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曾在他的《雅典政制》中记载了梭伦的一首诗歌，诗中这样写道：我所给予人民的适可而止，他们的荣誉不减损，也不加多；即使是那些有势有财之人，也一样，我不使他们遭受不当的损失；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这样，人民就会好好追随领袖，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富厚如属于没有教养的人们，餍足就要滋生不逊。我使这样的事情普遍流行，调整公理和强权，协和共处，这样我应允的事都一一完成。我制定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果是别的人代我执着鞭策，他，这不智与贪婪，又哪能抑制人民！因为如果我有时让敌对的两党之一得意，而有时又令另一党欢欣，这个城市就会有许多人遭受损失。所以我维护双方，进退维谷，有如孤狼在一群猎狗之中！
梭伦改革触及了当时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关系，是对旧生产关系的调整，所以恩格斯称它是一场“革命”，但这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旧势力没有被彻底清除，下层人民的要求也没有很好地满足。梭伦推崇“中庸”，企图用妥协的办法来求得斗争双方的和解，一方面改善平民的经济状况，一方面保护贵族的政治特权，正如他自己形容的那样“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
作为一个仲裁者，梭伦改革坚持公正公平原则，照顾了各个阶层的利益。解除债务的政策，无疑是对债权人的一种“侵犯”，对于贵族特权是一种打击，对于债务奴隶来说无疑是一种解放。同时，以财产划分等级，必然会让梭伦在维护他的法律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跻身第一、二等级的行列，此消彼长，当然是对旧有贵族专权的削弱。但也仅仅是削弱，因为相当一部分贵族仍可以凭借其财产保留在第一、二等级上，只是不能再独占鳌头罢了。
同时对于平民来说，给予了他们提升社会地位的一种途径，也是给他们心中注入了一份希望。以前，如果出身奴隶，就会永远是奴隶，现在却不一样了，只要你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你就有了说话的筹码。虽然最终飞上枝头的凤凰毕竟是少数，但这样的一份希望却可以换取人们心中的一份安定与公平。这有点像中国古代的科举制，虽然家族门第十分重要，但读书人陶片放逐法中使用的陶片。陶片放逐法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等若干古希腊城邦所实施的一项独特的政治法律制度，制度设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放逐有恢复僭主野心的雅典政治家。却有可能通过科举而走上仕途。只不过在梭伦时代的雅典，此种途径变成了财富而已。
在梭伦的改革中，第四等级的人是不能担任政府官职的，而且在“四百人会议”中没有被选举权。这个规定可以看成是对贵族的妥协和平民的限制，但第四等级的人拥有选举权，这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对贵族的一种限制。同时，第四等级的人可以参加公民大会，打破了以往公民大会只是作为贵族政治附属品的局面，提升了普通民众的公民权，也提高了公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
除此之外，各个等级的人都有权成为陪审员，这既是司法民主的表现，同时也是对贵族的抑制以及对平民地位的提升。
梭伦在经济方面的改革稳定了雅典公民团体，促进了工商奴隶主阶层的崛起，使雅典阶级结构发展为贵族奴隶主、工商奴隶主、平民三足鼎立的多元社会格局，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社会基础；政治措施使下层平民得以参与国家政治，为雅典民主政治提供了制度保证，同时也开启了西方权力划分的先河；渗透在改革中的“中庸”精神与先前“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雅典民主政治和西方民主政治提供了价值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梭伦迫使贵族作出了大幅度的让步，同时也没有完全满足平民的要求。虽然双方勉强能够接受梭伦立法，但双方都对立法不满。贵族丧失太多，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无地平民也因为没有满足他们的土地科里女人雕像。希腊古风时期的灰石雕刻。高175厘米，约公元前650年作。其面部表情活泼兴奋，带有“古风式微笑”，现藏法国巴黎卢浮官博物馆。要求，对改革有所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民选调解官”，拥有大权，享有无上威望的梭伦，有理由无限期保持他的政权，成为雅典的僭主。何况公元前6世纪初期，是希腊世界僭主政权盛行的时期。此时科林斯僭主伯利安德、米利都僭主司拉绪布卢、西息温僭主克利斯提尼在位，小亚细亚、西西里和大希腊各邦到处是僭主盛行，优庇亚岛上著名的铜城，拥有大批殖民城市的邦卡尔西斯也在僭主统治下。梭伦的朋友们都劝他建立僭政，不要“鱼在网中，却让它跑掉了”。但梭伦坚决不为所动。对他的朋友说，僭主政治是一个可爱的地位，然而没有一条路可以由那里走下台。面对贵族对他的责难，平民对他的不满，以及要拥立他为僭主的朋友们对他的讥嘲，梭伦伫立海滨“好像一群猎狗包围中的狼”。最后，他要求雅典人立誓保持他的法律，他放下了政权，离开雅典到海外漫游去了，再未进入政坛，直到公元前560年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