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伦改革前的雅典社会性质历来史学界都存在争议，一说是氏族社会，一说是国家社会，但社会矛盾紧张是确凿无疑的。当时社会分为贵族和平民两个等级，贵族把持国家权力，肆意剥削平民，迫使大量平民失去土地和人生自由；破产平民或被作为奴隶出卖以抵偿债款，或沦为贵族的被保护人和“六一汉”。“六一汉”为贵族耕种土地，交纳收成的六分之一（也有人说六分之五）。战神山，意即“战神阿瑞斯之石山”。它是一座多岩石的小山，约113米，位于雅典卫城的西北方。在希腊神话时代、 前古希腊时代与古希腊时代，它是雅典城邦的最高刑事法庭，主要审判杀人案。残酷的剥削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公元前632年，贵族青年基伦发动政变；公元前六世纪初，雅典平民酝酿暴动，内争削弱了国力，西部邻邦麦伽拉乘机征服距雅典海岸仅1英里的萨拉米斯岛，危及雅典的安全。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困境面前，雅典推举梭伦全权负责改革。梭伦改革可以说是形势所迫，不得不为。
在梭伦改革前，雅典实行的是贵族统治，其最高行政长官称为执政官，决策机构为战神山议事会，这种制度是在公元前7世纪确立的。确立之初，是有其进步作用的：彻底废除了个人独裁、 世袭制、 终身制，建立了集体统治的法治原则。在民众中树立了一种新的观念，对于谋求主权者，人人得而诛之，从而为国家权力进一步下移提供了可能。
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在政治上，贵族政治是少数贵族的集体统治，普通公民没有权利参与政府运作；在经济上，由于缺少监督和有效的制约，贵族大肆侵吞平民的土地财产。许多平民因债务问题失去土地和人身自由。
而与此相对，由于盛产白银和建筑用的粘土、 大理石泛雅典体育场，1896年4月6日至15日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就在泛雅典体育场内隆重举行。等，雅典很早就成为工商业中心。由于工商业的发展，一些工商业奴隶主阶层逐渐形成，他们自然也要求分享政治权利。
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选为首席执行官，成为平民与氏族贵族斗争的仲裁人，开始改革。
梭伦改革时，希腊社会矛盾已经非常尖锐。占有奴隶的工商业者和自由民与旧贵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战争中凭借军功建立巨大威信的梭伦，成为各阶层都能接受的矛盾仲裁者，以执政官的身分实行了广泛改革。所有雅典人把希望寄托在梭伦身上。富人愿意他执政，是因为他是富裕的；穷人也愿意他执政，是因为他是诚实的。
1．宣布解负，废除债务
“解负令”就是废除雅典公民以人身作抵押的一切债务，禁止再以人身作抵押借债，禁止把欠债的平民变为奴隶。由国家出钱把因无力还债而被卖到异邦为奴的人赎回，这一措施史称“解负令”。
此时的雅典，正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这是反映债务奴隶的红像陶瓶，名称为Athenian black-figure urn，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再现了橄榄收获季节，债务奴隶在劳动。贵族富人占有最好的土地，贫苦农民由于还不起债而成为奴隶，广大平民则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如梭伦在诗中描绘的：灾祸降临到了每个家庭，院门无法把它阻挡，越过高高的围墙，在房间的一角翱翔。在一首哀歌中，梭伦又写道：我注目凝视，而悲哀充溢于吾心，这伊奥尼亚最古老的地方竟至陷于绝境。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充分揭露当时贵族统治的黑暗，他在《雅典政制》中指出：“贫民本身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事实上都成为富人的奴隶，他们被称为保护民和‘六一汉’（因为他们为富人耕田，按此比率纳租，而全国土地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如果他们交不起地租，那么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子女便要被捕，所有借款都用债务人的人身为担保，这样的习惯一直流行到梭伦的时候才改变。”
