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孟明视上了弦高的当了。弦高是个牛贩子。他赶了牛到洛邑去做买卖，正好碰到秦军。他看出了秦军的来意，要向郑国报告已经来不及。他急中生智，冒充郑国使臣骗了孟明视，一面派人连夜赶回郑国向国君报告。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21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纂的杂家著作，又名《吕览》。全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内容驳杂，有儒、道、墨、法、兵、农、纵横、阴阳家等各家思想，所以《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郑国的国君接到弦高的信，急忙叫人到北门去观察秦军的动静。果然发现秦军把刀枪磨擦得雪亮，马匹喂得饱饱的，正在作打仗的准备。他就老实不客气，向秦国的三个将军下了逐客令，说：“各位在郑国住得太久，我们实在供应不起。听说你们就要离开，就请便吧。”
三个将军知道已经泄露了机密，眼看呆不下去，只好连夜把人马带走。
郑国避免了一次灭亡的命运。当郑国君主要奖赏弦高时，他却婉言谢绝，说“作为商人，忠于国家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受奖，岂不是把我当作外人了吗？”
商业社会不像农业社会，可以老死不相往来，相对农业社会，比较容易起争端，对法制的要求自然产生。诉讼既然多，而法律又没有公布，贵族凭借自己的优越地位，就可以上下其手。子产为了多数人民不再受少数人的欺枉和愚弄，认为有将法律固定下来，并加以宣布的必要。
《吕氏春秋》载：“子产治郑，邓析为务难之。”邓析是当时的讼师，他给人们打官司，收费标准是：大案成衣一套，小案只收上衣或者裤子一件。结果生意兴隆，客户蜂拥。
子产将法律公布于众但与此同时，郑国的民风变得不淳朴了，过去拉人进来打板子大家都是一声不吭，低眉顺眼像个太监，可现在呢，板子还没举起来，人家就喊，且慢！叫邓析来，说说清楚！然后就扯着嗓子大叫孩儿他妈，快借两件新衣裳找邓先生去！
于是，郑国大乱，民口喧哗，问题不解决不行了。子产相国断然决定：“杀邓析而戮之”，把他杀了而且陈尸示众。
在杀了邓析之后，为了改变贵族任意曲解法律的弊病，公元前536年，子产“铸刑鼎”，即把惩治犯罪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全国老百姓公布。这是中国政治史、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
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举措。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说，春秋时期，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决不能让国人知道。这样，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这当然是一种古老专制时代的遗迹。
子产决心打破这种蒙昧，他根据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主持编订了三种刑法，并把刑法公诸于世，让老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无疑是进步的法制理念，当然也打击了贵族特权。子产这个做法，遭到很多贵族反对。
晋国大臣叔向就专门为此给子产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信中说：“开始我对您寄予希望，刖人鬲（音lì，古代炊器）。西周青铜器，刖是古代断足之刑，在此图中，将刖人铸于鬲座的前门上。现在我的看法改变了。从前先王衡量事情的轻重来断定罪行，不制定刑法，这是害怕百姓有争夺之心。即使这样，还是不能防止犯罪，因此用道义来防范，用政令来约束，用礼仪来奉行，用信用来保持，用仁爱来奉养。制定禄位，以勉励服从的人；严厉判罪，以威胁放纵的人。还恐怕不能收效，所以用忠诚来教诲他们，根据行为来奖励他们，用专业知识技艺教导他们，用和悦的态度使用他们，用严肃认真对待他们，用威严监视他们，用坚决的态度判断他们的罪行。还要访求聪明贤能的卿相、明白事理的官员、忠诚守信的乡长、慈祥和蔼的老师，百姓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使用，而不致于发生祸乱。百姓知道有法律，就对上面不恭敬，大家都有争夺之心，用刑法作为根据，而且侥幸得到成功，就不能治理了。
夏朝有违犯政令的人，就制定禹刑；商朝有触犯政令的人，就制定汤刑；周朝有触犯政令的人，就制定九刑。三种法律的产生，都处于末世了。现在您辅佐郑国，划定田界水沟，设置毁谤政事的条例，制定三种法规，把刑法铸在鼎上，准备用这样的办法安定百姓，不也是很难的吗？《诗经》说：‘效法文王的德行，每天抚定四方。’又说：‘效法文王，万邦信赖’。像这样，何必要有法律？百姓知道了争夺的依据，将会丢弃礼仪而征用刑书。刑书的一字一句，都要争个明白。触犯法律的案件更加繁多，贿赂到处使用。在您活着的时候，郑国恐怕要衰败吧！肸（叔向自称）听说，‘国家将要灭亡，必然多订法律’，独角兽。在古代，独角兽是法律的象征。恐怕说的就是这个吧！”本来民众怀着恐惧之心，不敢随便乱来。你把法律公布了，民众就会钻法律的空子，争相琢磨怎么做坏事而不至于被制裁，这样就对长官没有畏惧之心了。”
由于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增长和奴隶们反抗的加剧，奴隶主的统治原则和社会制度，即所谓“礼治”遭到了越来越大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地主阶级明确地提出了要以法治代替礼治，主张政治上一切按照公布出来的法律条文办事，借以限制奴隶主贵族的特权。
这是划时代的大事，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变革在法权方面的反映。原先的奴隶主贵族统治奴隶和劳动人民，本来是用刑的。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残酷的刑罚，可是他们没有公布的成文法。《书经》中的《吕刑》说，“五刑之属三千”。照一般的解释，这就是说，刑法的条款有三千之多。但《吕刑》没有说这些条款是公布的。对于奴隶，曶（音hū）鼎拓片。曶鼎是西周中期叫“曶”的人所铸造的青铜器。原器已亡，今仅存铭文。此铭文第一段记曶受王命事，第二段记曶与限、效父等以匹马束丝换五奴隶事，第三段记曶控告匡季纵奴抢禾事。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刑，完全由奴隶主贵族自己临时决定。“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这样，他们就可以任意屠杀奴隶和劳动人民，使奴隶和劳动人民经常处于极端的恐怖之中，以维持他们的统治。
子产在郑国“铸刑书”。刑书就是刑法。他把刑法铸在金属鼎上面，公布出来。他所铸的刑书上所公布的其实就是奴隶主阶级使用的传统刑法。内容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是把本来不公布的刑法条文公布出来。但这件事办得比较早，仅公布成文法这件事就是一件大事。这是对于奴隶主贵族权威的一种限制，是对于传统制度（“礼”）的一种破坏。但是当时的历史潮流已经超过了只公布成文法这一点，而是要求制订一种新的刑法。子产“铸刑书”，并不足以适应当时历史的需要和先进人物的要求。子产“铸刑书”没有革新的意义，只有改良的意义。
但是，即使这种改良的措施，也遭到当时极端守旧人物的反对。上面提到，晋国的叔向对于当时的奴隶主贵族的没落，很是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