去调查处理，把杨俊手下的人抓起来几十个。
可是，杨俊不但不收敛，胆子反而越来越大。他模仿皇宫建造自己的宫殿，用外国进贡来的香料涂抹墙壁，用美玉、黄金装饰台阶，宫殿的墙上到处镶着镜子。还搜罗许多美女，日夜寻欢作乐。隋文帝知道了这些情况，非常生气，下令罢免了杨俊的官职，把他禁闭起来。
将军刘升以为隋文帝不过是一时气愤，就去说情。他对隋文帝说：“秦王不过是多花了些钱，把房屋修得稍好一些，这算什么大错？我认为陛下处罚过重了。”隋文帝严肃地说：“法不可违，不论什么人都得遵守国家的法律。”刘升以为隋文帝不过是说说而已，就坚持说：“秦王还年轻，这算不了什么大错，陛下就饶了他吧！”还没等刘升说完，隋文帝站起来就走了。
过了几天，大臣杨素又来劝隋文帝赦免杨俊。隋文帝说：“皇子和百姓只有一个法律，照你们的说法，为什么不另立一个‘皇子律’？任何人犯罪，都得依法制裁！”
杨俊听说隋文帝拒绝了杨素的请求，既担心又害怕，就病倒了。病中，他给隋文帝写信表示认罪，请求宽恕。隋文帝对送信的人说：“你回去告诉杨俊，我艰苦创业，都是为了他们，希望大隋天下子孙万代传下去。他是我的儿子，反倒要把杨家的天下断送掉，叫我还有什么可说？”
没过几天，杨俊病死了。他手下的人请求给杨俊立个石碑，隋文帝不同意，说：“想要留名，在史书上记一笔足够了，何必立碑！”随后，吩咐把杨俊府中奢侈华丽的装饰全部毁掉。
隋文帝对皇亲国戚、王子、大臣比较严，对百姓却比较宽。他认为，法律太苛，百姓就会反抗；法律和缓，百姓就会受到感化，自己的统治才能巩固。因此，他下令制定“隋律”，废除了前朝的许多残酷刑罚。百姓有冤枉可以越级上告，直到朝廷。各地判了死刑的罪犯，不能在当地处决，一定要送交大理寺复审，然后由皇帝批准执行。
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齐州有个叫王伽的小官，送70名罪犯去京城长安，当时法律规定罪犯在押送途中，一定要套上枷锁。走到荥阳的时候，王伽见这些罪犯头顶太阳，颈套枷锁，实在痛苦，就叫他们停下来，对他们说：“你们犯了国法，受了处分，这是罪有应得。可是，你们还给押送你们的民夫添了痛苦，让他们陪着你们风吹雨淋太阳晒，你们忍心吗？”罪犯们都表示自己有罪，连累民夫，实在过意不去。王伽说：“你们带着枷锁，长途跋涉，也很不容易，我想把你们的枷锁去掉。咱们约定时间，到长安城门集齐，你们能做到吗？”罪犯们都很感动，一齐跪在王伽面前说：“大人的慈悲，我们终生难忘。”王伽遣散了民夫，把罪犯的枷锁去掉，说：“如果你们失约，我只好替你们受罪了。”说完，王伽便放了罪犯，自己带着随从向长安进发。
约定的日期到了，罪犯们都按时来到城门口，一个也不缺。隋文帝听说这件事以后，非常惊异，马上召见王伽，对他大加赞赏。还把罪犯们召进宫里，设宴招待他们，并赦免了他们的罪行。随后下了一道诏书，要求各级官吏学习王伽，用感化的办法管理百姓。
隋文帝很留意民间疾苦。有一年，关中闹饥荒，他看到百姓吃糠拌豆粉，就拿来给大臣们看，责备自己没有治理好国家，下令饥荒期间不吃酒肉。一个封建时期的皇帝，能这样做就很不容易了。
隋文帝把过去行之有效的制度加以发展，比如继续推广均田制，规定一个男劳力可分田80亩，一个女劳力可分田40亩。这样做虽然得田最多的还是官僚大地主，但是毕竟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一些土地，使地主兼并土地受到限制，这就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由于广大农民辛勤劳动，加上隋文帝的节俭廉政，只经过二十几年，隋朝的经济就繁荣起来。政府的仓库都装得满满的，一直到隋朝灭亡以后20多年，隋朝仓库的粮食还没有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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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俭治身，则无忧；以俭治家，则无求。”隋文帝认为：自古以来，没听说有奢侈腐化而能长治久安的。故一生非常注意节俭。他对皇亲国戚要求非常严格，如若犯法，一律严惩；而对平民百姓犯法，则主张用感化的办法管理。作为一代帝王能够严以律己、为人师表，实属难能可贵。
倡俭戒奢有利于为政清廉，倡俭戒奢有利于社会稳定，倡俭戒奢有利于国家发展。隋朝兴亡之快，充分说明：奢侈则招致民怨，民怨则导致亡国；而节俭则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廉者，政之本也。”我们应牢记历史的教训和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