亚里士多德，古希腊斯吉塔拉人，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公元前335年，他在雅典办了一所叫吕克昂的学校，被称为逍遥学派。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代的黑格尔。
“这时雅典的政治完全是贵族寡头的统治，在民众眼中，宪法上最残酷最苛虐的部分就是他们的奴隶地位。”
公元前594年的一个清晨，古城雅典的中心广场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农民、 手工业者和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兴致勃勃的人们正急切地等待着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新上任的首席执政官梭伦将在此宣布一项重要的法律。
只见梭伦在众人的注视下大步登上讲坛，环顾四周，径直走到一个大木框前。此时，嘈杂的会场立时变得鸦雀无声，人们凝神平息，视线随着梭伦不约而同地投向了那个大木框。
梭伦用手一拨，将架在木框中的木板翻转过来，刻在木板上的新法律条文便呈现在人们面前。梭伦高声宣读了这项旨在打击没落贵族、 促进奴隶制经济发展的法律“解负令”：由于欠债而卖身为奴的公民，一律释放；所有债务全部废除，被抵掉的土地归还原主，因欠债而被卖到外邦作奴隶的公民，由城邦拨款赎回。并以洪亮的声音庄严声明：“此法律的有效期为一百年”。顷刻间，掌声雷动，欢声四起，那些无力还债的农民更是起劲地欢呼，整个雅典城被一种异常热烈的气氛所笼罩。广大贫民摆脱了沦为亚里士多德关于《雅典政制》的论文奴隶的厄运，那些因欠债而被卖到异邦的人也能回来了。正如梭伦在诗中所写的，他拔掉了竖在被抵押的土地上的债权碑。梭伦自然因此受到了广大贫民的爱戴。
当然，贵族、 财主们不高兴了。于是梭伦作出了榜样，他带头放弃了别人欠他父亲的一大笔钱，并鼓励富人们也这样做。
对于梭伦实行此项改革的深层原因，恩格斯认为，它与国家起源有关。恩格斯说：“社会一天天成长，越梭伦公布法律的转轮来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围；即使最严重的坏事在它眼前发生，它也既不能阻止，又不能铲除了……既然氏族制恩格斯，德国社会主义理论家及作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的亲密战友，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与马克思合著《共产党宣言》，并协助马克思完成《资本论》。度对于被剥削的人民不能有任何帮助，于是就只有期望正在产生的国家。而国家也确实以梭伦制度的形式给予了这种帮助，同时它又靠牺牲旧制度来增强自己。梭伦揭开了一系列所谓政治革命，而且是以侵犯所有制来揭开的……迄今所有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在梭伦所进行的革命中，应当是损害债权人的财产以保护债务人的财产。债务简单地被宣布无效了……他清除了负债土地上的抵押柱，使那些因债务而被出卖和逃亡到海外的人都重返家园。”
“解负令”不仅使雅典公民中的贫苦大众解除了最沉重的负担，而且由于它取消了债务奴隶制，还对雅典和希腊的奴隶社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不过，这种取消只是指本国公民而言，并不阻碍奴隶制本身的发展。以后雅典的奴隶便全由外邦人充当，由于公民不再受债务奴役，城邦体制更为巩固，民主政治也发展起来，遂使希腊奴隶制经济走向繁荣。因此，从辩证角度看，“解负令”实际上代表着促进希腊奴隶社会发展的进步方向。出于同样精神，梭伦还规定了公民个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防止土地过分集中，通过保护小农而使城邦体制获得健康发展。
2．瓦解世袭，任人唯富
梭伦另一项重大改革措施是按土地收入的财产资格划分公民等级，取消以前的贵族、 农民、 手工业者三级之分。这个政治改革自然使工商业奴隶主大得其利，因为他们按财产必居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同时，对贵族也并非彻底打击，因为贵族以其财产仍可列第一和第二等级，只是他们的特权受到削弱，不能再独占政权了。
等级划分的具体细则是第一等级的财产资格为每年收入按谷物、 油、 酒等总计达500麦斗以上（每麦斗约合52公升），称“五百麦斗级”；第二等级是收入300麦斗以上者梭伦改革前夕，贵族们就雅典遇到的问题激烈辩论。，称“骑士级”；第三等级的标准则是200麦斗以上，称“牛轭级”（有牛耕田者）；其余收入不及200麦斗者统归入第四等级，他们靠打工为生，故称“日佣级”。
划分等级的目的是为了分配政治权利：第一等级可任执政、 司库及其他一切官职；第二等级与第一等级同，只是不得任司库；第三等级可任低级官职，与执政官等高官无缘；第四等级则依旧不得担任一切官职，但可和其他等级一样充当陪审法庭的陪审员。由此可见，梭伦使工商业奴隶主以第一和第二等级而获得掌握政权的机会，把他们上升为统治阶级。他给予平民的政治权利却有一定限度，反映他的改革始终保持着他自以为荣的“中庸之道”。
在梭伦改革前，雅典的国家首脑，显然仍是国王，古史传说也提到雅典曾有一个王朝，只是具体情况不很清楚。以后的演变则是王权逐渐衰落，贵族大权独揽。到公元前8世纪间，雅典城邦的首脑已不是国王而是执政官（或称“名年执政官“，因公元前683年后以其名纪年），但国王（巴赛勒斯）之名仍保留在行政官名中，它是位于名年执政官之下的一个执政官的称号，可译为王者执政官或祭仪执政官。从王名保留的情况看，王权的取消似乎未经过暴力废黜。此时中央议事会已成为贵族会议，只有贵族才能参加，各执政官由它从贵族中选定，交公民大会形式上通过。执政官最初是终身职，后改为十年一任，到公元前683年改为一年一任，雅典的贵族政治至此达其顶峰。
这时雅典的执政官多达9人：首席或名年执政官是国家元首，执掌内政；王者执政官主持节日庆典、 宗教仪献给德米忒尔的还愿浮雕。约公元前310年完成，可能发现于希腊彭特利库斯山。大理石，高66厘米，宽111厘米。1810年起入藏卢浮宫。式并管理氏族事务；军事执政官统理军务；最后6名司法执政官管理司法和整编法令。九执政之制使贵族对国家政治的垄断无孔不入，他们包揽官职，自订法律，在政治上压迫平民群众，经济上则通过高利贷、 土地兼并和债务奴隶制使贫苦的农民、 手工业者破产流离，甚至卖儿卖女，无以为生。
梭伦对此进行了改革，规定国家官职应先由各部落分别投票选出候选人，然后再从这些候选人中抽签选出。以九执政官来说，每部落先预选十人来角逐九名执政官的职位，然后从中抽签选出九人。配合梭伦关于四个等级认定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执政官由贵族垄断的情形。
3．公民大会，民主基础
在梭伦改革前，战神山议事会是国家权利结构的中枢，管理着雅典所有重大的事务。梭伦上台后，着手恢复了公民大会，使它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城邦大事，选举行政官。一切公民，包括第四等级的人，不管是穷是富，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公民大会的行政机关是十令官，由公民大会选出。
在这个新的权利机构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组织，那就是四百人会议，也称四百人议事会。它是由四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第四等级外雅典的集市，在此举行民众代表大会，其他公民都可当选。四百人会议获得了原属贵族会议的众多权力，如为公民大会拟订议程，提出议案，成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贵族会议虽然保存，却没有原先的威风与实权了，逐渐变得名存实亡。相比于贵族会议权力地位的降低，公民大会却从原先的形同虚设逐渐恢复了它作为城邦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因为选举和通过各项改革法令都必须在公民大会进行，公民群众参加大会的积极性空前提高。
梭伦并不满足于政治方面的民主建设，他还力图建立司法方面的民主制度。这就是梭伦新创的陪审法庭，它不仅参与例行审判还受理并裁决公民投诉或上诉的案件，等于雅典的最高法院。梭伦规定每一公民都有上诉权，而陪审法庭是以陪审员当法官，人数在数十甚至百名左右，每个陪审员由所有等级的公民经抽签方式选出，审案时投票作出判决，因此比较民主，打破了贵族垄断司法的积弊，扩大了公民的权力。
公民大会、 陪审制度，奠定了雅典的民主政治基础。后来克里斯提尼在梭伦的基础上，使雅典民主化进一步完成。
